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1830年美国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来华起,美国传教士开始了在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传教活动。为了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这一最高宗教目标,在传教过程中,部分美国传教士,如裨治文、伯驾、卫三畏、丁韪良、林乐知、明恩溥等,笔者在文中称之为“媒介形态下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群体”,他们突破了以往以教堂为中心的传教方式,利用报刊、出版等大众媒介传播方式进行宗教及文化传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传教士媒介话语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中建构了传教士媒介话语中的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谱系,这一形象谱系的建构有助于美国传教士完成“基督教化中国”抱负的大众化、符号化表达。基于此,本文以媒介形态下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传播学、形象学、符号学的相关方法与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在研究框架上引入传播学研究中马莱茨克提出的“大众传播场”的概念进行总体构架,主要将美国传教士进行的媒介传播活动放入传播场中,通过对传播情境、传播者、媒介结构、传播内容,以及受传者的反应等因素进行考察,对媒介形态下的美国传教士建构的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进行研究,从而观察形象建构对于基督教符号体系在中国传播的路径,以及受众对于基督教符号体系的反应。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对美国来华传教士进行大众媒介传播活动的传播情境进行了考察,包括美国来华传教士作为传播者所处的宗教社会背景,以及美国传教士在华进行传播的传播环境。19世纪30年代后,美国传教士携带基督教进入中国,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不同的宗教、社会、文化等因素形成了中美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由此形成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传播情境。传播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传教士的传播动机及行为,受传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了传教士的传播途径、传播内容及传播效果,这两者构成了媒介传播活动的传播情境。第二章主要对传播者即媒介形态下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群体进行了考察,主要对美国来华传教士群体及传教活动的规模、媒介传播的动机、媒介形态下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群体认同因素、作为形象建构者的条件,以及群体自画像等因素进行分析。结合作为传播者的美国传教士群体的上述因素的分析,传教士的思想、传教士建构的形象以及形象符号的象征意义就可以得到很好地破译。第三章主要对传教士使用的大众传播的媒介工具进行考察,具体对媒介形态下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群体形成的媒介结构、媒介内容、规模以及由此形成的传教士媒介话语空间等因素进行分析。19世纪美国传教士利用大众媒介工具进行传播具有革新意义。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使传教活动从以教堂为中心的小众传播转向以报刊为媒介的大众传播,从而使基督教这样一种异质文化符号体系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意见的市场”之中,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也因此发生变化。第四、五章主要考察了媒介传播的传播内容,具体对传教士在媒介话语空间中建构的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以及其形象建构的符号意义进行分析。传教士通过不同的精神形象、宗教形象、社会形象、道德形象、教育形象、女性形象、政治形象的呈现,建构了以“否定中国”为特征的中国形象,以及作为基督教模范社会的美国形象。这种二元化的话语建构实际上是以美好的美国形象裹包的“基督教符号体系”瓦解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符号体系。因此,从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传教士媒介话语中的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承载着一套“形象符号”和“符号秩序”,体现着传教士对于中国社会进行“精神征服”的目标,承载着美国传教士“基督教化中国”的抱负。第六章主要考察了作为传播客体的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推进的形象符号及基督教符号体系的反应。面对基督教这一异质符号体系的传播,中国民间社会采取了“民间传言”的符号方式对基督教进行扭曲、排斥；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则采取了理性的态度,对传教士建构的基督教符号体系进行选择性接受,即摒弃了基督教核心符号,根据自己的价值及需求,选择性接受了裹包其上的文化、制度、教育、科技等层面的形象符号。结论部分结合本文设计的媒介形态下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群体建构与传播的中国形象与美国形象的研究模型,通过对19世纪美国传教士进行的媒介传播活动的以上要素进行考察,本文得出结论：19世纪美国传教士推进的基督教符号体系并未实现预期传播效果。虽然部分符号被晚清知识分子选择性接受,但其核心符号并没有深入到中国社会与文化肌理中去,它始终作为一种“异在化”的符号方式出现在中国传统符号秩序之中。然而,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努力并未结束,其效果或许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才见分晓。本文选择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大众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还在于观察19世纪两种异质性的符号体系相遇时,传播者如何根据现实的传播情境选择有针对性的传播途径,进行新的符号体系的建构与传播?新的符号体系在当地推进的轨迹是怎样的?本地受传者对于异质性符号体系持有怎样的态度?这些问题对于当下理解、处理不同符号体系之间的冲突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