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家庭暴力；社会学理论；社会工作方法；经验教训
家庭暴力这一字眼已经不再陌生。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热门问题。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到如此高度的今天，家庭暴力这一低级错误却仍然存在，成为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痼疾，妨碍性别平等的障碍。20世纪世界有25%～50%的妇女曾受到过与其关系密切者的身体虐待。就中国而言，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家庭暴力现象不断显现出来。根据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妇女状况》白皮书，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是由家庭暴力引起的。2002年“全国妇联《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成人打过自己的配偶。这些数据使我们认为，家庭暴力已成为一项涉及妇女权利、破坏家庭和睦、影响社会和谐，需要我们全社会做出积极响应的主要问题。
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而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之时起，社会问题就一直是社会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家庭暴力已经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需要社会学理论对之加以分析。社会学的许多理论用以解释该问题具有法学、医学、哲学、新闻学、妇女学等别的学科所没有的独到之处。同时，用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来指导工作，会给予那些从事着干预处理婚姻暴力事件的实际工作者许多灵感和方法。
那么，可以解释家庭暴力的社会学理论有哪些呢？在这些理论的知道下我们如何介入家庭暴力？这是下面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解释家庭暴力的若干社会学理论及其干预方法
1.认知理论与家庭暴力
什么是认知理论？
心理学认为认知就是认识和知觉。认知理论是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它与心理分析学不同，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制于理性思考，而非潜意识的本能。不良行为主要是产生于认知上的错误或理性思维能力的缺乏。通过认知理论，我们可以反思家庭暴力的施暴主体与受害主体认知上的错误。对于施暴主体，从总体上看以男性为主。这与中国几千年来的男权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当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后，我们是以两种有区别的标准来对待的。选择何种标准取决于孩子的性别。历史地看，伴随着中国文明脚步的男权思想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放眼世界，我们也可以发现，男权思想的泛滥并不仅局限于个别的国家，而是世界范围的。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家，著名的文学家西蒙娜·波伏娃曾说过：“女人是造成的，不是生成的。”“妇女们总是依附于男人，虽然不是他们的奴隶。两种性别从未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甚至今天，妇女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她们仍被严重地束缚着。在法律上女人的地位和男人相差很远，常常对她们不利，即使她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抽象的承认之后，长期持续的习俗也阻碍这些权利得到更多的实现。”这也就说明了在男权思想支配下家庭中男性对女性施暴（无论是肉体暴力，精神暴力还是性暴力）为何如此的“天经地义”，尽管在当今社会中这种错误的认识常常受到告诫，却仍然不断地再现。
另一方面，这样的错误认知也对广大的家庭妇女产生诸如此类的负面影响。对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妇女而言，她们认可男人支配女人的“合法性”，对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妇女而言，即使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他们在遭受丈夫施暴之后仍然寻找丈夫施暴的理由并将其合法化，诸如“我生了女儿”“我的工资比他高，他心里不平衡”等等。由此可见家庭暴力问题为何长期无法得到消除。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认知理论的指导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干预家庭暴力的呢？
宏观方面，就中国而言，改变深刻的思想观念，培养国人理性的思维，锻炼正确的认知能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努力。在这样一项长期的思想工程中，每个人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有效地推动?
国家立法，积极地建立各种宣传队伍，无疑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家庭暴力问题体现在行动，而根源在于认知上的偏差。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对妇女家庭暴力现状的调查与讨论，了解个人经历和公众态度，推动政府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当然专门的立法需要很长的进程，并不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应借鉴日本制定的DV法的例子，为防止家庭暴力而努力健全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制，一来这有利于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二来它也利于遏制男权观念的发展和树立正确的认知。
微观方面，无论是对于家庭暴力的施暴主体还是受害主体而言，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无疑是必要的。我们可以采取诸如谈话分析，深层次交流等手段，把受害者从负面拉向正面，也可以由此对施暴者进行教育和劝导，以此树立正确的认知。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当第三者的角度，倾听双方内心的想法，认识到双方认知上对与错的冲突，抑或是一致的错误认识，然后寻求解决之道。比如说，教导双方进行移情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于施暴者一方而言，在角色互换的尝试下使他们认识到以往错误的行为，提升他们的社会性别意识，淡化“大男子主义思想”。同时，社会可以帮助受害者建立被虐妇女支持小组。我们相信小组辅导除了帮助培养正确认知，还具有灌输希望、帮助妇女交流各自的遭遇与经验、情绪抒泄、社交技巧等独特的功能。我们相信这些方法会在认知方面给予家庭暴力的施受双方莫大的帮助，当然也会带来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总之，无论是从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矫正人们对家庭中男女认知上的偏差是为了有利于家庭暴力问题寻求根本上的解决。
2.社会冲突理论与家庭暴力首先，我们先对社会冲突理论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社会冲突理论是作为对结构功能理论的反思和对立物而提出来的。它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为标榜社会稳定和谐而掩盖冲突的做法。相反，社会冲突论正视社会冲突，并看到冲突所带来的正功能。受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等人提出的20世纪以前的冲突论思想影响，20世纪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冲突思想论有科塞的功能冲突论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
现在让我们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视角来看家庭暴力。
从冲突理论来解释家庭暴力，可以归结为如下观点：
1.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存在于家庭中的暴力冲突也应该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家庭暴力的冲突形式可能是由于家庭成员间目标，价值观，兴趣爱好的不同而形成的。
2.权利问题是家庭暴力这种冲突形式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观察这些存在暴力的家庭可以发现，成员的权力不平等造成地位不平等，权力高的一方对权力低的一方的控制与压迫是这些家庭的一个共同特征。
在理论指导实际的要求下，我们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干预家庭暴力呢？
要告诉广大群众家庭暴力是普遍存在的这一事实。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庭这个私生活空间，隐蔽性很强，真正主动反映到司法机关的比较少。因此可以说，我们社会大多数人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政府和社会工作者可以对此加以宣传，鼓励政府加大公益电视广告的资金投入力度，建立非营利组织机构进行民间调查，编著有关家庭暴力问题的普及知识手册，相信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倡导男女两性平权社会，努力建设和谐平等的新家庭，这是我们应为之努力的目标。新世纪政府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是否和谐也关乎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可以考虑家庭权力的分配。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许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之所以在家庭中处于劣势，正是因为她们自己的经济力量薄弱，由此导致家庭话语权，财产支配权，受尊重的权利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为了帮助她们扭转颓势，无论是通过电话咨询还是座谈会的形式，帮助妇女建立争取家庭中应有权利的意识是第一步。社会要努力帮助她们减缓负面情绪，减低妇女走投无路的无助感，鼓励她们挖掘自身潜力，培养她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其次，帮助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寻求经济来源的渠道。阴霾驱散了，信心培养了，接下来当然要开始实践，问题就在于这些妇女能否寻找到实践的方式。我们可以帮助她们建立兴趣小组，这些兴趣可以包括个人爱好，但主要应该是能用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小组可以聘任相应技能上的专家学者来讲授，也可以邀请在此方面有心得经验的热心人士参与，鼓励学员沟通与交流。总之，种种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在家庭暴力阴影之下的妇女增强谋生能力与独立意识，从而争取家庭中应有的权利。
3.沟通理论与家庭暴力
谈及沟通理论，大家或许会感到亲切，不像上述理论那般陌生。因为，沟通或许是一个家庭时刻进行着的事情。但问题就在于越是普通常见的事情，越有可能会造成问题，如家庭暴力问题。
沟通理论是以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中有关人际沟通的一些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的是人际沟通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它认为许多人的行为问题都发生在人际沟通方面。如不能恰当地介绍，选择与评估信息，不能很好地给予或接收信息反馈等都是人的行为出现问题的原因。
而家庭沟通理论，正是沟通理论在家庭问题上的应用。
沟通是彼此传递信息与分享信息的过程。沟通好了，可以帮助家庭成员建立亲密信任的关系，促进家庭成员角色的实施和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但沟通出现了问题，也会造成家庭成员间彼此猜忌，防范，关系冷淡与疏远。在缺乏有效沟通的前提下，一方会为了压制另一方而采取暴力方式，形成家庭暴力问题。我们相信，帮助夫妻学会沟通，是使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减少甚至杜绝该行为的有效方式，是一种可以起到加深，增强夫妻感情的重要机制。
夫妻之间的沟通并不仅局限于语言，一个表情，一个手势，甚至一件物品都能达到沟通的目的。因此学会如何沟通是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成员应当习得的技巧。消除沟通过程中的障碍有利于达到消除家庭暴力的目的。
那么，家庭沟通理论指导下我们应如何干预家庭暴力的呢？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事例，通过分析这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家庭沟通理论用以解决家庭中暴力问题的指导思想。
老范与其妻子马某是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夫妻了，他向我讲述了关于他们夫妻间的一些事情。年轻的时候，老范经常打骂马某，对自己的妻子态度很不好，在做事情的时候对马某也总是以一种命令的语气。而妻子马某也总是忍气吞声，扮演着一种弱者和逆来顺受的角色。他们的沟通形式是以一种对立和强弱的关系模式存在的。看来，这样的情形会如此这般存在下去。
打破这种沟通模式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一次意外使老范腿部受伤，从此行动变得不利，吃喝与起居因此更加依赖于妻子。虽然他对妻子的打骂行为仍未结束，但是其内心却多少有了对原来行为的一些反思。这给了多年来未能妥善干预该家庭暴力问题的村委会一个机会。他们组织人员对这对夫妻进行教育劝导。一方面，工作人员打消了“老范”的“主人”思想，向他讲解了家庭中人人平等而没有强弱之分，不同的是分工而不是地位。另一方面，又帮助妻子马某建立对家庭中夫妻双方关系的正确认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老范与妻子马某进行了诚挚的沟通，通过回顾与反思，双方认识到各自的错误，并建立了平等的家庭关系。在老范腿好之后，这种关系得到了维持，双方也经常通过沟通来发现各自的错误。家庭暴力在这户人家得到了消除。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沟通派家庭治疗注重观察和改变家庭成员的沟通模式，促进家庭在平等，对称的互动模式中而非对立的、强弱行为中去交流。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这一事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外界而言如何寻求，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创造一个契机来使夫妻双方放弃错误的沟通方式，选择平等、对称的沟通模式呢？我们不能指望成千上万个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中的施暴主体都像老范一样，只有在经历一次意外之后才开始反思自己。通过一种机会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沟通模式，当然也可以打破一种旧有的沟通模式。既然对于夫妻双方而言主动地改变沟通方式是困难的，那么我们就来帮助他们创造一种改变的机会。比如说，在社区中开展利于夫妻交流的活动，像能促进夫妻团结的社区运动会，团体知识竞赛，像能帮助夫妻相互体谅的角色互换的游戏等，也可以以座谈会的形式组织家庭参与家庭问题讨论会，在各个家庭之间展开沟通。
总之，具体的方法有许多。我们需要着重关注的就是以何种办法来促成夫妻之间的正确沟通，这才是在家庭沟通理论的指导下需要去努力的地方。可以用以解释家庭暴力的社会学理论还有许多，比如说“标签论”、“增权”理论、分配、再分配理论等等。“标签论”认为某些人的行为是偏差行为，是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加标签的结果。许多人之所以成为“有问题的人”，就是因为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出现故障。家庭中的受害主体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为他们贴上了错误的标签，比如认为妇女是“无才便是德”，因此在轻视妇女的前提下发生的暴力行为也就可以想见了。
“增权”理论更多的是从具体情况出发，当社会还不能因为社会中某些特殊群体而制定与实行应用于全社会的机制的情形下，“增权”理论主张在宏观社会变革时机未达到前为服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争取目前社会结构中的某种权利。增权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工作模式，还是一种方法。在面对家庭暴力问题时，工作者等其他外部参与者要处理好与受害求助者的关系。在增权的过程中，求助者才是内部动力，而工作者等则是外部动力。他们要注意的就是培养受害者主动寻找能帮助他们的各种资源。
如果说“增权”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处理方式，那么分配、再分配理论就可以说是一种宏观机制上处理问题的方式。它也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行政性的工作可以通过对全部范围的弱势群体提供政策支持，当然家庭暴力受害者也可以因此受益。比如说医保，就业机会，城市低保等，政府可以在政策上向家庭暴力受害者这样的弱势群体一方倾斜。
必须指出，每种理论看待家庭暴力问题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观察，但这并不表示理论间不能存在联系。也就是说，每个理论都有可能与另一个理论产生交集。比如说认知理论可以解释为何家庭中存在暴力冲突从而与社会冲突理论家庭观产生交叉。又或者说“权力”是家庭冲突理论的重要概念，因此可以结合“增权”理论与冲突论来考察家庭暴力问题。而“增权”理论与分配、再分配理论也可以互为补充，分别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解释家庭暴力问题。后者可以指导前者，前者也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具体情况下的应用。
我们相信，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将会为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力量。她的许多理论将会为从事一线工作的人员提供有益的帮助。我们也相信，家庭暴力这一问题会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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