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节俭作为中国传统美德之一,从古到今一直发挥着其重要作用。甚至,节俭在农耕自然经济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清朝中期,盛世之后,社会走向衰落,人口大量增长使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导致生存质量下降,赋税拖欠、粮价高涨、物质财富的短缺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危机的爆发。王朝的传统运作模式失去了正常的效用。嘉道时期,政治上君主专制权力高度集中,但官场腐败,官员因循怠玩。经济上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赋税拖欠严重。为挽救危机,统治者自上而下大力提倡节俭,使节俭倡导达到历史上的极端,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政策化倾向。节俭被统治者当作摆脱危机、维持统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救命稻草。尽管危机不断,嘉庆、道光帝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仍以“祖制”为治国法宝。人口总量与社会生产力水平、财富总量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传统手段解决。当时社会既不能在政治上改变“家天下”的专制统治,重新调整社会权利与利益结构;也不能在经济领域中,改变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运行体制,甚至也不敢大胆进行类似于前朝的“变法”如:丈量土地、改变征税办法。即使内忧外患严重,清朝举国上下的忧国忧民之士,也没有寻找出摆脱困境的办法。人人能看到社会的弊病,却无法找出令人满意、令自己满意的一种救世主张。嘉道时期面对困境的无奈,也是中国古代大王朝运行中的痼疾,“王朝中期”已经成为困境的代名词。以“变法”方式解决危机,结果只会加速政权的崩溃,节俭虽然表现得消极,却未必比变法更差。这是清朝总结历史经验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虽然民穷财尽,矛盾日益严重,如果不是西方侵略势力的直接打击,“节俭”的统治还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已深深根植于自身文化特点中。“早熟”并高度繁荣后的社会却发展缓慢,“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大王朝具有规律性、周期性的兴盛衰亡证明:盛世的人们“吃掉”自己的一切积累,衰世的混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尽管明清社会中早已经孕育着希望,但是,一定的外来推力的作用当然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