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研究的文献范围是北宋私人之间往来的书信,不包括国书、奏书以及公牍文字。全文共九章,此外还有前言和附录。前言部分是对研究现状的概述以及研究思路的说明,附录部分为北宋书信辑佚。第一章是对历史上存在过的书、上书、简、札、帖、奏记、笺、启、状、刳子等各体书信的历史源流进行清理,以便弄清楚宋代、特别是北宋书信在整个书信历史发展中的情况。这些书信体裁出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但名称不同,措辞、格式有别,甚至还有用骈、用散的讲究,所有这些均取决于书信对象尊卑贵贱的差异。一般地说,上之尊贵者可用上书、奏记、笺、启、状、劄子,亲朋故旧间多用书、简、札、帖。奏记唐以后罕用,笺宋以后只用于太子、皇后、诸王,状主要盛行于唐、宋,劄子只用于宋、元。简、札、帖、劄子均为书之短者,可概言之尺牍,与上书、奏记、笺同属书类;启、状用法相似,主要为官场应酬之文,或为特定场合的应用文,可概言之启:是古代纷纭多样的书体,可总言之为“书启”。第二章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根据《全宋文》统计北宋存世书信的数量,二是确定现存北宋各体书信的研究价值,三是探讨《全宋文》在北宋书信辑佚方面的成果和不足。现存北宋各体书信超过10000件,其中书、简、札、帖类书信的数量约为启、状类书信的2倍。启、状类书信形式上的意义往往要大于内容,通过这些书信很难窥见作者内心真实的世界,但可以据之探索作者的生平仕履、朋友交游,探讨其时的官场风习、社会生活等。书、简、札、帖类书信虽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日常应酬,但更多地体现了书信“畅所欲言”的本质特征。由于作者与不同的收信者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不同,以及当时压抑的政治环境,对于此类书信,仍然需要与其他书信和材料进行对比鉴别,才能确定作者的真实意图。北宋书信的辑佚工作,《全宋文》做得尚不够彻底。第三章主要考察北宋书信在宋代的结集情况。宋代北宋书信的结集分为两种。一种是启、状类书信的结集,主要是给士人提供学习官场应酬之文写作的范本,多以“刀笔”为名。此类书信的结集共有11种,其中别集9种、总集2种,已经全部失传。另一种则是尺牍类书信的结集,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子弟编辑先辈、老师的书札以备保存,二是出于对一些作家所作尺牍的喜爱,汇集成书以广其传。属于前者的有谢逸《溪堂师友尺牍》、杨亿《銮坡遗札》、宋绶《常山遗札》、毛滂《书简》以及范仲淹《范文正尺牍》等,属于后者的则主要为苏轼、黄庭坚二人的尺牍结集。但宋代成书的书信集,除少数几种外,多已散佚不存。苏轼、黄庭坚的尺牍自宋代开始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以至于苏黄尺牍成了宋代书信创作的代名词。第四章主要概述宋代及其以前的书仪类著作。“书仪”这个概念,从本来的意义上说,是写信的程式和范本,供人模仿和套用。书仪中原本是没有典礼仪注部分的,大概到了中唐时期,由于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统治者才把这部分内容纳入普及范围极广的书仪之中。书仪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的月仪。月仪专叙节候景致和朋友之情,不能满足日益丰富的人际交往需求,所以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综合性的书仪。中唐以后,综合性书仪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终于在南宋以后发展成家庭日用百科全书。宋代文人坐大,所以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用于应付公务和官场应酬的表状笺启类书仪愈发发达。北宋末出现的《书叙指南》,表明书仪向更加细化的方向发展。第五章研究北宋的书信规范。北宋的书信规范是在晚唐五代书仪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需要而形成的。考察北宋的书信规范,当主要以司马光《书仪》卷一为主。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北宋时期使用的书信种类,它们各自的使用对象和场合,以及北宋书信格式的承袭新变等。由于司马光在创作《书仪》时有所取舍,对书信格式的描述又比较简略,所以为了全面考察北宋的书信规范,还需要借助其他的相关著作。三幅启是北宋官场上广泛使用的一种书信,第一幅为普通的启事,后二幅则是格式固定、用语划一的应酬之文。在尺牍的写作中,北宋时九段式书写法已经完全成熟。第六章是以家书为基本材料的个案研究。从私密性来说,家书的价值较之朋友间的通信意义更大。不过,由于宋人并不把书信写作看成是一种文学创作,加之北宋党争酷烈,文祸横行,私牍亦成为倾轧他人的工具,所以较之一般书信私密性更强的北宋家书保存下来的数量并不多。由于通信的双方具有血缘或婚姻关系,写信者在家书中更容易坦露心扉,做到直言无隐。欧阳修性格耿直、好辩,喜欢揭人隐私,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在“濮议之争”中他虽然不是执政派的领袖,却成为台谏派的主要打击目标,并随之被仇敌污蔑与长媳有私情,很不光彩地走下了政治舞台。不过欧阳修原本就不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官僚,他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官场,加上身体早衰多病,早就有退隐江湖的打算。治平四年,欧阳修罢参知政事,出知毫州。在刚刚到任的一个月内,他连续给在京的儿子写了三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把此次出知毫州当作致仕的前奏,决心一年后致仕归颍,所以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心家庭事务和家人平安上;同时,“长媳案”的打击实在太大,他深知自己的敌人众多,担心对方继续生事加害于己,所以不得不关注京师的时局动态。第七章是以普通书信为基本材料的个案研究。嘉祐元年,欧阳修向朝廷荐举苏洵,称他“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考察苏洵写给吴照邻、张方平、王拱辰、欧阳修、韩琦、富弼、文彦博、田况、梅尧臣、雷简夫等人的书信,我们发现事实完全相反。苏洵因两举进士、一应制举下第,彻底丧失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信心,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入仕的打算,而是希望通过荐举步入仕途。苏洵对于自身的才能极为自负,但在求官的过程中,他始终表现出自负与自卑的矛盾心态。为了求得一官,苏洵有时候甚至不讲原则。我们发现,苏洵与欧阳修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密切。第八章也是以普通书信为基本材料的个案研究。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交往历来为人称道。他们的友谊奠基于西京洛阳时的诗酒交游,此后克服了激烈政治斗争的冲击、彼此身份地位的悬殊以及性格的差异,建立了手足般的情谊。由于二人聚少离多,诗歌唱和与书信往来成为维系二人感情的纽带。《欧阳修全集》中保存有46件写给梅尧臣的书简,通过考察这些不同时期写就的私人书信,我们发现,欧、梅二人友谊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二人政治地位差距的拉大,梅尧臣的不平之气越来越大,以致于对欧阳修的汲引不力产生不满。好在二人志趣相投,欧阳修又比较大气,对于老友的怨气颇能理解,最终成就了一段佳话。由于二人关系密切,这些书简对于当事人各个时期的真实心态均有所表现,从而为我们了解当时一些人事上的微妙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第九章是苏轼、黄庭坚尺牍创作的比较研究。苏黄尺牍历来并称,然二者的风格实不相同。东坡尺牍的最大特点是率真自然,不假雕饰,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无法而法,无为而为。山谷尺牍则浅斟低唱,淡而有味,多了一点“作文”的痕迹。产生这个差别的原因在于,二人的人生际遇和思想、性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苏轼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怀有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又具有道家的超越精神,他的人生大起大落,经历十分丰富。黄庭坚的人生经历没有苏轼那么精彩,他注重的是儒家的内在修养功夫,强调“养心探道”、“养心治性”、“正心诚意”,同时他自幼就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形成沉静内敛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