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河东”地域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河东”文化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华文明之祖尧、舜、禹都曾活动于“河东”地域,孔子在《中庸》中也指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以说,“河东”文化是儒家文明的源头。在儒家“道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河汾道统”上继韩愈,下启朱熹,是北方理学发展,乃至整个儒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在理学发展史上,隋朝大思想家王通,唐代大哲学家柳宗元都作出了他们特有的贡献。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正确方向,他所提出的“穷理尽性”和“义利”问题,成为其后儒学争论和发展的核心问题。王通又将《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重新提出,进而指出“人心”与“道心”的对立,以及“执中”思想。在此基础上,王通第一个明确地指出“道”与“欲”,“义”与“利”,“德”与“功”等一系列范畴的区别与对立,而这些哲学范畴则成为其后河汾地域文化乃至整个儒学发展和变革的主要内容。柳宗元则在其“元气本体”论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统合儒释”,使中国传统思想得以进一步融合发展,其“大中”思想则和王通的“中道”思想,又赋予儒家“中和”思想以崭新的内容,可以说,王通、柳宗元对河东地域学术氛围的形成开了先风。先风后继,明代理学家薛瑄及其弟子所形成的“河东学派”,又对北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薛瑄本人既不是“恪守宋人矩矱”,其思想也决非“悃愊无华”，他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改造，为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薛瑄明确地批判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提出“理气无先后,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的理气观,进一步揭示出朱熹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在“心性论”方面,薛瑄注重对“心”的操守和“敬”的功夫,提出维护朱子之“心学”,但他所说的“心学”,是虚其心,存其心,专一意志以穷理,亦即在追求躬行践履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心性的体认,并以此把“人心”与“道心”统摄在一气之中,夹“理气”而论“心性”,提出具有实学倾向的“复性”说,从而使心性更具实体化倾向;另一方面,薛瑄也是明初首揭经世致用思想的理学家,他的实学思想对其后思想家以深刻的影响,也有力地推动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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