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四百多年前,一群西方传教士,肩负“为上帝开疆拓土”的使命,不远数万里来华,在异域文明的知识和话语背景下传播天主教义。在与地方官僚和士人阶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探索创造出以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手段,为自己获得身份认同,进而在中土立足、传教的策略,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来华传教士与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产生了复杂的话语纠葛,反映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所负载的科学知识与中国道统、治统和学统的多视域、多层面的错综关系。本研究以利玛窦策略的提出、确立和演变为切入点,梳理分析西方传教士与儒士教徒、友教士人、反教人士等知识分子群体的对话文本,试图借助钟鸣旦所提出的互动交流分析框架,以身份认同为线索,分析此一时期西方传教士为自己建立怎样的身份标识,这种建立过程得到了中国士人怎样的接受和拒斥,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科学知识扮演了怎样的工具角色,而在传教士与中国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所携来的西学又经历了怎样的重新建构。笔者认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过程中,来华传教士不仅赋予西方科学技术以立足中土的工具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藉此获得中国士人对于异域文化的认同,从而为破除华夏中心主义、获得西学西教的合法地位建立基础。此一旨趣使得他们陷入了关于道统、治统和学统的复杂论争,也使得天文历算、火器、水利等各类学问始以新奇之学的面目出现,终以为大一统政治服务的形态被收编,最终无法成为近代科学在中国出现的发轫。而传教士自身也从被视作夷狄、野蛮人而至于奇人、至人甚至圣人,却最终以“宫廷专家”的身份沦为御用知识分子,他们的传教使命和传播西学知识的工作也因此而终被断送。这样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搭建起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话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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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绪论第一章 “我儒也”：耶稣会士最初的身份塑造第一节 食人生番：谁是野蛮人一、来者何为二、“食人生番”：远夷被污名化（stigmatization）第二节 “我儒也”：儒服与西学的意义链接一、“前身份认同时期”的耶稣会士二、身份难题及其最初表现形式三、从“易言”到“易服”：儒士身份的自我认证第三节 西儒身份的技艺特征一、建立身份标识的进一步尝试二、奇物、奇技和奇人：手段的符号意义第二章 从儒服到官服：利玛窦策略的实施及终结第一节 方物与陪臣第二节 仕途与技艺之学一、专家入仕的可行性研究二、专家入仕的路径论证三、对专家身份的争议：以龙华民为例第三节 专家、帝师与利玛窦策略的终结一、科学与权力的互动二、“何其卑鄙”：宫廷专家的双重危机第四节 身份认同视野之延伸一、入华非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问题二、传教士的使命与科学知识的传播小结第三章 对他者的拒斥：反教者的西学话题第一节 《破邪集》与《不得已》的话语背景一、《破邪集》中的“夷”话题二、《不得已》中的话题转换三、传教士和奉教士人对“夷”话题的态度第二节 《破邪集》和《不得已》的科学话语空间一、《破邪集》和《不得已》对历法与道统关系的建构二、历法与治统：在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意义上三、历法与学统：传统科学的“硬核”之争四、批判技艺：知识内容层面的话语之争小结第四章 心同理同与西学中源的背后：“圣人”与“道统”的话语纠葛第一节 “心同理同”说与东西海圣人一、作为背景话语的“心同理同”说二、心同理同说的使用及身份标识意义三、会通超胜之型模与道统的关系：以徐光启为例第二节 西学中源说的系谱及其功能一、明末学者对于西学中源的猜测及其功用二、清初西学中源说与道统之争第五章 知识重构与身份辨析第一节 “利氏之学”与大一统技术一、利氏之学的提出二、利氏之学的“实学”特点三、利氏之学的“大一统技术”指向第二节 天文历算之学的“被接受”路径一、“修旧历”和“改正朔”的政治考量与传教士身份定位二、话语权与建构地方性知识的努力：以“天”和“象”观念为考察对象第三节 国之利器与西洋夷人一、高度集权的火器制造管理二、“三位一体”的技术专家三、从火器著作流传看传教士与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垄断结语附录1 明末以降笔记小说中的传教士形象（选摘）附录2 《明清史料》中的西学事迹主要参考文献致谢在读期间学术成果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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