一、中华内科杂志第七届编委会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郑晴,许倩,汪谋岳[1]（2022）在《中华神经科杂志第七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文中研究表明中华神经科杂志第七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9月23日在广东省珠海市召开。会上宣布了第七届编辑委员会名单及顾问名单, 总结了过去4年来的杂志工作情况, 并就未来的编委会工作展开了规划和讨论。中华医学会期刊管理部包雅琳编审、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刘冰副社长、中华神经科杂志第七届编辑委员会总编辑蒲传强教授和名誉总编辑崔丽英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共有近100位编委通过线下和线上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华神经科杂志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刘雪松,侯鉴君,胡朝晖,王蕾[2]（2021）在《《中华内科杂志》第十一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文中研究说明《中华内科杂志》第十一届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77名编委（包括顾问）参加了会议。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刘冰副社长,中华医学会期刊管理部卢全同志全程参加了会议。会议就第十届编委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新一届编委会的工作进行了展望,新一届编委就如何办好杂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第一时段由第十届、第十一届总编辑贾伟平教授和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侯鉴君编审共
梁壮[3]（2021）在《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题为“叙事、符号与知识——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意在通过叙事、符号与知识三个角度分析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形式,全文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绪论主题为“中医文化的表达”,述明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文化的形成应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类形式是其他领域的文化现象对中医学产生影响,第二类是中医学体系与知识进入其他其他文化领域中造成影响。第二类过程的实质之一为中医内容的不同形式展现。中医文化内容则指文化理论、思想、观念与成果本身,而文化形式则指把这些思想内容加以呈现的表现形式。形式研究的一个简明思路是将文化作为文本。涉医文学是医学与文学两者互相需求、互相协助的结果,作为叙事性涉医文学,明清白话小说具有特殊价值:是中医文化总结期的见证、是中医文化的综合性平台、是贴近中医文化现实的语言表达方式。第一章为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说明不仅疾病无悬念地成为了文学对象,中医学和中医文化也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明清白话小说涉医文本有两个显着的特征:丰富但不集中、广泛但稍显重复。按照多寡详略和文章结构,可以将涉医文本分为单句式、组句式、段落式、章节式和跨章节式五类;按照所引医学内容的专业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泛称疾病、指名论症、谈因辨机、拟构医方、书写医案五类。医学主题小说较少,有医者小说、医界小说、药物和药名小说三类。涉医文本的形成有继承和创新两种情况。文本的继承,主要是从或不同体裁或前代作品中直接改用;创新则是从积累的原始素材入手,进行素材的文学化和小说化。作者的医学背景与涉医文本风格,尤其是涉医深度有正相关关系。历史发展受到小说发展和医学发展两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可分为明初至明中叶、明后期至明末、清前期、清中后期、晚清五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小说面对同样的涉医素材,会基于类型风格和读者期待风格进行类型化的处理。写入小说的中医文化内容丰富,有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等。第二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研究。小说继承了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一部分是史书中的医家传记,一部分则是医案记录。涉医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技巧方面值得探讨是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两个部分。视角有患者视角、亲属视角、医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等。叙事空间上,以病床为核心的患者空间和辐射状的医者空间存在交叉,医者的身体空间对患者小空间形成了有效介入。疾病故事的线性结构可分为病前、病中、医疗、病后四个情节单元。一个成熟的涉医叙事模式,应包括:趋同的叙事功能、类似的叙事特征、叙事空间上和人物形象的接近等要素。模式的形成应经历开创、模仿、发展、最终成熟等过程,又会在内容、形式、主旨三个方向发生变异。叙事中的疾病发挥线索和隐喻两个功能;医者则承担帮助者、推动者、观察者和隐喻的功能。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疾病作为主人公的考验代表着困境主题,医疗直面生死,代表着拯救主题。《西游记》形成的谐趣化审美和《红楼梦》为先导的唯美主义风格代表着对中医文化审美的发扬。第三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研究。文化符号学可以适用于中医文化研究之中。中医文化的符号化过程有自己的特色、脉诊的符号化是典型例子。小说中会进行进一步符号化,若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或者受众共识,则容易失败。中医文化符号化的典型是药物。中药的符号化,可以获得次文本意义、文本意义、超文本意义三种层次的意义。具有文化意义的药物大多会在情节中发挥一定的叙事功能。这类文化符号化中药常常成为了所属功效类中药的标志性药物。鸦片类似的药物文化符号则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时代主旋律共振,成为时代的共同文化记忆。如毒药、迷药、哑药、性药之类的特殊药物统称,亦取得了与具体药物一样的符号化程度。药名文化的核心要素是药名代码是否能被发现和理解,因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用编码一解码理论来审视。白话散文中的药名文学是小说的新贡献。中医符号还可以进行临时符号化,也就是作为比喻的喻体;同时又进入了民间语言之中。第四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中医知识是在中医学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也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中医术语为中医药学内用来表示中医药学相关概念的词语集合,对术语的运用是显性知识的特殊形式。小说以表达显性知识为主,才学小说是其典范。为了知识对接受者的顺利传达,作者往往选择做进一步解释,即对知识的评论。以知识的角度而言,中医医籍的固定体例属于一种特殊的程序化知识,小说家常对于这类中医文化形式知识的利用和表达进行仿拟。第五章为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和意义阐发。明清小说当然地属于明清社会在文化领域的投射,疾病与医学概莫能外,可分为具体知识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医学观念的隐含反映三种情况。中医文化可以放置到集体记忆理论之中,特定时期的医疗民俗有较强的仪式性和稳定性,是一类典型的文化记忆。叙事医学认为医疗过程具备叙事属性,普及中医叙事阅读,需要选择适合的阅读文本,应满足符合中医思维和观念、熟练运用中医语言、足够的叙事性和人文素养三个条件。明清通俗小说具有丰富的文本与多样的中医内容、丰富的叙事元素与医患视角、自然逼真的中医语言与浓厚的人文素养三个优势,具备成为中医阅读文本的条件。明清涉医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是一个完整的中医文化传播过程。将明清小说放置到传播学的框架之内可以考察小说形式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和经验教训:应满足作为受传者的读者对易读性和可读性的平衡:作为媒介的小说有真实与虚构的裁量、事理情的融合、文学技巧的使用三个方面的经验:作为传播者,中医文化者应重视话语权把握,扮演好把门人的角色。
李全平[4]（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指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宁[5]（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指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段瑶[6]（2020）在《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是中成药制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在中成药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传统中药堂作为中成药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数量众多,其中的佼佼者凭借代表性中成药脱颖而出,成为整个中成药业的代表和缩影。彼时传统的中药堂仍以前店后场为主要制售模式,一方面传承传统中成药的组方配伍、炮制技术以及制药方法,另一方面一些着名的中药堂吸纳西方先进技术创制新的剂型,或是尝试引入简单的机械设备来代替人力、提升效率,这些均是现代中成药制药的萌芽。民国时期留下的中药堂药目、档案、报刊、广告、仿单、以及药包材等内容十分丰富,它们不仅有文物的价值,更是民国时期中药堂及其代表性成药相关文献的重要载体,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中药堂、中成药,乃至整个中成药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目前关于民国时期中药堂及其代表性成药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中药堂经营之道,如经营理念、营销策略等,但对其生存下来的核心竞争力——代表性中成药研究不足;一些研究虽涉及药堂的代表性中成药,但多数未系统探讨其源流、传承等,有待深入。本研究拟通过对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相关史料、档案等进行系统整理,以文献为线索,纵横比较分析,并结合古代医籍厘清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形成和发展的源流;在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大背景视野下,深入探讨民国时期中药堂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为当前中成药发展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传统文献学、文献计量学、口述史与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同时参考历史学研究方法,通过搜集整理相关文献,梳理着名中药堂发展历程,探求其代表性中成药的源流,同时探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民国时期中成药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对象为民国时期北京、天津、苏州、杭州、上海、广州、佛山七地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的相关文献。文献搜集包括网络与实地调研。网络资料收集以民国、中成药业、国药业、中药堂名称（根据不同中药堂名称）、中成药名（根据不同中成药名称）为关键词,查询相关文献网站、数据库、档案网站以及相关报刊网站。实地调研则前往北京、天津、苏州、杭州、上海、广州、佛山等地图书馆及档案馆,调研民国时期中成药业、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相关文献及档案资料。走访以上七地着名药堂祖铺及其博物馆,采访相关工作人员。将收集到的中药堂药目、档案、报刊、广告、仿单、以及药包材等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借助以上诸种文献资料,梳理着名中药堂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代表性中成药源流。在全面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民国时期中成药业形成体系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对现代中成药发展的借鉴。论文正文分为九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对研究时间、地域范围进行界定,对“成药”及“中药”、“国药”等概念加以辨析,同时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历代成药发展概述”,梳理成药起源及民国以前历代成药发展概况,总结不同历史时期成药发展的特点及中医药学术进步对成药发展的影响。第三至第八部分选择有地域代表性和覆盖性且经济繁荣、成药业发达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的北京、天津、苏州、杭州、上海、广州、佛山七座城市着名中药堂如同仁堂、长春堂、永安堂、延龄堂皮赞公老药铺、达仁堂、隆顺榕成记药庄、雷允上诵芬堂、胡庆余堂、姜衍泽堂、童涵春堂、蔡同德堂、陈李济杏和堂、潘高寿药行、梁仲弘蜡丸馆、冯了性药铺、流泽堂源吉林号、梁家园药号等共计16家,及其代表性成药“凉开三宝”、乌鸡白凤丸、避瘟散、阿魏化痞膏、灵宝如意丹、虎骨酒、全鹿丸、药露、沉香舒郁九宝丹、加味藿香正气丸、六神丸、鳖甲煎丸、宝珍膏、人参再造丸、光明水眼药、虎骨木瓜酒、追风苏和丸、陈皮、川贝枇杷露、抱龙丸、冯了性药酒、源吉林甘和茶、梁家园少林膏药等共计20余种。每一地区首先总述该地中成药业发展状况,然后遴选当地最着名中药堂2～3家,从其创办与发展、经营特色与理念、规模入手加以论述,从各药堂辗转流传至今的第一手药目文献出发,分析各药堂成药的品种数量、功效主治和治疗疾病的分布,并与其他药堂药目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不同药堂的成药特色,或将同一药堂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选择各药堂不同剂型代表性成药若干种,重点介绍其组成用量、功效主治、剂型特色、源流考证、后世发展及临床应用情况。第九部分为讨论,分析民国时期中成药业发达地区代表性中药堂特点与中成药特色、中药堂与代表性中成药的关系、影响中药堂发展的因素以及对现代中成药业的借鉴等内容。具体而言,民国时期中药堂数量较之清代有所增长,规模也有所扩大,中成药加工生产分工更加细化,开始出现机械化代替纯手工生产,产品也开始大量行销外省及海外各地;成药则种类数量繁多,涵盖丸、散、膏药、膏滋、丹、胶、露、油、酒等多种剂型,主治涉及内、外、妇、儿、五官、伤等科,覆盖常见病疾病谱,满足临床使用。且着名中药堂代表性成药具有时代地域特色,如同仁堂作为御药供奉,强调品质,成药以温和调养的补益之品如乌鸡白凤丸和应对急症的急救药品凉开三宝为代表;民国时期传染病多发,江南多湿热,故而治疗时邪疠毒,烂喉丹痧,喉风喉痈的六神丸应时而生;此外还有各种用于治疗风湿痹症、滋补壮阳的内服药酒,以及外用治疗风湿痹痛、跌打损伤的膏药和南方特有清热败火的凉茶,都是各中药堂的特色中成药。中药堂凭借优质的中成药提升影响力、获得利益,而中成药又借助中药堂的影响力得以广泛传播。之所以中药堂和成药在民国时期呈现以上发展态势,和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理念的激烈碰撞,以及西方医药业的冲击。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的影响,民国时期国内战事频发,各行各业都受到极大冲击,虽然许多老字号、大品牌在战争的间歇期都曾有过短暂的快速扩充,飞速发展,但是到了民国末期多因为内战影响而几近凋敝。建国后,许多老字号保存了其原有的品牌和特色产品,在今天仍然换发着活力,但也有不少一度辉煌的老字号和其代表性中成药湮没于时代的洪流中。通过上述九部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民国时期的中成药业发展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既有积极的,亦有负面的。在诸多因素影响下,相较于清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成药业整体呈现发展趋势。无论药堂数量还是规模均较之前有所增加,一些着名药堂制售的成药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提升了其影响力。二、尽管受到西医药的巨大冲击,种类繁多、剂型丰富、基本覆盖了常见病疾病谱的中成药与中药汤剂共同承担着祛除疾病、保障健康的重任,在维护民众身体健康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其地位不可替代。三、民国是传统中成药制药向现代中成药制药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中成药既传承与发展了传统成药的组方配伍、炮制技术、制药方法等内容的精华,同时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亦吸纳西方先进技术,尝试着自我革新,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中成药制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成药发展体现的守正融合创新态势是其在激烈生存环境及竞争下焕发活力且延续至今的关键所在,为中成药在当今如何借力时代发展的东风提供思路线索。民国时期着名的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是整个中成药业的缩影,在民国这一连接古代与现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它传承了历代积淀下来的成药精华,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与时俱进。当今现代医药科技迅猛发展,中成药依然广泛运用于临床,在中医药领域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其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同在,如何解决发展中的诸多瓶颈问题,令人深思,民国时期中成药业及其成药的深入探寻研究可为之提供有力借鉴。
臧亚萍[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论文运用出版系统论、把关人理论、媒介讯息论等相关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作了研究。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组织机构及产品策划进行了考察,总结发展规律与特点,属于当代四川古籍出版专门史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改革开放后四川古籍出版活动,数据样本范围以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5家社为主。文章通过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计量学多种研究方法,力图剖析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该时期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概况问题;二是古籍出版机构自外至内的组织构建问题;三是编印发系统下的古籍出版产品策划问题。并希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能为繁荣四川古籍出版,提供一些理论、实践意义的参考资料。正文分为三个研究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通过分析5家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归纳古籍出版数量变化、出版内容类别分布规律,并对古籍出版成就、发展成因,以及复苏期、探索期、转型期三个发展阶段特点进行论述,最后概括出四川古籍出版的三个不足:即重复选题、整理方式不平衡、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第二部分研究四川古籍出版组织系统。研究发现,外部组织由U型结构到M型结构进行设置转变,具有组织人员权威、组织结构一体化的显着特点。以巴蜀书社为例的内部组织结构在部门组建上趋于柔性化和灵活性,早期人员构成虽以人才调聘、计划培养为主,但出版队伍始终保持专业性和稳定性。第三部分研究古籍出版产品策划特点,分别从内容、形式、宣传、营销四个子系统要素分析入手。研究发现,由于古籍出版同其他出版类型不同,内容策划上,策划作者多具有权威性高、专业性强的特点,策划选题表现为延续性、地域性、差异性和时代性四个鲜明特征。古籍图书的开本设计强调与内容风格统一,封面设计注重体现艺术审美性和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对装帧设计获奖图书进行个案研究,总结出古籍图书在形式策划上注重设计整体性的特点。宣传、营销策划方面,四川古籍图书宣传方式多样,在传播技术变迁影响下,虽经历传统、网络到媒介融合宣传的三个过渡阶段,但书讯书评、活动推广和媒体宣传仍为现阶段古籍图书的三种主要宣传方式。以巴蜀书社为代表,四川古籍出版产品注重精准营销和海外营销,但在对其进行品牌认知度问卷调查时也发现,巴蜀书社存在品牌认知度不高的问题。最后,论文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提出四川古籍出版的初步对策,指出论文本身的不足,并对将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吴培红,冷怀明[8]（2019）在《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第三军医大学学报》创刊40周年》文中研究表明《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正式创刊于1979年。40年来,《学报》从无到有,从季刊到半月刊,逐步成长为中国精品期刊、中国百强报刊、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学报》关注生命科学前沿热点问题,积极报道临床新技术新方法,军事医学特色明显。在严控稿件质量、防范学术不端、数字化出版与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学术水平和办刊质量在国内综合性医学期刊中名列前茅。两度被评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科技期刊,连续7年获得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编委会和编辑部不断发展壮大,编委会除囊括大学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外,还增设特约编委和海外编委,纳入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和海外热心《学报》工作的学者;编辑部团队加强学术交流,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在"防范学术不端""出版伦理"方面形成了系列研究,并付诸实践,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展望未来,《学报》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须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办刊经验,走军事医学特色办刊之路,坚持不懈抓学术质量,重视编辑人才培养,努力提高《学报》的国际影响力。
张勇[9]（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范宁[10]（2016）在《古代食疗专篇专着中含药情况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从源头考证古代药膳之名的出处和实际含义,梳理古代食疗专篇专着中含药的情况,探索其临床应用规律和利弊,以期为现代药膳学术及其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照。方法采用史学、文献学、逻辑学和统计学等研究方法,结合中医饮食营养学、中药学和保健食品等多学科知识,对古代以药入食具体问题进行考证和分析。检索《二十五史》《十三经注疏》和《中华医典》光盘中“药膳”之名,考证古代药膳确切含义。为研究方便和真实反映古人以药入食的情况,选取从唐至清的以“食疗”、“食治”、“食物”“饮食”等命名的29本食疗专篇专着,逐页检索食疗本草和食疗方,整理其中含药的情况,统计所用药物性味、毒性和主要功效,以及含药食疗方的烹饪方式、膳食类型和主治病证,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结果药膳之名非出于医书而仅见于经史古籍,包括《后汉书·列女传》的《二十五史》中共有19处提到“药膳”,《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中有1处,但以上20处“药膳”含义均为“药”与“膳”并称而非以药入膳。与现代药膳和食疗相关的18本教材、4本专着、32本辞书、6本科技名词术语和3个法律法规包括行业规范等5类文献中,对药膳和食疗的定义均非常模糊甚至相互矛盾。通过对古代以药入食记载的整理和统计,发现除唐代食疗本草中药物所占比例为6.61%外,元明清各代食疗本草中药物所占比例均低于5%,元代比例最低为4.05%。20部单本食疗本草文献中,药物所占比例在5%以上者7本（35%）,5%以下者13本（65%）。其中药物所占比例最高者为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8.29%）,比例最低者为明代应麐的《蒲水斋食治广要》（1.34%）。在首见食疗专篇专着的唐代,食疗本草中含药比例较高,一定程度上表明,在食疗本草初兴时期,人们对药物和食物的区别没有后期明确和严格。宋代和元代含药食疗方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37.60%和38.74%,其次是明代为32.44%,唐代和清代含药食疗方所占比例较低,分别为16.39%和17.35%。在15部含食疗方的文献中,含药食疗方所占比例在50%以上者3本（20%）,在50%以下者12本（80%）。其中比例较高的3本文献,均有特殊背景存在：1本为明代穆世锡的《食物辑要》,此书中仅有1个食疗方且含药；1本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养老食疗》,食疗方数目较少；另1本为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食疗方中应用草果较多。在余下的12部文献中,含药食疗方比例最高者为宋代《太平圣惠方》,最低者为清代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从宋至清含药食疗方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可见,继宋代以药入食盛行后此风渐衰。食疗本草中所含药物以植物药为主（61.96%-80.45%）；其中偏性药占绝大多数（77.17%～91.11%）；药味中出现频次排在前3位的为苦（28.76%）、甘（24.68%）和辛（20.60%）；有毒药物在唐代所占比例最高,为15.25%,在元明清3代所占比例均低于7%；药物主要功效出现频次排在前3位的情况,唐代为清化热痰（6）、补阳（3）和发散风寒（3）,元代为理气（4）、补阳（3）和温里（3）,明代为补阳（11）、理气（10）和利尿通淋（7）,清代为理气（13）、补阳（10）和息风止痉（7）；唐元明清4个朝代所有药物主要功效出现频次排在前3位的为理气（28）、补阳（27）和清化热痰（14）。食疗方中所含药物以植物药为主（71.06%-85.92%）;其中偏性药占绝大多数（84.85%-93.55%）；药味中出现频次排在前3位的为辛（29.79%）、苦（28.63%）和甘（25.73%）；有毒药物在宋代所占比例最高,为12.98%,在唐元明清4代所占比例均低于9%；药物主要功效出现频次排在前3位的情况,唐代为利尿通淋（3）、发散风寒（3）和温里（2）,宋代为补阳（8）、利尿通淋（5）和温里（4）,元代为补阳（7）、利尿通淋（5）和发散风寒（4）,明代为补阳（8）、补阴（4）和理气（4）,清代为补阳（11）、补阴（5）和发散风寒（4）；5个朝代所有药物主要功效出现频次排在前3位的为补阳（36）、利尿通淋（19）和发散风寒（18）。以上食疗本草和食疗方中所含的药物,绝大多数在当时亦属药物。其中有毒药物的出现可能与治疗顽疾重症、品种混淆和笔误有关,且剂量和使用方法均有章法。含药食疗方的主要膳食类型为米面食品、菜肴和酒,主要烹饪方式为煮、浸和酿。含药食疗方主为治病而设。各代含药食疗方主治病证出现频次位于前3位者：唐代为虚劳（9）、痹证（6）和淋证（4）,宋代为虚劳（47）、痢疾（13）和呕吐（12）,元代为虚劳（30）、脾病（15）和中风（5）,明代为痹证（16）、虚劳（8）和酒毒（6）,清代为咳嗽（15）、痹证（13）和虚劳（9）。综合以上5个朝代的含药食疗方所治疗的单一病证,以虚劳最多。而5个朝代含药食疗方所治疗的脏腑病证中,数量最多的均为脾胃病,其中唐代有6个,宋代有41个,元代有33个,明代有16个,清代有18个。含药食疗方用于养生者所占比例极少（4.00%）。含药食方中部分药物的使用可能有品种混用现象,这主要见于植物形态或药物气味功效较为相似的品种之间。如苍耳或为卷耳之误,木通与关木通相混淆,吴茱萸与食茱萸相混淆。造成此情况的原因可能为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人仅能通过肉眼观测或品尝来区别植物。另外,宋代以前的手抄版本难免有错讹现象发生。再加上许多本草专着已佚失,现代版本多是从后世其他本草着作中辑复而来。因此,本草中所载的某些药物的准确性有待考证。再者,服食风气的兴衰对于食疗方中石药的应用有深刻的影响。用石药来治疗疾病,一方面是发挥了其本身的药效,另一方面也发挥了其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但有些石药含有重金属或其他有毒物质,可能会引起毒副反应,因此在应用时需要严格把关,中病即止,谨防重金属蓄积中毒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危害。此外,宋代药食并用商品化的盛行导致食疗方中用药比例增加,这虽是中医药蓬勃发展的表现,但长时间大量饮用含有辛香药物的“茶汤”“凉水”势必会导致人体气血阴阳的偏颇,不但没有起到防病治病的效果,反倒引起了新疾。随后的元明清未再盛行此风气。清宫医方中的药食并用之方,均由太医院医生根据病人具体情况辨证施行。是药三分毒,药物偏性大于食物,势必会影响到人体气血阴阳的平衡。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的“药食同源名单”中均含有诸多偏性较大药物（分别为68.97%和80.35%）,药味以甘、辛、苦为主,部分还有毒性（分别占药物总数的6.90%和8.67%）。结论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知以药入食在古代是医生针对具体病人辨证实施的膳食方,属于治疗方法之一,在现代应归属于临床营养学的范畴。因此,不应该由普通居民及厨师等非专业人员自行实施。同时,大众不应期望靠此达到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等各样效果,以药入食应慎重,需在医生指导下实施并中病即止,以防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二、中华内科杂志第七届编委会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内科杂志第七届编委会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3）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绪论 中医文化的表达 |
| 第一节 中医文化的表达 |
| 一、中医文化的定义与形成 |
| 二、中医文化的主要形式:文本 |
| 三、中医文化的文本:从文学文本到明清小说 |
| 第二节 研究结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 |
| 第一节 承载中医文化的明清白话小说 |
| 一、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 |
| 二、涉医文本的特征和分类 |
| 三、医学主题小说 |
| 第二节 涉医文本的生成 |
| 一、文本的继承和创新 |
| 二、作者与文本 |
| 三、文本的时代性与类型化 |
| 第三节 写入明清小说的中医文化 |
| 一、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 |
| 二、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 |
| 三、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 |
| 第二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 |
| 第一节 叙述形式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 |
| 二、叙事视角与叙事时间 |
| 三、涉医情节的叙事空间 |
| 第二节 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的形成 |
| 一、涉医故事的结构特点 |
| 二、涉医叙事模式的要素 |
| 三、模式的形成和变异 |
| 第三节 为叙事服务的疾病与医者 |
| 一、疾病在叙事中的作用 |
| 二、医者形象的叙事功能 |
| 三、历史名医文化的叙事演绎 |
| 第四节 涉医主题与审美的呈现 |
| 一、疾病与困境主题: 主人公的考验 |
| 二、医疗与拯救主题: 直面生老病死的中医学 |
| 三、中医文化的审美取向 |
| 第三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 |
| 第一节 中医文化符号的概念 |
| 一、符号与文化符号学 |
| 二、中医文化的符号化 |
| 第二节 药物与药名:中医符号的典型例证 |
| 一、符号化的中药 |
| 二、特殊药物的符号化 |
| 三、药名文化 |
| 第三节 其他中医符号现象 |
| 一、作为喻体的中医药文化 |
| 二、民间语言中的中医药 |
| 第四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 |
| 第一节 中医知识 |
| 一、中医知识与分类 |
| 二、术语与中医术语 |
| 第二节 小说语境下的中医知识呈现 |
| 一、知识的显性表达 |
| 二、对知识的评论 |
| 三、对中医形式知识的仿拟 |
| 第五章 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 |
| 第一节 社会医疗与小说 |
| 一、社会的投射: 小说的医学史研究 |
| 二、社会关系和医疗观念的反映 |
| 三、民俗: 中医文化的集体记忆 |
| 第二节 作为叙事医学的文本 |
| 一、叙事医学与叙事阅读 |
| 二、作为中医叙事阅读文本的小说 |
| 第三节 中医文化传播与明清小说 |
| 一、受传者与反馈:读者导向 |
| 二、媒介的使用: 明清小说的创作经验 |
| 三、身为传播者: 中医文化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概述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成药”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2 “中药”、“国药”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3 小结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资料搜集方法 |
| 1.3.3 资料整理与分析方法 |
| 2 历代成药发展概述 |
| 3 北京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3.1 北京中成药业概况 |
| 3.2 同仁堂 |
| 3.2.1 创办与发展 |
| 3.2.2 同仁堂药目 |
| 3.2.3 同仁堂代表性中成药 |
| 3.3 长春堂 |
| 3.3.1 创办与发展 |
| 3.3.2 长春堂代表性中成药 |
| 3.4 其他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3.4.1 永安堂与化痞膏 |
| 3.4.2 延龄堂皮赞公与灵宝如意丹 |
| 3.5 小结 |
| 4 天津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4.1 天津中成药业概况 |
| 4.2 达仁堂 |
| 4.2.1 创办与发展 |
| 4.2.2 达仁堂药目 |
| 4.2.3 达仁堂代表性中成药 |
| 4.3 隆顺榕成记药庄 |
| 4.3.1 创办与发展 |
| 4.3.2 隆顺榕参茸庄药目 |
| 4.3.3 隆顺榕成记药庄代表性中成药 |
| 4.4 小结 |
| 5 苏杭地区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5.1 苏杭地区中成药业概况 |
| 5.2 苏州雷允上诵芬堂 |
| 5.2.1 创办与发展 |
| 5.2.2 雷允上诵芬堂药目 |
| 5.2.3 雷允上诵芬堂代表性中成药 |
| 5.3 杭州胡庆余堂 |
| 5.3.1 创办与发展 |
| 5.3.2 胡庆余堂药目 |
| 5.3.3 胡庆余堂代表性中成药 |
| 5.4 小结 |
| 6 上海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6.1 上海中成药业概况 |
| 6.2 姜衍泽堂 |
| 6.2.1 创办与发展 |
| 6.2.2 姜衍泽堂药目 |
| 6.2.3 姜衍泽堂代表性中成药 |
| 6.3 童涵春堂 |
| 6.3.1 创办与发展 |
| 6.3.2 童涵春堂代表性中成药 |
| 6.4 蔡同德堂 |
| 6.4.1 创办与发展 |
| 6.4.2 蔡同德堂药目 |
| 6.4.3 蔡同德堂代表性中成药 |
| 6.5 小结 |
| 7 广州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7.1 广州中成药业概况 |
| 7.2 陈李济杏和堂 |
| 7.2.1 创办与发展 |
| 7.2.2 陈李济代表性中成药 |
| 7.3 潘高寿药行 |
| 7.3.1 创办与发展 |
| 7.3.2 潘高寿药行代表性中成药 |
| 7.4 小结 |
| 8 佛山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 |
| 8.1 佛山中成药业概况 |
| 8.2 梁仲弘蜡丸馆 |
| 8.2.1 创办与发展 |
| 8.2.2 梁仲弘蜡丸馆代表性中成药 |
| 8.3 冯了性药铺 |
| 8.3.1 创办与发展 |
| 8.3.2 仿单中的冯了性药酒 |
| 8.4 流泽堂源吉林 |
| 8.4.1 创办与发展 |
| 8.4.2 凉茶发展沿革 |
| 8.4.3 流泽堂源吉林甘和茶 |
| 8.5 梁家园药号 |
| 8.5.1 创办与发展 |
| 8.5.2 梁家园少林膏药 |
| 8.6 小结 |
| 9 讨论 |
| 9.1 民国时期中药堂特点 |
| 9.2 民国时期中成药特点 |
| 9.3 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与其代表性中成药相互促进发展 |
| 9.4 民国时期影响中药堂发展的因素 |
| 9.5 反思 |
| 10 结论 |
| 11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范围 |
| 一、概念厘定 |
| 二、研究范围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总结四川古籍出版的地域特色和规律 |
| 二、丰富古籍出版史研究的内容 |
| 三、为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提供借鉴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成果述略 |
| 二、研究专着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性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创新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图书出版概况 |
| 一、出版数量变化 |
| 二、出版内容主要类别分布特点 |
| 三、图书获奖情况分析 |
| 第二节 古籍出版成就与发展成因探析 |
| 一、古籍出版成就与特色 |
| 二、发展成因探析 |
| 第三节 古籍出版的阶段性特点 |
| 一、复苏期(1981-1991) |
| 二、探索期(1992-2002) |
| 三、转型期(2003年以后) |
| 第四节 四川古籍出版的不足 |
| 一、存在重复选题现象 |
| 二、整理方式具有不平衡性 |
| 三、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 |
| 第三章 古籍出版的组织机构 |
| 第一节 四川古籍出版组织机构类型及表现特点 |
| 一、设置类型分析 |
| 二、表现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内部组织结构分析——以巴蜀书社为例 |
| 一、部门设置特点 |
| 二、人员组建方式及构成特点 |
| 第四章 古籍出版产品的内容、形式策划 |
| 第一节 内容策划 |
| 一、策划思想的把关分析 |
| 二、策划作者分析 |
| 三、策划整理形式 |
| 四、策划内容的选题特点 |
| 第二节 形式策划 |
| 一、开本设计分析 |
| 二、封面设计分析 |
| 三、个案分析:“中国最美的书”——《藏区民间珍藏藏文典籍丛刊》 |
| 第五章 古籍出版产品的宣传、营销策划 |
| 第一节 宣传策划 |
| 一、宣传方式多样 |
| 二、三种主要方式 |
| 第二节 营销策划 |
| 一、营销渠道特点 |
| 二、营销品牌认知度的问卷调查分析——以巴蜀书社为例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巴蜀书社历年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4-2017) |
| 附录2 四川大学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6-2017) |
| 附录3 四川人民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1-2017) |
| 附录4 西南交大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92-2017) |
| 附录5 四川民族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汉、彝、藏文) |
| 附录6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获奖书目、获奖项目 |
| 附录7 巴蜀书社:社长访谈录、小传 |
| 附录8 巴蜀书社品牌认知度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第三军医大学学报》创刊4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1 发展历程 |
| 2 《学报》的特色 |
| 2.1 军事医学特色明显 |
| 2.2 聚焦生命科学前沿和热点 |
| 2.3 坚守学术质量 |
| 2.3.1 稿件质量控制 |
| 2.3.2 防范学术不端 |
| 2.4 注重数字化出版和推广 |
| 3 《学报》的成就 |
| 3.1 被国内外数据库收录 |
| 3.2 评刊指标稳中有升 |
| 3.3 获得的荣誉 |
| 4 团队建设 |
| 4.1 编委会 |
| 4.2 编辑部 |
| 4.2.1 历史背景 |
| 4.2.2 团队变迁 |
| 4.2.3 学术研究 |
| 4.2.4 人才成长 |
| 5 展望 |
（9）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10）古代食疗专篇专着中含药情况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药膳和食疗的研究现状 |
| 1 药膳研究综述 |
| 1.1 理论研究 |
| 1.2 实验研究 |
| 1.3 临床研究 |
| 2 食疗研究综述 |
| 2.1 理论研究 |
| 2.2 实验研究 |
| 2.3 临床研究 |
| 3 分析与讨论 |
| 3.1 研究现状分析 |
| 3.2 讨论 |
| 4 小结 |
| 5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古今药膳名称的考证 |
| 1 古代药膳出自史籍和经籍而医书中无此说 |
| 1.1 史籍和经籍中药膳为“药”与“膳”的并称 |
| 1.2 最早的食疗专篇专着中的含药食方为临床治病而设,非为养生 |
| 2 现代药膳定义相互矛盾且与食疗关系混淆 |
| 2.1 教材中的“药膳’”与“食疗” |
| 2.2 专着中的“药膳”与“食疗” |
| 2.3 辞书中的“药膳”与“食疗” |
| 2.4 科技名词术语中的“药膳”与“食疗” |
| 2.5 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中的“药膳” |
| 3 为避“药”字,起初经营者不以“药膳”为名 |
| 4 讨论 |
| 4.1 药食同源与药食有别 |
| 4.2 毒药治病与膳为美食 |
| 5 小结 |
| 5.1 药膳应属临床营养学范畴,为医疗行为 |
| 5.2 现行“药食同源”名单不适宜家庭和商业操作 |
| 5.3 历代古医书中无“药膳”说法,但有以药入食记载 |
| 第二部分 以药入食记载的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资料 |
| 1.2 文献检索与资料整理 |
| 1.3 统计分析 |
| 2 统计结果 |
| 2.1 唐代以药入食的记载概况 |
| 2.2 宋代以药入食的记载概况 |
| 2.3 元代以药入食的记载概况 |
| 2.4 明代以药入食的记载概况 |
| 2.5 清代以药入食的记载概况 |
| 3 分析 |
| 3.1 食疗本草和食疗方含药概况 |
| 3.2 各朝代所用药物在当时属药属食情况 |
| 3.3 食疗专篇专着中所含药物总体情况 |
| 3.4 有毒药物的应用 |
| 3.5 含药食疗方的特点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 以药入食相关问题的探讨 |
| 1 药物混用情况的考证 |
| 1.1 苍耳子/草的误用 |
| 1.2 木通的品种混淆 |
| 1.3 吴茱萸与食茱萸的混淆 |
| 1.4 小结 |
| 2 服食风气对食方中石药应用的影响 |
| 2.1 服食的产生与发展 |
| 2.2 各代食方中石药的应用情况 |
| 2.3 石药入食的利弊 |
| 2.4 小结 |
| 3 药食并用商品化的源流 |
| 3.1 药食并用商品化产生并盛行于宋代 |
| 3.2 元代及其以后药食并用商品化概况 |
| 3.3 小结 |
| 4 以药入食安全性的探讨 |
| 4.1 现代“药食同源名单”中物品的性味及毒性分析 |
| 4.2 古代“药食同源名单”中物品的性味及毒性分析 |
| 4.3 “药膳”产业需求旺盛但问题频发 |
| 4.4 严格把好以药入食关口 |
| 4.5 小结 |
| 结语 |
| 1 对以药入食的整体认识 |
| 2 对以药入食的反思 |
| 2.1 以药入食之利 |
| 2.2 以药入食之弊 |
| 2.3 以药入食之建议 |
| 3 对本研究的评价 |
| 3.1 本研究的价值 |
| 3.2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四、中华内科杂志第七届编委会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神经科杂志第七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J]. 郑晴,许倩,汪谋岳.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22(01)
- [2]《中华内科杂志》第十一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J]. 刘雪松,侯鉴君,胡朝晖,王蕾. 中华内科杂志, 2021(08)
- [3]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D]. 梁壮.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4]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5]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6]民国时期着名中药堂及其代表性中成药研究[D]. 段瑶.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7]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D]. 臧亚萍.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第三军医大学学报》创刊40周年[J]. 吴培红,冷怀明.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19(19)
- [9]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10]古代食疗专篇专着中含药情况的研究[D]. 范宁.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