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杜衡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等。杜衡早期写过鸳鸯蝴蝶派小说,后来和施蛰存一起主编《现代》杂志。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引起了“第三种人”论争。“第三种人”也因此成为杜衡的代名词。关于杜衡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的研究,目前在文学研究界还不太多。但是当我们翻看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杂志时,可以看到很多文学杂志上都活跃着杜衡的身影。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作为“第三种人”的杜衡如何争取自由,进行文艺创作和批评呢?我们有必要对杜衡的文艺创作和思想进行一次全新的梳理,对他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这对于我们深化左翼文学、海派文学研究是有意义的。绪论部分,先简单介绍了杜衡的生平,目前学术界对杜衡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研究,以及研究杜衡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论述杜衡昔日在兰社、文学工场、水沫社等的文学创作及活动。杜衡这时期和施蛰存、戴望舒等同人们一起开始了文学生涯。杜衡接受新文学的影响,创作从原来的鸳蝴派小说跨越到新文学,并要求作品有进步意义。他尝试过阶级斗争的题材,但无法摆脱内心的困惑和彷徨。既要求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又要真实面对内心的情感。杜衡在这两者之间矛盾挣扎。第二章论述杜衡对《现代》刊物编辑的贡献以及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作为《现代》的主编之一,杜衡和施蛰存有着相近的编辑理念。于是《现代》杂志才拥有了一种自由、多元、宽容的独特格调。在文学创作上杜衡这个时期创作了一组关于边缘人物和边缘世界的作品,描写的不是革命阶级的人物,不是都市生活中的市民,而是农民、女人、传统的读书人等等,表达了一种感伤的人文关怀；这些题材让杜衡内心的张力达到一种平衡,实现了创作的自由。第三章论述杜衡在《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以及那些众声喧哗的文学论争。这是杜衡最主要的文学成就。在“第三种人”论争中,杜衡始终站在文学创作的立场,争取创作自由,主张真实的文学观；他的自由、真实的文学批评观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坛关于一些文学问题的讨论。第四章论述杜衡文学生命的最后阶段。1935年杜衡和杨邮人、韩侍桁合编《星火》杂志。虽然这标志着“第三种人”的变质,但杜衡的文艺思想与以往一脉相承,更加成熟、深刻。他试图通过重述自己的文学理念,改变自己在文坛的不利地位,可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星火》停刊以后,杜衡的文学生涯渐渐接近尾声。同时,杜衡和胡秋原文学思想是20世纪30年代很特别的一股“自由”文艺思潮。新月派源于西方自由主义,林语堂源于中国传统中的自由思想,杜衡、胡秋原则和左翼文学思想一样,都源于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文学思想在和左翼论争中脱离出来,在要求创作自由方面,和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相同。杜衡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文艺思想对当下的文学理论建构有深远的影响。结语部分,总结上文的分析并进一步点出本文的主旨：杜衡的文学非左翼,也非现代派。他游离于各种流派,最大程度地实践着文学创作的自由。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史上,杜衡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呈现出一定的特质,代表了当时一股独特的“自由”文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