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人工生殖技术是近半个世纪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灿烂成果。它给人类带来了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人类传统所始料不及的问题,如伦理问题,法律问题等。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探讨也旷日持久,观点纷争,引起了笔者长期的关注和深层思考。基于自己的学术专长(法律)和专业背景,在大量研习前人研究基础上,笔者积三年心力,完成此文,与学界前辈共矢研求,裨益学术。人工生殖作为现代医学治疗不孕的重要手段,对传统自然生殖方式有重要补救作用。它给不育不孕的夫妻带来生儿育女的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仅存在于道德伦理方面,而且也存在于传统法律方面。人工生殖技术给法律提出了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人工生殖子女如何认定父母,如何确认亲属,此外还有人工生殖手术导致的问题等等。日内瓦人权宣言提出:任何人没有限制别人拥有下一代的权利。对于人们生育后代的愿望,我们只能疏导而不能堵塞。笔者详尽分析了世界上两大法系在人工生殖立法方面比较有代表的国家的立法成果,指出人工生殖是一种人类在特定情况下迫不得已的医疗行为,这种技术的使用应当以促进人类的繁衍为最根本的目的,其性质是人类的一种非商业化的自助行为。关于人工生殖的立法思想,笔者总结归纳出以下的原则:专门机构核准、操作技术垄断、有限使用、保护子女,参加主体自愿以及非商业化等七条立法原则。研究法律是如何应对人工生殖技术的挑战,只是本文的一个切入点,本文分析人工生殖的应对,一方面是为了系统梳理相关的立法规定,但是根本目的是想从这个视角去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决定性力量,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历史命运。技术一方面是人类不断前进的根本力量,但是同时也是导致人类异化的深渊。关注技术,即是关注人类自身。20世纪是一个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技术被滥用的时代,“面对技术的恶劣后果,人们充分意识到,我们必须理解技术和自我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理解技术和自然以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一些学者也强调技术是负荷社会价值的,认为不能就技术而论技术,而必须超出于“技术本身”来谈问题。卡普曾从三个方面指出技术手段的中立性是站不捉诺?他虽然也认为技术可以为任何目的服务。因为现代科技呈现出与传统科技不同的特征,笔者认为以前就一直存在的为科技设立禁区的特点成为现代科技于法律关系的突出特征。目前尚无已经克隆出人的确凿消息,但是禁止生殖性克隆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联合国甚至在2005年通过了《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表达了禁止生殖性克隆的态度。法律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在了科学技术的前面,提前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方向。法律禁止的背后是为了研究这个现象,是为将来解禁做好准备。因为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就越来越无法把握其应用到底会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是什么,出于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科技设立禁区的方式是我们应对这一切未知后果的最好方法。由于笔者学力有限,而且所接触的材料只是科学技术哲学之冰山一角,现代科学技术确实呈现出与传统科学技术不同的特征,相对应,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本文中,笔者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为科技设立禁区,这种概括是否恰当,是否准确?这也是笔者仍然需要努力的地方,同时也请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同行学者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