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拍卖理论研究的主题是定价问题,最优拍卖机制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卖者能在交易中实现最大的期望收益。国企产权交易的核心问题是国企产权的价格应该如何形成,但由于国企产权的特殊性,对它的定价远比对普通商品的定价复杂。一方面,国企产权交易牵涉到国有企业多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重新调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使得国企产权交易的步调很难协调。另一方面,由于国企产权交易的实际操作者和控制者都是国企产权的代理人,在监管不力的条件下,由代理人主导的国企产权交易容易变调,容易产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寻租腐败行为。因此,国企产权交易机制的设计,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权衡价格因素和职工安置、企业发展等非价格因素,以便兼顾卖方各主体的利益,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对国企产权代理人在交易中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本文试图应用拍卖理论的最新成果,设计符合我国实际的国企产权交易机制,具体的研究思路及得到主要的结论如下:第一,本文根据我国国企产权交易的实践建立了一个我国国企产权拍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既不考虑国企产权交易中的非价格因素(假设1),也不考虑国企产权交易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假设2)的条件下,分析了国企产权买卖双方在英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投标中的最优行为,为设计符合我国实际的国企产权交易机制奠定了基础。研究发现,在基准模型的假设下,英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投标将给国企产权的卖方带来相同的期望收益,并且这两种机制都能将国企产权转让给对其具有最高估价的投资者,从而实现国企产权的有效配置。第二,在基本分析框架下放松假设条件1,考虑国企产权交易中的非价格因素。本文以职工安置为例,提出了一种附加约束的国企产权拍卖机制。通过在价格投标中增加需要安置的职工人数约束,该机制使国企产权的卖方能够很好地兼顾最大化国企产权的拍卖收益和妥善安置原国企职工的双重目标。研究发现,增加职工安置约束会导致拍卖收益的减少,但另一方面,通过设置最优的职工安置人数标准,可使职工安置问题在产权交易的过程中就得到解决,部分原国企职工被安排到新企业中,能充分发挥他们特有人力资本的优势,从而将企业改制所带来的社会成本降至最低,这是其他解决职工安置问题方法所无法实现的。但是,这种在拍卖中附加的约束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国企产权的卖方对非价格因素的重视程度。在职工安置的例子中,政府应该在职工安置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强硬,直到重视职工安置给政府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拍卖资本收益减少造成的损失抵消为止。此外,如果政府能够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状况制定一个明确的失业补偿标准以减小投资者安置职工的成本差异,同时吸引更多异质性较大的战略投资者积极参与国企产权拍卖,将有助于其兼顾双重目标。第三,在基本分析框架下放松假设条件2,考虑国企产权拍卖实施过程中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本文认为要从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控制国企产权代理人的行为,才能使之充分的站在国企产权所有者的立场为国企产权争取最大的转让收益。在激励方面,可以对国企产权代理人提供适当的物质奖励,以增加他们谋取私利的机会成本,打击其败德及腐败行为的积极性。在约束方面,如果国企产权代理人在国企产权拍卖中对投资者进行了区别对待,即出现了与某个投资者合谋的倾向,则必须要求国企产权代理人提供其对不同投资者区别对待的依据。国企产权的委托人在授权国企产权的代理人出售国有企业时,不能为代理人提供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否则这种权利便会成为国企产权代理人设租、寻租的工具。在国企产权拍卖中,需要对国企产权代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的规范,从而保证国企产权交易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第四,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考察了国企产权拍卖机制在实际中的效果。将拍卖与另一种使用得同样广泛的国企产权交易机制——协议转让进行全面比较之后发现,由于国企产权的投资者在协议转让中面临的竞争强度要低于其在拍卖机制中面临的竞争强度,因此国企产权的卖方在拍卖机制中获得的收益,无论是价格方面和非价格方面,一般都要高于协议转让机制,这说明加强竞争在国企产权交易中极为重要。另外,由于国企产权拍卖的实施过程相对更为公开、透明,因而在国企产权拍卖中对国企产权代理人行为的监管也将更为有效。不过,国企产权拍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针对这些局限性,本文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思路。总之,设计既符合市场原则,又符合我国实际的国企产权交易机制需要灵活运用拍卖理论的成果,根据具体的交易对象和交易环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