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王祎(1321—1372),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师学柳贯、黄溍，明初与同门友人宋濂俱以文章名世,二者同为浙东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著述颇丰。现有二十四卷《王忠文集》存于世。初明,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洪武六年,奉诏出使云南,诏谕梁王归降,害遇。建文时谥“文节”,正统间谥“忠文”,事迹见于《明史·忠义传》。作为元末明初浙东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王祎为文学、史学等领域均做出了突出贡献。现有研究文献虽然对王祎有所关注,但是,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着墨甚少,其文学光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遮蔽。本文拟从王祎文学成就被遮蔽的原因起笔,探讨王祎的气节、史学成就、自身早逝,以及研究者对宋濂过多关注等主客观因素对其文学成就遮蔽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揭示王祎文学成就的历史原貌,以此论证对王祎文学思想进行研究的意义,证明仍有对其进行个案研究的必要。对王祎进行个案研究,本文试图从王祎的心态入手,通过《王忠文集》整理和勾勒出王祎“志乎圣贤”的事功思想体系。王祎在师承、家族传统等主、客观因素的熏陶之下将该思想直接转化为“治世经邦”及“为圣贤之文”的行动。并且单纯地将前者理解为依托政治才能实现的理想,并表现出对政治的过度热衷。本文试图对王祎人生三个阶段中的求仕行为及失败原因进行分析来展示元末明初的士人困境,以揭示文风发生转变的深层原因。王祎的文学思想与其心态思想一脉相承,其“志乎圣贤”的事功思想直接影响他对文学的分类、功能、审美等元素的看法,这些元素的综合又形成了他自身的文学思想。其文学思想直接指导和影响了其文学创作及其对文学的评价。这使得王祎的文学创作在主观上与其思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但是,由于现实环境与主体心态的变化,又使王祎的文学风貌在客观上与其所倡导的理念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在对其文学文本深入研究的情况下,试图对王祎的文学观念、文学评价标准、文学创作等一系列问题做细致探讨,以此来了解元末、明初的文化环境、士人心态、文风转变等问题,同时借此恢复王祎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