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一方面表现为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和金融机构的增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是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金融总量的增长通常反映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经济金融化的推进;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层次和市场结构升级的深度。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与调整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效率的关联性问题在当今经济货币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背景下也越来越多地被经济学家提起。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金融业也同样一直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趋势。从金融机构上看,在形成多元化体系的同时,其经营能力和发展能力大大增强;从金融活动上看,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正在走向成熟,金融业务种类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起飞。但是,在金融的快速发展中,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并不十分理想。主要问题表现为:银行金融资产所占比重过大,金融发展格局不协调和风险向银行集中;M2/GDP数值上升较快,导致长期内广义货币的总体流动性下降,货币流通速度相应减慢。这些问题的存在对金融机构营运效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效率以及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等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找到金融资产结构与上述被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资产结构改善方案就显得十分必要。通过对金融资产定义的理解,我们可以将金融资产大体上划分为两类:银行性金融资产和非银行性金融资产。具体到主要的资产类别即为货币性金融资产和证券性金融资产。这两种类别资产的规模、层次以及它们各自所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重反映了我国经济金融化和市场优化的程度。通过分析搜集到的我国历年的各货币层次供应量以及由此整理得出的历年货币结构比率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在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当中,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与效率是直接决定一国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能否稳健有序地运行的关键因素,我们把这种效率成为金融效率。同样地,它也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在这里,我们把宏观金融效率指定为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把微观效率指定为金融机构的营运效率,通过将其与前面搜集到的金融资产结构指标数据进行相关性回归分析得知,货币供应量对金融效率的影响最直接。根据分析的结果加上对金融发展趋势的把握,我们认为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调整应该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入手,加大改革力度,改善经营质量,通过金融创新丰富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增加赢利空间来提高运营效率。同时拓宽非国有企业融资渠道,深化资本市场建设,发展资产证券化,由此提高金融资产的整体质量与稳定性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