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和平演变”是很“老”的词汇,说他“老”,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演变与反演变斗争已经持续了六十余年,而冷战结束后,这个词汇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视野,难以诱发论说的激情;然而,反和平演变毕竟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一段重要历史,孰是孰非,总有认真回顾与反思的必要。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未终结,而且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如何面对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如何瓦解西方分化、西化、矮化、丑化中国的图谋?如何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卓有成效的开展反和平演变斗争?如何有效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都成为了社会主义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的反和平演变是昨天的延续,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就不能了解现实,也无法把握未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2年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毫不妥协地进行了四十多年的反和平演变,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又留下了惨重的历史教训。反和平演变说到底,就是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使党和国家政权不改变性质。本文试图对于这一段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历史进行系统考察,这种考察着力回答四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反演变?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反和平演变的?怎样评价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的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得失?从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历史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宝贵的现实启示?基于这种思路,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基本依据。对于1949年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历史进行系统考察,首先必须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反和平演变?这一部分沿着两条线索来揭示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基本依据:一是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阐述和基本观点,探讨中国共产党长期进行反和平演变的理论依据;二是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现实根由。通过着两条路线的考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反和平演变的问题。第二章,考察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实践演进历程。将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四十余年的历史划分为意识萌芽期、起始期、高潮期和调整期四个阶段,具体分析了每一个历史阶段反和平演变的主要思想观点及其实践,从而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基本谱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反和平演变的问题。第三章,客观中肯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得失。首先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主要历史功绩,主要表现为:从理论上明确系统提出了诸多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的反和平演变的思想,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反和平演变斗争支援了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避免了苏东剧变悲剧;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信仰系统和价值追求,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其次。对于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失误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期,主要是反和平演变的对象扩大了,对象搞错了,方法不对头;九十年代初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未掌握适度原则,在全党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转变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动摇了主要任务;二是有反和平演变存在扩大化的苗头。第四章,在反思中得出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面临的有益启示。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形势下,维护执政安全的任务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必须准确理解“什么是和平演变,怎样反和平演变”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反对夸大和平演变的作用与威胁,又要反对和平演变熄灭论,正确处理好反和平演变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坚持原则性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关系;发展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党风廉政建设与政党合法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演变与反演变、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在国际共运的低潮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必须加强和改善自身的政党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进行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科学发展,维护社会和谐。同时大胆而自信地合理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广泛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效化解来自各个领域的和平演变的风险,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