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作为关贸总协定(GATT)的创始国之一,受到政权更迭、意识形态差异和冷战等因素影响,中国长期被排除在协定之外。一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开展复关谈判。直到1995年,GATT演变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开始进行艰苦的入世谈判。经过尽显诚意的大幅降低关税,历经与美国、欧盟、墨西哥等国家和经济体的艰辛的双边谈判历程,2001年9月,中国与要求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所有37个WTO成员方达成双边协议,11月于多哈WTO部长级以上会议上通过审议,被批准加入WTO,并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方。与GATT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的规定相比,WTO协定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还适用于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贸易。当前,国际贸易已经由“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的模式转变为“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的模式,并且在可预计的将来,会朝着“服务贸易为主,商品贸易为辅”的趋势发展。可见,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其重要程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升。根据WTO统计与信息系统局划分,教育服务贸易属于服务贸易12大类中的第5类,按照各成员方公认的中心产品目录,教育服务贸易下分初等教育服务、中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成人教育服务和其他教育服务5项。WTO成员方中包括中国在内有47个对教育服务贸易做出了具体承诺,进入世界教育市场体系。近年来,WTO协定教育服务条款在合理配置全球教育资源、促进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各成员方教育服务市场、刺激成员方不断提高教育服务产品质量和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较好地推动了相关成员方教育事业和教育国际服务贸易的长足发展。但同时,由于国际教育资源原始分配的不平衡、教育服务优势产品的相对集中(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教育服务产品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及其对一国国计民生、意识形态、文化传承的巨大影响,WTO协定教育服务条款的有关规定对成员方尤其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也会起到阻碍和破坏作用,可能扰乱一国正常的教育事业秩序,甚至可能有损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命脉。这也是WTO150个成员方仅有47个签署了教育服务贸易协定,并且大部分为选择性开放本国教育市场的主要原因。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一样,都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但二者的调控和监管却有着明显差异：商品贸易的调控和监管主要靠关税、配额等技术壁垒,服务贸易的调控和监管主要靠国家法律法规。此外, WTO规则是建立在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看不见的手原理”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利益原理”以及“HOS原理”这三种典型市场经济理论之上的,必须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WTO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以经济学视角深入对WTO协定教育服务条款的内涵、教育服务产品的性质特点以及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借鉴各国经验,根据本国实际,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对于有效应对WTO规则下本国教育服务贸易受到的冲击和挑战,保护、促进本国的教育事业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介绍WTO协定教育服务条款形成过程和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现状入手,对教育服务产品性质、教育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各国教育服务产品比较优势和WTO协定教育服务条款的成本收益进行经济学分析,详细阐释WTO协定教育服务条款的内涵与应用情况,对各国应对该条款的对策进行比较分析,最终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中国应对WTO教育服务条款的国内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