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的最后政治交待——周恩来对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杨楠[1]（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白东阳[2]（2021）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或“代表团”）的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在党史上,尤其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中共中央一样,中共代表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也经历了曲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受共产国际和自身因素的影响,在1931年至1932年末坚持了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制约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但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一方面法西斯势力日益壮大,一方面日本染指华北。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积极调整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发表了《一一七宣言》,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对中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新认识,指导了东北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过程中,中共代表团紧随共产国际调整统一战线政策的步伐,起草并发表了《八一宣言》,助推“抗日反蒋”方针的提出,并在国际上积极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代表团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表达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意愿,推动中共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中共代表团在抗日统一战线上的态度转变引起了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注意,推动了中共代表团直接同蒋介石代表邓文仪和前19路军代表陈铭枢的莫斯科谈判。在调整政策的过程中,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由“左”倾逐渐转向右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代表团的职责之一就是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重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奉命回国的王明大肆“兜售”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给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国民党频繁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鉴于这种情况,任弼时和周恩来先后前往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日形势和统一战线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路线方针的支持。中共代表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争取到了国际力量对中共的支持,宣传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借鉴。
王欢[3]（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张润琪[4]（2020）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过人的智慧、敏锐的眼光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傲人成就。红色家风涵养于优秀革命家庭,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体现,是红色基因的坚定传承。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是革命家庭家风的榜样典范,凝结了第一代中共领袖们在教子齐家实践过程中的家风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首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建设。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思想不仅是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我们今天挖掘优秀家风资源、弘扬革命家风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文章从以下六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从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作了阐述,为加强进一步研究做好了铺垫。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形成背景,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形成的社会背景,包括新旧交替时代环境的现实孕育以及长期献身革命活动的实践经历;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形成的文化背景,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各具特色地域文化的独特影响、革命年代先进文化的哺育滋养、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根本确立。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理家原则,主要从严慈相济、以身作则的教育理念,孝悌齐家、和睦团圆的族属情怀,艰苦朴素、清白坦荡的生活作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四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立人之道,从仁爱为本、持节守正的为人风范,团结向善、坦诚相交的处世原则,勤奋刻苦、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五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家国情怀,主要从理想至上、献身革命的崇高目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来展开论述。第六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当代价值与传承路径。在当代价值层面,具有凝聚道德文明新力量、加强个人修养新要求、树立家庭文明新风尚、严格党员干部新作风等意义;在传承路径层面,可以通过深入挖掘红色家风文化资源、利用新媒体加强宣传、发展红色家风文化产业、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以及健全红色家风的机制保障等措施来加强弘扬。深入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袖群体的红色齐家实践,总结其红色家风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前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筑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家庭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国亮[5]（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柏晓斐[6]（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华清君[7]（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闫磊[8]（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研究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刘成喆[9]（2020）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同与历史性尊崇,并指出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认识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党的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总结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启示,是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进程分置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百年来的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等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的表现及其深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客观的评述,阐明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意义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除引言外,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为起始点,以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阶段节点。选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阶段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经历了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和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两个时期虽然略有差异,但并未出现大幅度变化,因此将1921-1937年作为第一个考察阶段是比较科学的。第二章,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起始于193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重要历史节点。第三章,对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为节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一曲折过程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为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重新步入科学、理性的轨道,并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为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五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尊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新时代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深入解析,阐明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本章所总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秉持“去粗取精”方针、坚持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等经验启示,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性、客观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天丹[10]（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二、周恩来的最后政治交待——周恩来对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恩来的最后政治交待——周恩来对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文献资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共代表团较早酝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内外形势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际形势 |
| 二、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助力调整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
| 一、中共代表团与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
| 二、中共代表团助推调整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三节 中共代表团参与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
| 一、中共代表团参与东北统一战线工作 |
| 二、中共满洲省委积极贯彻中共代表团指示 |
| 三、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统一战线工作 |
| 第二章 中共代表团积极助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
|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的发表 |
| 一、共产国际七大与共产国际转变统一战线政策 |
| 二、《八一宣言》的提出及其对中共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积极助推中共联蒋抗日策略的形成 |
|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转变对待国民党的态度 |
| 二、中共代表团推动中共联蒋抗日策略的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在莫斯科接触 |
| 一、中共代表团与邓文仪莫斯科谈判 |
| 二、中共代表团与陈铭枢莫斯科谈判 |
| 第三章 中共代表团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
| 第一节 任弼时赴苏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
| 一、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
| 二、任弼时赴苏争取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统一战线政策 |
| 三、任弼时与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 |
| 第二节 周恩来赴苏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
| 一、周恩来赴苏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支持 |
| 二、皖南事变与林彪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 |
| 第四章 中共代表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和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共代表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 |
| 一、与共产国际联系密切 |
| 二、反馈与指导并存 |
| 三、以国共合作为重点 |
|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贡献 |
| 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
| 二、争取莫斯科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
| 三、在海外宣传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三节 中共代表团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当代启示 |
| 一、必须高度重视统战工作 |
| 二、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
| 三、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对外交往 |
| 三、战略 |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硏究方法 |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 一、独立自主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拟创新之处 |
| (一) 系统总结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特点 |
| (二) 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加强传承路径研究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形成背景 |
|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 新旧交替时代环境的现实孕育 |
| (二) 长期献身革命活动的实践经历 |
|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形成的文化背景 |
|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 |
| (二) 各具特色地域文化的独特影响 |
| (三) 革命年代先进文化的哺育滋养 |
| (四) 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根本确立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理家原则 |
| 一、严慈相济、以身作则的教育理念 |
| (一) 爱子心切,舐犊情深 |
| (二) 严格要求,恩威并施 |
| (三) 以身作则,身正示范 |
| 二、孝悌齐家、和睦团圆的族属情怀 |
| (一) 夫妻志同,相濡以沫 |
| (二) 睦族乡邻,敬长尊祖 |
| (三) 爱无差等,和谐团结 |
| 三、艰苦朴素、清白坦荡的生活作风 |
| (一) 朴实无华,勤俭持家 |
| (二) 吃苦耐劳,自力更生 |
| (三) 不搞特权,严管亲属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立人之道 |
| 一、仁爱为本、持节守正的为人风范 |
| (一) 与人为善,济弱扶倾 |
| (二) 舍身忘家,无私奉献 |
| (三) 严于律己,克己慎行 |
| 二、坦诚相交、淡泊名利的处世原则 |
| (一) 平易近人,宽宏大量 |
| (二) 团结向善,肝胆相照 |
| (三) 不慕功名、低调处世 |
| 三、积极向上、全面发展的奋斗精神 |
| (一) 吃苦求知,振兴中华 |
| (二) 乐观坚韧,永不气馁 |
| (三) 身体为本,全面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家国情怀 |
| 一、理想至上、献身革命的崇高目标 |
| (一) 坚定信念,忠诚于党 |
| (二) 顾全大局,集体为先 |
| (三) 兼济天下,求索大同 |
| 二、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 |
|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 (二) 无私奉献,鞠躬尽瘁 |
| (三) 以民为本,群众路线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当代价值与传承路径 |
|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当代价值 |
| (一) 凝聚道德文明新力量 |
| (二) 加强个人修养新要求 |
| (三) 树立家庭文明新风尚 |
| (四) 严格党员干部新作风 |
|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的传承路径 |
| (一) 深入挖掘红色家风文化资源 |
| (二) 进一步利用新媒体加强宣传 |
| (三) 大力发展红色家风文化产业 |
| (四) 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
| (五) 健全红色家风传承的机制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 |
| 0.5 概念界定 |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 2.1.2 人民的军队 |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 2.2.1 作风优良 |
| 2.2.2 纪律严明 |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 4.1 文字宣传 |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 4.2 语音宣传 |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 4.3 形象宣传 |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 7.1.1 参军 |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8）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1. 以专着形式所进行的相关研究 |
| 2. 以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形式进行的相关研究 |
| 3. 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为线索的专题研究 |
| 4. 相关纵向历史研究 |
| 5.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1. 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研究 |
| 2. 对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研究 |
| 3. 对中华文化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四、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主要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早期认识（1921-1937） |
| 一、 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批判 |
| （一） 对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 |
| 1.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
| 3. 瞿秋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
| （二） 文化政策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摒弃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初步认识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原因分析 |
| （一）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 |
| （二）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
| （三） 国内复杂斗争形势的影响 |
| （四） 传统文化自身的保守性不适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
|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评价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进步性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局限性 |
| （三）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早期认识的历史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与运用（1937-1949） |
|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 （一） 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
| （二） 对传统文化政策上的转变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进一步认识 |
|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识转变的原因分析 |
| （一） 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 |
| （二） 抗战背景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需要 |
| （三） 国共两党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需要 |
|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先进性 |
|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局限性 |
|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波折（1949-1978） |
| 一、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 （一） 对传统文化态度上的徘徊 |
| 1.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
| 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时期 |
| 3. 文化大革命时期 |
| 4. 拨乱反正时期 |
| （二） 传统文化政策效果的反复 |
| 1.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收效显着 |
| 2. 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的严重波折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波折 |
| 二、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波折的原因分析 |
| （一） 对国内外形势评估不当 |
| （二） 早期反传统思想的影响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 |
| 三、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 （一）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积极作用 |
| （二）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局限性 |
| （三）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与发掘（1978-2012） |
|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 （一） 对传统文化态度上的正视和明确化 |
| 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 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 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文化观 |
| （二） 对传统文化在政策上的重视与扶持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发展 |
|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传统文化的原因分析 |
| （一） 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需要 |
| （二） 文化政策重新调整的需要 |
| （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需要 |
| （四） 应对改革开放后外来思想文化冲击的需要 |
| 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创新发展 |
| （二）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三）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意义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科学传承与创新（2012-至今） |
|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新认识 |
| （一）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肯定与时代性推崇 |
| 1.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地位的高度评价 |
| 2.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冲击作用的高度评价 |
| 3. 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
| （二） 政策层面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到治国理政高度 |
| 1. “中国梦”执政理念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
| 2.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要求 |
| （三） 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认识的深化 |
|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创新发展的原因分析 |
| （一） 实现民族复兴的应有之意 |
| （二） 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需要 |
| （三）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需要 |
| 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评述 |
|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
|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重大意义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 秉持“去粗取精”方针理性认识和运用传统文化 |
| 三、 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界限 |
| 四、 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
| 五、 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 |
| 六、 坚持与时俱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 (一) 政治部(处) |
| (二) 政训处 |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周恩来的最后政治交待——周恩来对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D]. 白东阳. 兰州大学, 2021(02)
-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4]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红色家风研究[D]. 张润琪. 山东大学, 2020(10)
- [5]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6]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7]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8]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9]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D]. 刘成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