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代名词,很多人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通常情况下人们就把“为什么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看作“李约瑟难题”。事实上,关于“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在不同的时期有过不同的表述。学术界认为比较规范的表述源自李约瑟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在文中,他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著作,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有成就的多?”“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众多学者,不仅在如何解答这一问题方面,而且在问题本身的真假方面,都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一方面是国内外的众多学者都试图对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起,陆续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难题提出质疑,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而这些质疑又一一遭到反驳。难题的质疑者和捍卫者针锋相对,形成了对难题本身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作为中西文化比较的一个范例,有关难题的争论具有典型的意义。这些争论所体现的二元对立的倾向流行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法学界,主张全盘西化的移植论与其唱反调的本土资源论者针锋相对。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派和其反对者对立。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那么,这种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根源在哪里?是否存在着超越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超越的途径是什么?本论文的工作即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双方都有其关注的焦点:难题的捍卫者所强调的是科学的普遍性;难题的质疑者所关注的则是,科学只是文化中的一个要素,不同的文化之间缺乏可比性。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争论密切相关,说到底是文化人类学领域中进化论与相对论对峙的表现。对科学乃至文化发展的普遍性的关注来自文化进化论。这一观念认为,所有人类的心理都普遍相同,因而人类文化是经过顺序的阶段而演化的,世界各地的文化演化阶段基本相同。换言之,文化进化论者认为,所有文化形念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进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的进化速度快慢不一,从而导致现存的各文化形态实际上处在整个进化链条的不同阶段,因此,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先进与落后之分。在这样的视野下,追问落后的原因显然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而文化相对论者坚决主张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都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种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对于不同的文化,没有普遍的、绝对的评判标准。在这样的视野下,追问先进还是落后的问题显然就丧失了合法性,这样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伪命题。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这两种不同立场的对峙导致了文化比较中的对立倾向,而这两种立场本身的对立则是割裂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结果。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文化系统的整体特征与其他文化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规定性,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不可通约性的方面。文化相对论忽视不同文化模式之间比较的可能性,从而得出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没有一个一般的尺度来评价,不同文化之间没有先进与落后、优与劣之分的结论,显然是将文化民族性独断化的结果。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文化在其历时性的演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性特征,表现为文化进化过程的不同时间维度及其转换和更迭。文化进化论按照机械决定论的进化模式来描述文化的发展,认为一切文化都要绝对重复相同的发展轨迹,显然是将时代性作为考察文化的惟一视角的结果。在人类学本体论层面上,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维度折射着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对于人的现实存在来说,理性与价值植根于人的生存际遇之中,分别折射着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带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追溯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独断化的根源,则会发现文化民族性的独断化,实际上是价值视野的独断化;文化时代性的独断化则是理性视野的独断化。换言之,文化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独断化是理性与价值分裂的结果。克服理性与价值二元分裂的框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内在超越之路和外在超越之路。前者表现为“统一→对立→统一”。这样一种取向按照“自己构成自己”的方式展开和完成,是有生命的;后者则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单纯否定,是敌视生命的。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终结哲学”的方式消解理性和形而上,反对本质主义,弥合主客两分,克服理性与价值的分裂,这种方式和浪漫主义一样都是沿着外在超越之路进行的。他们把理性与价值二元化,然后再试图通过还原的方法把二者中的一个方面归结为另一个方面,并不能达致二者的统一。马克思的历史观为超越这种分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理性和价值两个层面,但并非对它们作一种二元论的、折衷的理解,而是致力于寻求二者的历史地整合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人类历史既是理性与价值(表现为历史与道德)的冲突不断生成的过程,同时又是这种冲突不断消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既坚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切,又正视现实的历史过程。这种理论取向的实现得益于马克思整个哲学视野的基础——实践本体论的确立。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真正超越理性与价值的分裂。也只有如此,才能终结包括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在内的文化比较的争论。但是,理性与价值的整合,作为逻辑的理念,具有终极的绝对意义;作为现实的历史,则通过人们的具体实践表征为相对的实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实现之前,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就只能是一种理想和应然状态。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日趋激烈,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研究领域被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所主宰。一方面是普遍从西方理论出发,甚至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而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或者干脆认同传统中国文明。形成了一方面本土化潮流相当强盛,另一方面又有许多西方理论仍被普遍认为是经典和前沿的局面。本论文以“李约瑟难题”本身为反思对象,通过对难题的哲学—文化学分析,揭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根源——理性与价值的分裂,找到了整合二者分裂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观。因此,本论文的工作有助于解除文化比较中对立双方对对方视野的遮蔽,增强双方的理论自觉,进而超越当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语境,形成文化比较的恰当态度。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点:首先,关于文章的立题。对于“李约瑟难题”,有两个处理维度:一是试图寻求给出某种答案,二是分析问题的提问方式本身是否合法,以及从这一难题本身能否引申出有意义的文化比较的方法论启示。在这两者之间,本论文的定位,不是解答这一难题,提供答案,而是意在以难题本身为反思对象,对问题本身进行哲学—文化学分析。其次,分别揭示了文化比较中出现的争论和对立的文化学与哲学根源,澄清了其中的关联——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根基在于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并揭示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对于整合理性与价值的启发。第三,从马克思关于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在历史上的相对性的统一的角度,揭示了文化比较中对立双方及其争论存在的必然性,既解除了文化比较中对立双方对对方视野的遮蔽,增强了双方的理论自觉;又指出了双方的发展方向——融合对方,达成“合题”。第四,关注了李约瑟本人关于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是两列火车的比喻,分析了这一思想所包含的整合理性与价值的萌芽及其不彻底性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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