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官方发展援助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安倍政府,印度,官方发展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论文文献综述
苏尚[1]（2019）在《第二届安倍政府对印度官方发展援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官方发展援助作为经济外交的一种手段在日本对外政策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的ODA是从二战后的“战争赔偿”开始的,日本经济实力在战后不断增长,使得日本从一个受援国逐渐成长为世界性的ODA大国,通过经济外交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为自己谋求利益。日本在选择援助对象时一般着重考察该国的自然资源是否丰富、市场是否广阔以及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日本提供的援助分为叁种:一是日元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叁是无偿技术援助。叁者之中提供量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是日元贷款。印度地处南亚南端,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地缘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对印度的ODA从1958年开始,但日本对印度的援助量始终不高。直到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印度自身经济实力的上升,印度在南亚甚至世界上的战略地位达到一个新高度,为了获得印度的资源以及打开广阔的印度市场,日本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从2004年开始,印度逐渐取代中国成为日本ODA最大的受援国。日本对印度的援助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地缘等方面的考虑。作为经济外交的主要手段,日本除了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外,还给ODA加上了很强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一种实现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鉴于印度扼守两洋的重要地理位置,日本希望能通过援助印度确保自身能源通道的安全,除此之外,日本还希望能通过和印度搞好关系从而介入南亚事务,实现政治大国的愿景。另外,日本与印度关系的强化也有利于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印太战略”实施,在战略上实现“拉印制华”,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本文来源于《外交学院》期刊2019-05-17）
Mufara,Tanyaradzwa,Brian[2]（2018）在《津巴布韦官方发展援助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津巴布韦在独立前和独立后都获得了官方发展援助。1980年4月,津巴布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在经济困难时期,津巴布韦经常依赖外国的财政援助。然而,尽管津巴布韦获得大量发展援助,但津巴布韦政策制定者经常因为国家不能自力更生受到批评。批评人士认为,津巴布韦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也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导致人们呼吁实施本土化解决方案。那些支持本土化解决方案和自力更生的倡导者认为,即使没有外援,津巴布韦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各种文献研究对ODA的有效性有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援助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正面或微不足道的作用。本文章就世界官方发展援助是否能够改善经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援助有效性是指发展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也是实质性分歧点。本文研究使用VECM估计技术和1975-2015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探索ODA增长关系,该数据来自二手资料。经济增长,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自变量显示了经济增长值取决于当前和以前的援助价值。换句话说,这种关系表明,外援的当前价值会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官方发展援助,国内储蓄,政治不稳定,政府消费支出和贸易与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并发现ODA对短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积极的且具有统计意义。可以得出结论,津巴布韦应该着重巩固官方发展援助的管理和可持续性,并加强内部因素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来源于《江西财经大学》期刊2018-06-01）
毕书瑞[3]（2018）在《欧盟官方对外发展援助政策浅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官方对外发展援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规模兴起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欧盟作为援助国的中坚力量,在其主导下制定的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及其后续落实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文章将概括介绍欧盟官方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优先考量及其背后的动因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就当前存在的援助有效性困境进行分析,尝试为走出困境提供恰当的应对措施。(本文来源于《广东蚕业》期刊2018年04期）
滕珺,丁瑞常,陈柳,王杨楠[4]（2018）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受援格局研究——基于“发展援助委员会”近十年官方数据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受援格局中的优先地位日益凸显。在援助关系上,绝大多数国家对某个特定国家的教育援助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在援助结构上,这些国家的中等后教育得到了最多援助;奖学金与学生资助在援助国开支类援助中是最主要的援助方式。我国应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援助的投入,且在选择援助对象时要考虑当前国际局势,援助领域优先放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援助方式要将双边项目合作和多边援助相结合,继续开发更多的奖学金项目。(本文来源于《比较教育研究》期刊2018年04期）
李萌[5]（2018）在《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减贫效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截止到2013年的数据显示,全球贫困人口率(以人均每日1.9美元的国际极端贫困线为标准)约为世界人口的10.7%,即767百万人。这意味着每100人中就有约11个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官方发展援助作为减缓贫困的重要手段,坚持以消灭极端贫困,拉动受援国经济发展为目标。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接受净值的数量从1990年的58242百万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57676百万美元,接近叁倍的增幅,如此巨大的社会资源是否对减贫产生作用,产生的作用何如,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文筛选出全球102个接受官方发展援助国家14年的样本数据,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减贫效应分叁部分进行探讨,其一是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二是官方发展援助、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产生的作用;最后是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减贫效应进行测算。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为检验经济增长和贫困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采取了面板工具变量法,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有显着作用。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官方发展援助指标每增加10%,人均GDP增长率将增加约6.42%(若人均GDP增长为5%,则人均GDP增长幅度由5%上升至5.32%)。官方发展援助对减贫:以极端贫困为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官方发展援助指标每增加1%(例如10%-10.1%),贫困人口比率将会下降0.15%(10%-9.985%)。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已进一步发展成为“持续发展目标”计划,贫困减缓和极端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应加强对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视。中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进行对外援助,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受援国。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从这一双重身份逐渐向单一援助大国转变,官方发展援助额不断增加。本文利用实证结果立足中国视角进行了测算,并结合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现状分析,佐证了中国官方发展援助工作的合理性,中国应积极吸取国际援助大国的经验,重视官方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提高对外援助效率。(本文来源于《云南财经大学》期刊2018-03-10）
曹俊金[6]（2017）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官方发展援助是日本实现经济与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尽管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战略目标随着国情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存在相应的变迁,但"国家利益"始终是日本实施官方发展援助的根本基点。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实现"国家利益",依赖于日本发展援助法律制度的保障与落实。日本已形成合理完善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专业明确的援外政策指引体系、集中高效的援外实施体系以及客观有效的援外评价制度体系。日本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设定的战略目标及法律制度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明确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并优化援外政策,加速援外立法进程,改革援外管理体制,重塑援外实施体系,完善援外评价体系。(本文来源于《太平洋学报》期刊2017年11期）
王飞,周英,胡科[7]（2017）在《中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的动机: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对非州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认为中国对非援助的真实意图是为了获取非洲的石油矿产资源。中国官方并未提供详细数据,因此中国对非援助动机的研究始终缺乏令人信服的结论。借助于AidData研究机构近期建立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动机。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寻求资源都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动机;短期内中国援助具有利他动机和经济动机;长期中政治动机是中国援助的主要决定因素。(本文来源于《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2017年会暨2017新兴经济体论坛（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期刊2017-11-03）
夏人青,张民选[8]（2017）在《官方发展援助:全球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我国国际与比较教育领域中,官方发展援助(ODA)是一个新的概念。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宣言》及相关文件中曾明确提出,要通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等国际资金,弥补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经费的不足,以增加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可能性。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了官方发展援助的起源和发展;从资金投入、管理机构、援助领域和援助渠道四个方面探究了官方发展援助事业的实质;从60多年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实践初步归纳了官方发展援助实施的要求与分歧;从机构组织、资源保障和策略调整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参与官方发展援助事业的建议。(本文来源于《比较教育研究》期刊2017年04期）
周源,石婧[9]（2016）在《日本对中亚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官方发展援助(ODA)是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自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日本通过ODA不断加强与中亚五国的联系。目前,除土库曼斯坦之外,日本已经针对其他四个中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国别援助方针,ODA实施的战略性和有效性不断得到提升。本文分析日本对中亚ODA的发展历程、形态类别和援助特点,评估了日本对中亚ODA产生的效果和存在的局限。(本文来源于《国际经济合作》期刊2016年11期）
戴永红,曾凯[10]（2016）在《2010年以来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新特点及其制约性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10年缅甸开始民主改革以来,日本重启对缅甸的官方发展援助。日本不断调整官方发展援助政策,是基于将缅甸纳入日本"价值观外交"、推动日本经济发展、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等方面的考量。近年来,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所变化,并取得不小的成果。但是,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也受到日本自身经济低迷、中缅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缅甸基础设施落后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制约。缅甸对日本的需要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可以预见,日本希望借助缅甸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目的企图将面临不少的挑战。(本文来源于《日本研究》期刊2016年03期）
官方发展援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津巴布韦在独立前和独立后都获得了官方发展援助。1980年4月,津巴布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在经济困难时期,津巴布韦经常依赖外国的财政援助。然而,尽管津巴布韦获得大量发展援助,但津巴布韦政策制定者经常因为国家不能自力更生受到批评。批评人士认为,津巴布韦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也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导致人们呼吁实施本土化解决方案。那些支持本土化解决方案和自力更生的倡导者认为,即使没有外援,津巴布韦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各种文献研究对ODA的有效性有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援助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正面或微不足道的作用。本文章就世界官方发展援助是否能够改善经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援助有效性是指发展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也是实质性分歧点。本文研究使用VECM估计技术和1975-2015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探索ODA增长关系,该数据来自二手资料。经济增长,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自变量显示了经济增长值取决于当前和以前的援助价值。换句话说,这种关系表明,外援的当前价值会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官方发展援助,国内储蓄,政治不稳定,政府消费支出和贸易与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并发现ODA对短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积极的且具有统计意义。可以得出结论,津巴布韦应该着重巩固官方发展援助的管理和可持续性,并加强内部因素以促进经济增长。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官方发展援助论文参考文献
[1].苏尚.第二届安倍政府对印度官方发展援助研究[D].外交学院.2019
[2].Mufara,Tanyaradzwa,Brian.津巴布韦官方发展援助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D].江西财经大学.2018
[3].毕书瑞.欧盟官方对外发展援助政策浅析[J].广东蚕业.2018
[4].滕珺,丁瑞常,陈柳,王杨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受援格局研究——基于“发展援助委员会”近十年官方数据的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8
[5].李萌.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减贫效应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8
[6].曹俊金.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太平洋学报.2017
[7].王飞,周英,胡科.中国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的动机: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C].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2017年会暨2017新兴经济体论坛（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2017
[8].夏人青,张民选.官方发展援助:全球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J].比较教育研究.2017
[9].周源,石婧.日本对中亚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6
[10].戴永红,曾凯.2010年以来日本对缅甸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新特点及其制约性因素[J].日本研究.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