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方志调到史部二级类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赵太和[1]（2021）在《从独立成子目成部类到独立成专目——中国方志目录源流新考》文中研究表明最早的方志目录脱胎于综合性书目,萌芽于梁代《七录》,唐初《隋书·经籍志》于史部地理类着录方志的做法成为后世主流分类法。因早期方志内容不固定体例不完善,致使方志目录长期未形成子目或专类、专部。宋代方志趋于定型,《通志·艺文略》出现方志类子目,方志目录略具雏形。明代方志迅速发展,不少目录中出现独立出史部地理类的方志部类,专志类目也大为丰富。清乾嘉至民国是方志目录学的形成期,章学诚创立古典方志学,其《史籍考》中首次出现"方志"类名称,周广业撰成第一部方志专目《两浙地志录》。至民国时期方志目录学基本形成,若干体裁的方志专目略备。
张晓娟[2]（2021）在《明中后期北边卫所武职纳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武职纳级是明朝捐纳政策的一部分。明代武职纳级始于正统四年（1439年）,北边卫所武职纳级则出现在景泰元年（1450年）。明代中后期,北边军费不断增长,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边地赈灾需求迫切,明朝财政入不敷出,无法满足庞大的资金需要。为了筹措经费,解决燃眉之急,明朝经常在北边卫所实行武职纳级的开纳事例。明代武职纳级的群体主要是指挥使以下的武官以及舍人余丁,纳指挥佥事职衔人数较多,所纳职衔景泰初允许世袭,随着武官人数的增加,官道壅冗,明廷规定纳职武职一概不准承袭,但后期由于纳级人员少,明廷又规定可以通过加纳使子孙承袭一两辈。明朝对于武职纳级的纳赀、职衔授予、纳级武官选用推升等有一系列相关规定。明后期武职纳级成为武官晋升的四途之一。明代北边卫所武职纳级对于弥补经费不足、缓解财政困难有一定积极作用。同时,通过武职纳级,一些出身低微但富有才智勇力的军人能够获得一定职衔或得以晋升,在守御北部边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明朝整个官僚系统腐败的大环境下,这种积极作用还是有限的。武职纳级的消极影响更多一些,包括加剧了军队腐败以及对铨选制度造成一定的破坏。
吕成震[3]（2021）在《明代都察院之河南道研究》文中提出明初重构中央权力体制的过程中,三大府之一的御史台被重新改造。御史台中侍御史的地位及作用逐渐降低最终被废置,而察院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明代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明太祖在察院的基础上,将其更置为都察院,体现了明代御史以察为职的特色。明代为适应后中书省时代对地方政治的控制以及处置地方司法案件的需要,将都察院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各按省分治刑名、监察等事务。河南道是都察院十三道之首道,主管监察河南布政司范围内的布、按、都司、王府等衙门。同时,河南道还带管监察在京外朝之礼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等衙门,内府之司礼、尚膳、尚宝、直殿等监局,以及在京及直隶部分卫所、府州及盐运司等衙门。明代御史监察百官,为皇帝耳目之司,其选任最为严苛。从河南道御史的履历中可以看出,明代御史选任对于选人的出身、年资、年龄、才学等方面皆有特殊的要求。而河南道掌道御史的选任则更为严格。明中后期都察院为稳定发挥河南道的职能,逐渐将河南道掌道一职差职化。这使得由他道御史改任河南道御史的情况逐渐增多,各道御史之间的流动性大为增加。明代各道御史任官中遵循亲族回避、籍贯回避、管差回避等回避原则,以保障监察职能的发挥。此外,明代御史的出途多以升迁为主,河南道掌道御史的出途更为显贵,往往得以内升小九卿。明中期以后御史迁转过快以及内外升转比例的失衡也造成了京官的壅滞,加剧了政治纷争。明代河南道所辖职务繁多,既包括作为御史的一般职能,如刑名覆核、照刷文卷、纠弹、言事等,还逐渐参与到明代官员的考满、京察、朝觐考察、军政考察、会推、年例等事务中,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河南道对内外官员任满的考核是分理都察院院务的体现,弥补了明代部分内外官员无堂官考核的缺陷。在明代内外考察事务中,河南道主要负责对被考官员的发单咨访工作,同时与吏科、考功司公同协商初拟考评意见,为部院定考提供依据。此外,河南道还与吏科一同行使科道拾遗的权力,通过汇集、表达科道意见的方式对部院考察的过程进行监督。在会推及科道年例升转中,河南道及吏科等科道力量凭借着自身权势的上升,逐渐通过舆论监察的形式对会推及年例的拟定施加影响。河南道因其职能的繁重,逐渐成为明代“台班之领袖”。河南道的职权与明代中央及地方衙门的权力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彼此影响。在都察院内部,河南道随着职能的膨胀与堂上官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又因河南道具有考察诸道的职能及首道的地位,河南道逐渐有统协于诸御史之上的趋势。明代科与道之间虽职能各有所侧重,但是对于中央部院的监察,两者职能多有重叠。河南道对明代吏治的参与和监察一定程度上侵夺了吏科的权力。河南道等道臣参与明代考察、会推等事务,侵夺吏部职权的同时,亦有弥补行政系统自身管理职能不足的作用。都察院与吏部之间既协同合作又彼此制衡,但是嘉靖以后部院之间多有为职掌相争的情况。礼部是河南道所带管监察的衙门,礼部衙门所犯刑名卷宗皆由河南道分理。河南道有着监察礼部事务、纠察礼部官员、参与议礼咨访等方面的权力。在刑名方面,都察院与刑部之间既有审刑上的职能分工,同时都察院还对刑部审刑有监察覆核的作用。此外,从河南道与刑部河南清吏司的分管范围来看,二者基本相同,体现了明代中央部院十三司道的分属范围划分的一致性。河南道还对兵部军政考察、武举等事务有着拾遗纠察的作用。河南道与明代中枢权力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决策的建言、权力行使的规谏与纠驳等方面。河南道等十三道之公议影响着决策意见的形成,但是皇帝对于言官建言、纠驳有着最终决裁的权力,制约着其职能的行使。内阁亦可以对中枢决策施加影响进而干预科道权力的行使,不过河南道等科道官对会推阁臣有着咨访监督的作用,亦得制衡阁臣。两者彼此制衡的同时亦有言官攀附结纳阁臣的现象。此外,河南道本具备监察司礼监等内府衙门的职权,但是随着司礼监等内官权力的上升以及明代“以内制外”的政治格局的影响,河南道等外廷实际上并不具备制约内廷的能力。河南道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一方面主要体现在河南道对所属地方刑名的审理和监察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河南道对巡按、监司的考核与监督上。明代通过设立巡按御史,构筑起一条中央对地方垂直监察的通道。这条通道逐渐凌驾于各层级政务传递的体制及地方原有的监察体制之上,并推进了明代按察司职能的转变。河南道所掌回道考察、保举咨访、考察地方官员等方面的职能,与巡按御史、按察司等地方官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都察院监督巡按御史及地方按察司官的得力助手。明末都察院曾尝试通过河南道加强对巡按御史的监督和控制,以期严明举劾,澄清地方吏治。但是,受制于政局的变动,河南道并未真正起到考核、制约巡按御史的作用。明代河南道有着职能不断扩大、职权逐渐异化的演变趋势。河南道职权的扩大,一方面来自于都察院内部院务的分派,另一方面来自科道言官集体。其职权的演变并非单由本身监察权扩大所造成的,还受到了来自本衙门及外部政治环境的多重影响。河南道职能的异化表现在其部分职能的行使超出了监察的范围,有着直接参与部分行政事务的趋势。此外,河南道御史本身亦存在一定程度上腐化的现象。河南道在明代考察、言路以及举劾等方面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晚明各党争夺的焦点。明代科道咨访职能运作的背后蕴含了公议、公论的政治价值。在明代政治中,吏科、河南道等言官是掌握公论的主体,这种公论对于进退官员有着极大的舆论压力和影响力,这也是明代科道官权力不断膨胀、话语权不断提升的内在价值支撑。但是,晚明科道不过徒持公论之名,毫无公论之实,甚至以公论之名挟制政府,干扰政治秩序,加剧了明末政治的内耗。
王慧明[4]（2021）在《明代募兵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募兵制是以有偿方式召集自愿者参加军队的军事制度。募兵入伍前是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人群,入伍后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有人身控制的强化,也有人身控制松弛的雇佣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管理和有偿方式。本文以明代募兵制为研究对象,考察明代军事动员从卫所制的强制动员到募兵制的自愿动员的发生发展,召募对象的身份地位,募兵入伍后的管理、有偿方式及体现人身关系,进一步分析对军事、财政等方面影响和反映的社会变迁。明代募兵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英宗即位初的宣德十年（1435）募兵榜谕到嘉靖十三年（1534）募兵被编入卫所,此后至明亡为第二个时期。第一期募兵制的发生与部分军事物资的市场化动员几近同时,招募对象有军户中具有相对自由空间的卫所舍余、免差徭而从军的民户人丁、接受军队再控制的流民等。舍余即武官户下舍人和军户下余丁的统称。募兵的规模在土木之变后扩大,募集士兵因明蒙对峙而服役长期化,召募民壮、舍余和北边召募土兵等募兵名目陆续展开。带管于卫所的募兵、州县召募的民壮在管理方式和粮饷结构上类同于卫所正军,仍是兵农合一的原则,除了本身从军及从行粮到如卫所正军一样行月兼支的经济报酬外,其家庭在享有丁粮优免权利同时也负有户丁帮贴乃至世袭替补的义务。卫所制随着募兵制的发展也采用召募方式补充操军、屯军的缺额。所以此时募兵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强控制的形态而非雇佣关系,也就难免在推行日久后出现类似卫所废弛的弊病。将该期的募兵制与同期的卫所舍余差操制度化、民壮从自愿应募到以里甲为单位的强制佥派结合起来,就是军事动员向卫所军户内剩余人口及州县各种户籍的扩展。该阶段募兵制在军事上对外巩固了北边防线,对内稳定了社会秩序;在财政上主要是节省了客兵远戍的军费;在兵制上使卫所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弹性,缓解了废弛的速度,召募土着为兵被奉为圭臬并延续以后的募兵制中。第二个时期随着嘉靖中期“北虏南倭”的新变化使明军作战编制由卫所制向常备营兵制普遍化发展,兵农分离的士兵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募兵制逐渐摆脱上一时期的兵农合一的管理方式。召募对象主要是民户人丁和摆脱政府控制的流民,前者随着明中后期赋役改革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施行,来自国家的人身控制趋于松弛,具有一定的职业选择权;后者也不再如前一时期以人身与土地结合的再控制为目标。除了军事资源调节部分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外,朝廷为解决人身控制较强的士兵雇佣他人顶替不能保证军队战斗力及浪费财政资源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募兵制。从抗倭战争开始,召募、管理、作战视粮饷厚薄为准,入伍后以雇佣关系为主的募兵从东南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卫所内的募军与世袭的祖军相区别,仅是本身从军,因老疾而退出,以名籍、粮饷、人身为序,不同程度地处于卫所管理之下,而雇佣关系更强的就是全然脱离卫所而仅受营兵制管理的募兵。后期募兵赋税优免只及本身,家庭既无丁粮优免也无户丁帮贴,军饷结构上包括本身的军饷及经济上惠及家庭的安家银、内顾银。将帅家丁是募兵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九边军官阶层在边疆地区的土地市场化经营而产生,与将领的人身关系从附庸关系为主向雇佣关系为主发展,即先与军官结成支配关系,再由军官与朝廷交换政治、经济利益,成为以朝廷为单独买方的雇佣兵队。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时期的募兵制不是后期取代前期的关系,而是因时因地制宜地施行。不同于第一阶段募兵对财政的节省,第二阶段募兵从嘉靖中期到隆庆时期的“覆定军制”,除了数量有限的军事家丁双粮和南兵厚饷外,军饷并未超过卫所正军,财政支出扩大的原因是军数的增长和兵农分离后常备士兵的增多。万历中期以后,经制募兵和战时临时募兵数量增加和自援朝战争开始的、明清战争继续扩大范围的单兵厚饷造成了明末财政的急剧扩张。对于包括募兵在内的军费扩张,在中央引发了以户部和兵部之间为主的部门矛盾并延及边镇或前线军事负责部门,在地方上引发了因户籍人口减少导致的赋役完纳问题和军费导致的百姓负担加重及地区分配不均等等矛盾。至万历中期,包括卫所募军、经制募兵、临时募兵、在营家丁形式的个体雇佣兵和将帅家丁式的雇佣兵队的多样化雇佣关系的募兵制体系形成了。但是募兵的训练、解散、安置、预备役、军事领导权力分配却并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个体募兵为经济利益自愿应募,但在入伍后却有极大的趋利性,表现为军饷上的逃薄就厚,军事任务上的趋利避害,以致朝廷因逃亡过甚而只求数量充足。尽管明末募兵的数量占比已经超过1/2,但却没有带来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明代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家丁为核心、普通营兵为外围的军队结构,这个趋利性的结构压倒了戚继光所代表的强调军队团结协作的军队结构,再加上军官阶层沿袭自卫所制的腐败愈发严重,不仅军事改革被打断,反而在调募这种军队集结方式共同作用下,在明清交替时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徐成[5]（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程天星[6]（2020）在《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文中指出宣德二年丁未科开始推行的会试分卷制改变了明代进士的地域分布,并促成了提学制度的设立,在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试分卷制推行以前,江西科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远远领先于全国其它省直。基于“明道”“宗经”的学术传统以及强烈的地域意识,数量庞大的江西籍进士群体在杨士奇、梁潜等人的引领下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文学观念与创作风格的作家群。这个群体继承了洪武时期以刘基等浙东派馆阁文人为代表的雅正文学传统,将“雍容典雅”风格和“颂圣鸣盛”主题的诗文创作从应制场合迁移至非应制场合,并竭力标举和模仿以陶渊明、欧阳修等本土作家为代表的“平淡自然”“舒徐和易”之诗文风格,进而形成了文学史上统治明代文坛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台阁体文学”。本文第一章重在分析和呈现建文、永乐时期数量庞大的江西籍进士群体参与创作并推广台阁体文学的过程。从庶吉士期间与同乡阁臣的文学和学术交流,到授官馆阁期间与同乡翰林作家的诗文往来,再到参与同乡馆阁作家主导的京城雅集唱和,最后到会试考官、庶吉士教习对文坛风尚的控制,江西籍进士群体由一个松散的群落逐渐凝聚为一个紧密的文学流派,在吸纳了大量非江西籍文人参与创作的过程中,也将台阁体文学从馆阁推广到了京城及地方。明乎此,则可探究会试分卷制对台阁体文学衰落的影响。会试分卷制推行以后,江西科举逐渐走向衰落,数个直省进士占比趋于平衡。新增馆阁作家地域来源不再集中于江西一省,已经为台阁体文学埋下了衰落的种子。从正统中后期开始,永乐年间及第的江西籍翰林作家相继离开馆阁,不同地域作家的流入使得馆阁文风逐渐多样化。天顺至成化时期,馆阁作家地域来源的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新馆阁文学已部分背离以杨士奇为代表的台阁体文学,表现为:（1）新增馆阁作家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主张诗歌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呼吁诗歌恢复“美刺”和“讽谏”的功能。（2）新增馆阁作家开始认可“山林”之文,并试图将“台阁”文风与“山林”文风相融合,甚至提出“诗隐而工”的诗学理论。（3）新增馆阁作家不仅欣赏和创作豪迈奔放之文,部分作家还表现出了“出奇制胜”的竞技心态,因而更注重锻字炼句和营造诗歌意境。（4）在文章的取法上,新增馆阁作家还出现了明确以《左传》为作文之法的主张,部分作家对晚唐、元末的诗文也开始重视起来。除了影响新增馆阁作家的地域分布外,由会试分卷制的推行所引起的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也影响了京城雅集的组织形式,使得同年会、苏州同乡会逐渐取代了“江西同乡会”成为中央文官集会的主要形式,这一形式的转变同样促成了台阁体文学的衰落,因为同年唱和中的感伤基调以及苏州同乡唱和中的闲散隐逸基调明显不同于台阁体文学的颂圣鸣盛基调,这对京城文风的转变有着重大意义。除新增馆阁作家地域来源的变化及京城雅集组织形式的转变之外,本文第二章还从地方文学社团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会试分卷制对台阁体文学发展的影响。降额取士是会试分卷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南卷省直而言,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不仅增加了永久滞留地方的士子数量,还延长了士子的备考时间,故而促进了地方文学社团的兴起。由于身份和境遇的不同,地方文学社团成员大多不会对颂圣鸣盛、简澹和易的台阁体文学感兴趣,而更容易形成与台阁体文学相异甚至对立的诗文风格。因此,从地方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会试分卷制同样促成了台阁体文学的衰落。除了通过改变进士地域分布的方式影响明代台阁体文学的发展之外,会试分卷制的推行还促成了明代提学制度的创设。本文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提学制度的设立之关系,并通过考察正统至正德年间提学官的文学观及督学活动论证了提学制度的设立对促成台阁体文学的彻底衰落之重要作用。总的来说,正统时期,提学官制虽未对台阁体文学的发展构成明显破坏,但却已在官方教学系统内部开辟了一条与会试主考及庶吉士教习相并列的文权获取途径。等到天顺五年提学官制复设、朝廷要员的选拔不再由台阁体文学的核心成员掌控时,提学官制便立即表现出对台阁体文学发展的破坏力。具体表现为杨一清及前七子复古派作家借督学的机会传播文学复古思想并培养了一批复古文学后劲,在地方上兴起了与台阁体文学背道而驰的复古文学思潮。
王珂[7]（2019）在《大英图书馆中文写本专题叙录与个案研究》文中提出大英图书馆历来以馆藏宏富着称於世,尤其以敦煌文书爲国内学者所熟知。然而,其所藏大量的其他中文写本文献一直默默无闻,不爲学界所知。本文采用传统文献学的方法,通过专题叙录和个案研究两个角度,深入揭示这批文献的特色、来源、编目情况及价值。总体来看,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文稿抄本,而是以历史档案爲主,兼及其他学科。它们体现了英国人讲求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带有窥视异域风情的心理及作爲战争胜利者的炫耀心理。它们的主要来源是购买和捐赠,18世纪入藏较少,19世纪随着英国势力的深入开始大量入藏,20世纪趁我国战乱导致书籍流散的时机而发展壮大。入藏後,经郭士立、普罗维斯特、道格拉斯、翟林奈等人编目,尤其以道格拉斯的《大英博物馆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及其《补编》影响较大。然而,这些目录均未反映这批文献的全貌,而且不着录抄写时代,不便於中国读者查閲。本文采用传统文献学的方法,分语言类文献、地理类文献、历史档案文献、艺术类文献、宗教类文献等专题,逐一着录每一种文献的书名、版本、作者、版式、主要内容、题记、来源等具体信息,力求全面揭示每一种文献。语言类文献以字典爲主,主要是汉英字典,也包括欧洲其他语种、我国主要少数民族语种、方言语种字典。地理类文献分舆图和专着两类。舆图主要是清代东南沿海军事图,专着主要关注新疆、云贵等边疆地区,目的性强。历史档案类是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一类文献,包括诏令奏议、军事文档、信札名帖、太平天国及洪门史料、经贸文献、外交档案、地方官府文书等,大多从两次鸦片战争中得自江浙和庚东。艺术类文献主要有书法、绘画、篆刻三类。书法文献以清人爲主,不乏唐宋元明名家作品,然真僞杂陈;绘画类主要是人物画,尤其以风俗画爲特色,是研究清代民俗的重要史料;篆刻类藏品数量较少。宗教类文献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四大宗教,数量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依次递减。从文本个案的角度来看,《福次咸诗草》印证了第一次火烧圆明园的时间是1860年10月6日。《湘云友朋信札》是研究清代师爷的重要资料,反映了他们是如何谋得职位、如何以诗词唱和来丰富业余生活的。《各府州清册》表明,清代官员年终密考的范围不仅仅是道府以上官员,也包括州县及佐杂等员,密考程序是由府、道、两司分别上报供督抚采择。《关於浙江慈溪县交通及兵力部署的密信》《鄞慈镇三县水陆地图》证实了郭士立作爲鸦片战争中英军谍报负责人的角色,《中文图书目录》又坐实了他中文文献收集人和编目人的角色。《南洋视学札》帮助我们还原了清末刘士骥南洋视学的史寅,有助於我们了解他此行目的、出行的经过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大英图书馆藏中文写本以清代中後期爲主,主要来自江浙、广东、北京等地区。他们见证了中国的近代史和中英交往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学术资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发掘。
周新年[8]（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何乃恩[9]（2018）在《明代浙江备倭官制与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明代浙江备倭职官为研究对象,探讨明代浙江的海防官制体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军事体系、监察体系、行政体系。军事体系和监察体系的构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行政体系是在三司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官职——浙江巡抚。浙江一地存续了三种备倭军事体系:随设随撤的“公侯出任”、总督备倭都指挥—备倭把总—卫所体系、总兵—参将—把总体系。洪武至永乐时期,公侯出任总兵官统领沿海卫所官军巡捕倭寇,无固定任期,无固定治所,随设随撤。在“公侯出任”的同时,明政府在浙江创设备倭都司,统领沿海各卫所,具体的时间可能在洪武三十年。永乐后期,“公侯出任”制度终结,备倭都指挥起主导作用。正统六年,明政府为提高备倭都指挥的事权,而将其加号“总督”。正统七年,朝廷又析浙江沿海卫所为四把总,总督备倭都指挥—备倭把总—卫所体系就此形成。嘉靖中期,浙江沿海卫所颓废,卫所战斗力严重下降,总督备倭都指挥的作用日益弱化,后以“冗员”的名义被裁革。“总督备倭都指挥—四备倭把总—卫所”体系走向消亡,明政府不得不开始探索新的备倭体系,“总兵—参将—把总”体系便登上历史舞台。浙江备倭监察体系由监察御史、海道副使、兵备道组成。监察御史的派遣从洪武二十三年开始直至明末,只是洪武二十三年至正统七年的时间中,监察御史对备倭事务的监察起主导作用。在海道副使、兵备道设立之后,巡按监察御史的作用仍然存在,发挥的作用仍是遇事则动,不遇则“按兵不动”。正统七年至景泰七年,督巡海道御史、督巡海道右参政开设,这是海道监察的尝试与探索。天顺四年,朝廷派按察司副使出任巡视海道一职,又称海道副使。海道副使设立以后,其自身的属性也有所变化,这与其驻地的变化密切相关。天顺四年至嘉靖九年,海道副使常驻杭州,它职能表现为巡视海道、外出监察;嘉靖九年,海道副使移驻台州,嘉靖二十七年,海道副使移驻宁波,海道副使独立宪署,独制要区。随着海道副使的行政化与军事化,兵备副使的军事化,巡按监察御史在备倭监察方便又扮演了重要角色。行政体系涵盖浙江布政司所辖官员。其中,知府、知县及巡检司巡检对于备倭事务负有最直接的义务。在和平年代,府县官员的责任在于地方管理;在倭寇入侵时期,府县官员的主要责任在于领导居民抗倭。巡检受辖于府县官员,对于备倭有着另一种意义——巡历沿海、巡捕倭寇等等。在嘉靖年间,府县官员在备倭的过程中有了一项新的职务——筑城、修城。与此同时,地方行政系统的顶层设计有了新的变化,即浙江巡抚的开设,突破了三司制度。浙江巡抚的确立根源于嘉靖大倭乱,为了满足抗倭力量的集中和统一,浙江地方行政权便归于浙江巡抚,统领各级机构配合浙直总督抗倭与备倭。本文运用《明实录》、《明史》、明代地方志等资料,详细考证了浙江备倭职官的开设过程,职官与职官之间的转换关系,探讨期间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在考证官制的同时,研究该职官的职能也是必然之举、题中之议,如此才能更好的解释明代浙江的备倭制度。
赵阳阳[10]（2017）在《明代固原镇研究》文中认为明建国以后,为抵御北方蒙古的进攻,先后在北部边疆地区设置九个军事防守区,称为“九边重镇”。明九边地区屯驻重兵,防御蒙古,关乎一国国运,与明代兴衰存亡关系密切,是朝廷重点经营地区。固原镇本陕西镇,是为明代九边之一。战略地位重要,“东顾榆林,西顾甘肃,与宁夏为唇齿”,承担着防蒙抚番双重任务。自成化年间三边总制设在固原,固原逐渐成为整个西北地区军事指挥中心,固原镇的“联属”与“总制”作用更加突出。在巩固明朝西北边防及维护明朝的边疆稳定上起到重要作用。明代九边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传统和重点领域,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军制、战争、民族关系为主题的政治、军事方面,在社会经济研究中也所涉及如军屯、盐法等。但以某一镇为单独研究对象的成果比较少见,尤其是固原镇,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边镇设立虽然是军事斗争的产物,但边镇的研究却是一个系统性课题。除了军事领域,它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社会等多个研究领域,包含沿革变化、军队数量、职官领导、防御工事、军需装备、后勤供应、特殊群体、文化教育等多个子课题。故本文选取极具特色的固原镇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区域,将上述项目统筹起来作为研究主要内容,通过对史料的搜集、考证、分析,力求将一镇的全貌及发展动态展示给读者。本文共七章,加上绪论和结语、附录共十个部分。绪论首先说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对象及意义,然后对相关学术史进行回顾,继而对所用史料、选题依据、研究方法、主要内容等进行说明。第一章对明代固原镇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存在的固原镇乃弘治年间新设之镇说法有待商榷,考证这个说法是由《明史·兵志》的一小处史料的改动而造成的。固原镇并非新设之镇,其前身为陕西镇,从陕西镇到固原镇演变的过程其实就是固原等地从腹地变为边地这一内地边防化的历史进程。然后对固原镇辖区进行探讨,其变化主要集中在庆阳、河洮岷、松山三处。之后又对固原镇在明代边防中地位进行探讨。第二章对固原镇边患进行考述。固原镇作为明朝北边防务链条上一个重要环节,北有蒙古,西临诸番,土达居于内,这三种势力是固原镇最主要的边患来源,尤以前两个威胁为主。有明一代,固原镇一直受到蒙古和诸番不同程度的冲击。第三章对固原镇军队进行考察。省镇营兵制度下,边镇军队构成主要包括标军、营兵、守城兵、了侦兵等。首先论述固原镇下各个兵种,然后考证固原镇军队、马匹数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明代固原镇军、马数量变化较大,军队少则一两万,多则七八万,马匹数量也从一万余到三万余变化不等。有关固原军、马数量记载稀少且紊乱,前后矛盾地方很多,使用的时候需注意。目前还不能很好处理这些数据上的矛盾,只能考证大致数量,推测其发展变化趋势。不同时期的军、马数量变化,一定程度反映出明代北疆军事紧张与缓和、征战与和平局势的变迁。之后对固原镇军、马来源的几个主要途径进行探讨。第四章对固原镇的职官体系进行考察。省镇营兵制下,固原镇军队分属不同的领导系统,如“总督—巡抚—兵备道”的文官系统和“总兵—参将—守备”的武将系统,此外还有巡按御史、镇守内臣等组成的监察系统。本章重点对陕西三边总督、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职官进行研究,并指出不同时期各自的地位与权力变化情况。第五章考察固原镇长城防御体系的构建。主要复原、介绍固原镇的六段边墙、数十座城堡以及众多墩台的修筑过程。三者相互配合,相互连接,互为表里,从而构筑一道东西延绵千里,纵深数十里的长城防御体系。并对这一防御体系进行简短评论,认为守边墙消极摆边不如守城堡、墩台进行纵深防御。第六章考察固原镇军队装备与粮饷供应。主要从兵器、战马、战车、军服四方面论述军队装备情况,然后具体介绍固原镇军队粮饷供应四个主要途径屯田、民运、开中、京运各自发展的情况,并通过细致审慎的分析探讨,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并简要介绍这四项供应方式在不同时期所占地位与作用。第七章初步考察固原镇文化教育情况。通过对固原镇下府州县、卫所儒学及地方社学、武学等多种教育方式考察,探讨固原镇总体上的文化教育状况。总体上,固原镇文化教育成就优于甘肃、宁夏、延绥三镇,但劣于东部辽东、蓟等镇。结语部分是对明代固原镇诸多方面进行总结,展现明代固原一镇的全貌。并揭示某些方面的历史动因,以为今天固原地区发展提供一些历史借鉴。附录部分统计了明代固原镇的战争情况资料及历任陕西三边总督、巡抚、镇守总兵的基本情况。
二、关于方志调到史部二级类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方志调到史部二级类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从独立成子目成部类到独立成专目——中国方志目录源流新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方志的起源与界定 |
| 二 萌芽期(南朝梁至宋):方志目录从混沌到独立成子目 |
| 三 雏形期(元明至清初):方志独立部类的设置 |
| 四 方志目录形成期(乾嘉至民国):方志专目的形成 |
| 余 论 |
（2）明中后期北边卫所武职纳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论文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明代北边卫所武职纳级的背景与原因 |
| (一)明代北边卫所武职纳级的背景 |
| 1.明代北边卫所武职概况 |
| 2.明中后期的政治腐败与财政困难 |
| 3.明代武职纳级出现的时间 |
| (二)明代北边卫所武职纳级的原因 |
| 1.明代北边军费开支和来源 |
| 2.北边粮饷供应不足 |
| 3.修边费用不足 |
| 4.赈灾经费不足 |
| 二、明代北边卫所武职纳级的实施管理和纳赀类型 |
| (一)武职纳级的实施管理 |
| 1.武职纳级的实施和管理机构 |
| 2.有关武职纳级的限制性规范 |
| (二)武职纳级的纳赀类型 |
| 三、明代北边卫所武职纳级人员所获职衔和待遇 |
| (一)武职纳级升授的职衔 |
| (二)职衔的世袭和升级 |
| (三)纳级武职的俸禄 |
| (四)武职纳级的任用 |
| (五)武职纳级人员的其他待遇 |
| 四、明代北边卫所武职纳级的特点与影响 |
| (一)武职纳级的特点 |
| 1.与文官捐纳比较武职纳级所具有的特点 |
| 2.与世职、武举、恩荫相比较武职纳级的特点 |
| (二)武职纳级的影响 |
| 1.边镇军费开支或赈灾经费的补充 |
| 2.举用官员的范围的扩大 |
| 3.有志武官个人才能的发挥 |
| 4.军队腐败的加剧 |
| 5.官员冗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明代都察院之河南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五、文献的运用 |
| 第一章 都察院十三道御史制度及河南道设置 |
| 第一节 都察院的设立与演变 |
| 一、洪武间的设置 |
| 二、建文至正统间的废置与定型 |
| 第二节 “名”与“实”: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分道与分巡 |
| 一、十三道御史的设置 |
| 二、十三道的主管与协管 |
| 三、守院与分巡 |
| 第三节 河南道的机构建制与分管范围 |
| 一、建制规模 |
| 二、分管范围 |
| 三、掌河南道御史的设置及演变 |
| 第二章 河南道御史的“入途”与“出途” |
| 第一节 河南道御史的“入途” |
| 一、资格 |
| 二、选授方式 |
| 三、回避制度 |
| 第二节 河南道御史的“出途” |
| 一、升迁 |
| 二、平调与降黜 |
| 第三章 河南道职掌 |
| 第一节 河南道的一般职能 |
| 一、刑名审理与覆核 |
| 二、照刷文卷 |
| 三、纠弹与言事 |
| 第二节 “悉署中外考绩”:河南道与内外官员考满 |
| 一、考满的一般流程 |
| 二、河南道在考满事务中的职能 |
| 三、河南道在考满中的实际参与 |
| 第三节 “独掌内外考察”:河南道与内外官员考察 |
| 一、河南道在京察中的职能与运作 |
| 二、河南道在朝觐考察中的职能与运作 |
| 三、河南道与军政考选 |
| 第四节 “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河南道与会推大臣、科道升转 |
| 一、河南道与会推 |
| 二、河南道与科道推升 |
| 第四章 河南道与中央权力关系 |
| 第一节 河南道与都察院 |
| 一、河南道与堂上官 |
| 二、河南道与其他道 |
| 第二节 河南道与六科 |
| 一、河南道与吏科 |
| 二、河南道与礼、兵、刑等科 |
| 三、从相互监督到互为庇护、攻讦 |
| 第三节 河南道与六部 |
| 一、河南道与吏部 |
| 二、河南道与其他各部 |
| 第四节 河南道与中央中枢决策系统的关系 |
| 一、河南道与皇帝 |
| 二、河南道与内阁 |
| 三、河南道与司礼监 |
| 第五章 河南道与地方权力关系 |
| 第一节 河南道与地方刑名 |
| 一、地方刑名处置的一般流程 |
| 二、河南道审理地方刑名的实际运作 |
| 第二节 河南道、巡按与按察司——院、省监察系统间的互动 |
| 一、巡按御史与提刑按察使司 |
| 二、河南道与巡按御史 |
| 第六章 河南道职能地位的变化与明代政治生态 |
| 第一节 职能的扩大与异化 |
| 一、监察权的扩大 |
| 二、职能的异化 |
| 第二节 是非之场:晚明党争中的河南道 |
| 一、考察权的争夺 |
| 二、言路、推举权的争夺 |
| 第三节 科道与公论 |
| 一、何为“公论”? |
| 二、“科道即公论” |
| 三、咨访设置与泛化 |
| 结语 |
| 附录 |
| 附表一:明代河南道御史统计表 |
| 附表二:明代河南道御史出身统计表 |
| 附表三:明代各道御史籍贯分布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4）明代募兵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募兵制的发生与条件 |
| 一、卫所制的功能和军制演变 |
| 二、募兵制的发生与兵源 |
| 三、募兵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募兵制的发展和募集士兵的管理 |
| 一、土木之变后募兵规模的扩大 |
| 二、明中期募兵的制度化推进 |
| 三、从募兵到募军:卫所制的补充 |
| 四、明后期雇佣性质募兵的出现与扩大 |
| 五、雇佣兵队:从招首到将帅家丁的军前报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募兵的军饷和军费 |
| 一、单兵报酬的演变 |
| 二、募兵军费与财政 |
| 第四章 募兵制的军事成效 |
| 一、数量及在军队中的占比 |
| 二、质量与军事特点 |
| 三、两种雇佣关系下的明代后期军队结构 |
| 四、调募与明朝的灭亡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文献 |
| 二、今人着述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两次入援的宣大将士 |
| 第一节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周弘谟、任自强、高策、宋大斌诸将考 |
| 附: 史儒考 |
| 第二节 “丁酉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一 统帅与诸将领简况 |
| 二 闻名疆场“四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 |
| 附: 牛伯英、柴登科考 |
| 第三节 宣大将领的来源与族属探赜——兼谈明代的“蕃将”现象与特色 |
| 第二章 宣大将士援朝战史考析 |
| 第一节 宣大将士在壬辰战争中的表现与评价 |
| 一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二 “丁酉再乱”中的宣大将士 |
| 第二节 宣大将士作战的特点与成因简析 |
| 第三章 壬辰战后宣大将士后裔与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战后留在朝鲜的宣大将士后裔及其文化传承问题 |
| 第二节 留居雁北与塞上的宣大将领家族个案分析 |
| 第三节 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形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章 会试分卷前进士的地域分布与台阁体文学的兴盛 |
| 第一节 建文、永乐时期的江西籍进士群体及其乡邦意识 |
| 第二节 江西籍馆阁作家群的壮大及其文学观念与艺术风格的趋同 |
| 一、建文、永乐时期新增江西籍馆阁作家及其进出馆阁的时间 |
| 二、永乐时期江西籍阁臣与同乡在读庶吉士的文学和学术交流 |
| 三、江西籍馆阁作家间的诗文往来与乡邦文学传统的体认 |
| 第三节 江西籍馆阁作家主导下的京城雅集与台阁体文学的兴盛 |
| 一、京城雅集与会人员的地域分布及入仕途径 |
| 二、雅集唱和与台阁体文学的定型及量产 |
| 第四节 会试考官、庶吉士教习的遴选与文坛风尚的控制 |
| 第二章 会试分卷后进士的地域分布与台阁体文学的演变 |
| 第一节 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明代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态势 |
| 一、会试分卷制推行的原因及其具体内容 |
| 二、会试分卷后明代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态势 |
| 第二节 馆阁作家地域来源的均衡化与馆阁文学的演变 |
| 一、宣德至景泰年间新增馆阁作家及其文风与文学观 |
| 二、天顺至成化年间新增馆阁作家及其文风与文学观 |
| 第三节 同年会、苏州同乡会的兴起与京城文风的转变 |
| 一、同年会的兴起与京城文风的转变 |
| 二、苏州同乡会的兴起与京城文风的转变 |
| 第四节 南卷区文学社团的渐盛与台阁体文学影响力的衰减 |
| 第三章 会试分卷下提学官制的设立与台阁体文学的演变 |
| 第一节 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提学官制的设立之关系 |
| 第二节 正统年间的提学与台阁体文学的推广 |
| 一、杨士奇、王直等台阁体作家主导下的提学官擢选 |
| 二、台阁体作家赠别提学官诗文中的督学重点 |
| 三、提学官到任后的督学活动与台阁体文学的下渗 |
| 第三节 天顺至正德年间的提学与台阁体文学主流时代的结束 |
| 一、新时期的提学官对台阁体文学的离叛 |
| 二、杨一清及前七子复古派的提学活动与文学复古思潮的蔓延 |
| 结语 会试分卷制对明中后期文学格局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7）大英图书馆中文写本专题叙录与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大英图书馆藏中文写本概论 |
| 第一节 文献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来源 |
| 第三节 编目情况 |
| 第二章 语言文献专题叙录 |
| 第一节 含欧洲其他语种的汉语文献 |
| 第二节 汉英双语文献 |
| 第三节 中国其他语种文献 |
| 第四节 汉语及其他语种文献 |
| 第三章 地理类文献专题叙录 |
| 第一节 舆图 |
| 第二节 专着 |
| 第四章 历史档案类文献专题叙录 |
| 第一节 诏令奏议 |
| 第二节 官府文书 |
| 第三节 军事文档 |
| 第四节 经济贸易 |
| 第五节 外交档案 |
| 第六节 太平天国及洪门档案史料 |
| 第七节 信札名帖 |
| 第五章 艺术类文献专题叙录 |
| 第一节 书法 |
| 第二节 绘画 |
| 第三节 篆刻 |
| 第六章 宗教类文献专题叙录 |
| 第一节 佛教 |
| 第二节 道教 |
| 第三节 基督教 |
| 第四节 伊斯兰教 |
| 第七章 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稿本《福次咸诗草》文献价值简论 |
| 第二节 大英图书馆藏《湘云友朋信札》考论 |
| 第三节 《各府州清册》考论 |
| 第四节 郭士立角色新论 |
| 第五节 刘士骥与《南洋视学札》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明代浙江备倭官制与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言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二章 倭寇侵扰浙江的时代分布与地域变迁 |
| 第一节 倭寇侵扰浙江的年代分布 |
| 第二节 倭寇侵扰浙江的月份分布 |
| 第三节 倭寇侵扰浙江的地域分布 |
| 第四节 汤和、周德兴的徙岛政策 |
| 1. 徙岛的具体情况 |
| 2. 徙岛的原因 |
| 第三章 浙江备倭武官体制与职能 |
| 第一节 公侯出任体制 |
| 第二节 总督备倭体制 |
| 1. 总督备倭都指挥的开设 |
| 2. 备倭都司的设立 |
| 3. 备倭把总的设置与职权 |
| 第三节 总兵参将体制 |
| 1. 浙江总兵的开设 |
| 2. 浙江四参将的设立 |
| 3. 四大备倭把总分设为六大备倭把总 |
| 第四节 基层备倭官制 |
| 第四章 浙江备倭监察体制 |
| 第一节 监察御史考证与职能分析 |
| 第二节 浙江海道副使的职能分析与群体研究 |
| 1. 浙江海道副使的职能分析 |
| 2. 海道副使群体研究 |
| 第三节 浙江兵备副使制形成 |
| 第五章 浙江行政体制与备倭职能 |
| 第一节 浙江沿海行政区划与备倭巡检司 |
| 第二节 行政官员的备倭职能 |
| 第三节 浙江巡抚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军事体系 |
| 第二节 监察体系 |
| 第三节 行政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明代固原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固原镇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一节 固原镇历史沿革 |
| 一、固原非弘治年间新建镇考 |
| 二、弘治固原建镇之说来源考 |
| 三、陕西镇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二节 固原镇辖区 |
| 一、固原镇卫所建置 |
| 二、固原镇防区变化 |
| 第三节 固原镇在边防中地位 |
| 第二章 固原镇边患考 |
| 第一节 蒙古 |
| 一、河套蒙古 |
| 二、西海与大、小松山蒙古 |
| 第二节 西番 |
| 第三节 土达 |
| 第三章 固原镇军队研究 |
| 第一节 固原镇军队构成 |
| 一、标兵 |
| 二、营兵 |
| 三、守城兵 |
| 四、了侦兵 |
| 第二节 固原镇军、马数量考 |
| 一、固原镇军队数量 |
| 二、固原镇马匹数量 |
| 第三节 固原镇军、马来源考 |
| 一、固原镇军队来源 |
| 二、固原镇军马来源 |
| 第四章 固原镇职官体系研究 |
| 第一节 陕西都司地位的下降 |
| 第二节 文官系统 |
| 一、总督 |
| 二、巡抚 |
| 第三节 武职系统 |
| 一、镇守总兵官 |
| 二、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 |
| 第四节 监察系统 |
| 一、巡按御史 |
| 二、镇守内官 |
| 第五章 固原镇长城防御体系研究 |
| 第一节 固原镇长城修筑及分布 |
| 一、固原旧边 |
| 二、徐斌水新边 |
| 三、兰州卫边墙 |
| 四、靖虏卫边墙 |
| 五、河、洮边墙 |
| 六、万历松山新边 |
| 第二节 固原镇城堡及墩台 |
| 一、城堡 |
| 二、墩台 |
| 三、驿站 |
| 第三节 固原长城防御体系成效 |
| 第六章 固原镇军队装备与粮饷供应研究 |
| 第一节 固原镇军队的军需装备 |
| 一、武器的种类、制造与应用 |
| 二、军马的管理、配备 |
| 三、战车的制造与使用 |
| 四、军服配备 |
| 第二节 固原镇军队粮饷供应 |
| 一、军屯 |
| 二、民运 |
| 三、开中 |
| 四、京运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固原镇文化教育研究 |
| 第一节 府州县、卫所儒学 |
| 一、府州县儒学 |
| 二、卫所儒学 |
| 第二节 儒学教育基本情况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关于方志调到史部二级类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从独立成子目成部类到独立成专目——中国方志目录源流新考[J]. 赵太和. 中国地方志, 2021(06)
- [2]明中后期北边卫所武职纳级研究[D]. 张晓娟. 内蒙古大学, 2021
- [3]明代都察院之河南道研究[D]. 吕成震. 吉林大学, 2021(01)
- [4]明代募兵制研究[D]. 王慧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6]会试分卷制的推行与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演变[D]. 程天星. 浙江大学, 2020(02)
- [7]大英图书馆中文写本专题叙录与个案研究[D]. 王珂. 山东大学, 2019(02)
- [8]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9]明代浙江备倭官制与职能研究[D]. 何乃恩.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10]明代固原镇研究[D]. 赵阳阳.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