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论文文献综述）
林孝斌[1]（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李丹[2]（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赵嘉奇[3]（2020）在《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本土化演变与再建构》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本土化与再建构是在历经三百多年的“西学东渐”的基础上进行的。面对西方带来的冲击,彼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在“西学”与“中学”、“现代”与“传统”、“国家”与“个体”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逐步调和、突破,摸索科学观念的本土化路径。在这一时期的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科学观念表达历经了由“格致”话语主导、对“格致”思想的摒弃、“科学救国”论、“科学万能”论、“科学无用”论以及最终由科学宣传向科学传播的回归等阶段。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个章节,首先分别论述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渊源与“格致”思想对科学的本土化,而后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杂志为个案分析当时对科学观念的再理解与再建构及其影响的落脚点,并简要总结科学观念本土化演变的脉络及其对当下科学传播工作的借鉴之处明末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以传播宗教和维护神学权威的目的将西方传统科学带入中国,主动选择将科学知识与程朱理学中的“格致”观念相结合。随着清末“西力东侵”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士大夫阶层力图挽救危机中的清王朝,继承并狭义化“格致”观念,在维护儒学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延展“经世致用”这一取向,提出“中本西末”,以学习军工、海防技术为主要目的大量引入西方科技知识,将“科学”工具化为延续清王朝统治的“利器”。戊戌变法时期提出的“物质救国”与辛亥革命完成后呼吁的“实业救国”是取消中学与西学的本末关系之后,对西学功用化的延续。民国初年尊古仿古之风不褪,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科学”与“迷信”的二元对立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催生出“科学万能”的唯科学论思想。为了纠正长久以来对“科学”的妖魔化,以《科学》杂志为代表的期刊力图还原科学本来面貌,立足于对科学方法、科学史、科学精神的传播,拒绝“科学万能”的冠冕,志在发展国内的科学研究事业以实现“科学救国”理想。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事业起步,科学逐渐卸下“救国”的重担,从通过口号式呼吁的科学宣传回归到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与科学常识教育的普及两条科学传播的轨道上,这亦成为当下科学传播工作建制的主要路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人如何面对并甄别科学信息,与我们所拥有的科学观念相关,回顾科学观念本土化演变的历程,亦可作为对已有科学观念的再认识与再理解。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说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单虹泽[5]（2019）在《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文中提出通常理解的神秘主义,指的是能够使修习者获得较高层次精神力量的各种教义和巫术仪式。而我们将神秘主义界定为精神本体对理性和现实性的超越。通过直觉反思,精神领悟到本体就是一种否定了全部经验表象并超越理性的绝对原理。阳明心学即展现出这样一种神秘主义向度。阳明心学是继程朱道学之后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阳明对具有绝对超越性的良知本体的领悟,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绝对反思与内在超越的统一,标志着儒家心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心学神秘主义将本心理解为超理性、超现实的神秘精神,并通过直觉反思的工夫否定外在现实对本心的约束和桎梏。古代的巫史传统遗留下了“天人合一”、“直觉内省”、“万物一体”等神秘主义观念,它们对后世儒家神秘主义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意味着个体通过内心的道德直觉,主动参与到宇宙生命的创造与转化之中。“直觉内省”表明个体以内在精神为对象,通过证悟自我与超越者的冥契,最终达到超现实的境界。“万物一体”指的是个体与万物在感应中建立起的一种神秘的共存关系。秦汉以来,包括孔子、孟子和董仲舒在内的很多思想家的学说都包含了神秘主义的观念,它们是后世心学神秘主义发生的思想资源。宋明时期,禅佛教的神秘主义对儒家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禅佛教的本体论和修道论的神秘主义逐渐被儒家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宋明儒学的神秘主义。而在儒家传统中,最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正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既继承了传统儒学中的部分神秘主义观念,又在禅佛教的影响下使儒家的神秘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阳明心学的兴起,一方面形成以超越性和反思性为特征的精神本体论,另一方面对超理性本体的追求和体认也成为心学在实践层面的特征。因此,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包含了本体论与工夫论的两个向度。首先,阳明心学包含了一种本体论的神秘主义。阳明心学将良知领会为否定了一切自然、现实存在甚至概念与理性的超越实体。这种实体就是一种恒常、无形式、无差别的纯粹澄明,它超越了思维、理性,因而是神秘的精神。儒家传统的“心”的概念始终处在一个不断精神化、本体化的过程之中。阳明心学既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心”的概念,又在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对本心有着新的理解。阳明心学深受禅佛教的影响,将“心”视为一种超绝的精神实体,亦即为自由的本体。阳明认为,作为无善无恶的神秘本体,良知既是全部伦理法则的本质内容,更是超越经验伦理的先验实在。相对于现实层面的“有”,良知呈现为否定全部现实经验、理性的“无”,二者构成精神内在的辩证关系。因为良知是神秘的精神实体,所以它难以被日常语言诠解,而往往通过譬喻的方式说明。阳明以光、镜和太虚三种喻体说明本心,分别意谓心体的光明本性、感应明觉及虚无的特质。其次,阳明心学还包含了一种工夫论的神秘主义。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修证的对象是神秘的本体。阳明心学的实践,包含了一种超理性的、持续内向化的直觉反思运动,具体表现为面向精神本体的神秘直觉。在这一过程中,良知不断地否定外在、经验的自我,最终将超理智的神秘澄明作为终极真理。第二,修证的方法是神秘的直觉反思。良知本体的超理性、超现实性的特征决定了对它的认识只能诉诸于某种神秘的直觉。经过“龙场悟道”,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旨,确定了工夫的内向化进路。阳明又提倡默坐澄心之功,藉此获得对心体的证悟。继而渐觉静坐形成的喜静厌动之弊,乃专提“致良知”,注重工夫体证中的动静合一。阳明还提出通过涵养体气来转化身心结构,最终体验到自我与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之感。通过这些修养工夫,精神不断否定外在的表象,并领会到本心是超越概念与理性的生命意志。第三,心学的教法是神秘的。心学深受禅宗的影响,故阳明在言教中屡发机锋、险语。然而,一个超理性的本心、灵明,本质上是与作为理性规定的伦理法则相矛盾的。对于它而言,任何伦理法则、教条都是外在的,都违背它的自由,因而本心与现实伦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将神秘的本心置于全部现实存在之上,势必导致学者过于专注内心的体验而疏略道德实践,从而导致“狂禅”现象的发生。在中晚明时期,儒、释、道的互动与融合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是促成心学神秘主义成型的主要原因。同时,阳明和部分王门学者把良知作为信仰的对象,而心学的宗教化进路也依此而展开。在王门后学那里,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龙溪、王心斋等现成派学者把良知理解为一种内在、无住的自由精神,全部后天的工夫皆为良知本体之外缘。而聂双江、罗念庵等归寂派学者认为,良知本是虚寂的神秘原理,故推崇主静归寂之功以悟入良知。这两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把良知当作一种超越理性与现实性的存在,并强调排除了全部理性思辨及经验验证的直觉体悟。
李强[6]（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指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王静[7]（2018）在《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明朝社会政治走向衰落之时,儒学却在外在刺激和内在发展的逻辑中进行着自我更新与转型,即从通经、修德、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中发展出以经世致用为中心的实学思潮。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历经曲折终于踏上中国土地时,实学思潮中的经世致用搭建了儒学与西方科学沟通的桥梁,长达三百多年的儒学与科学的互动就此拉开历史序幕。在晚明士人对经世致用的迫切追求,以及利玛窦等制订附儒、补儒、合儒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共同促动下,诸多儒士参与到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过程中,徐光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徐光启深受通经、修德、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浸染,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他还是西学东渐以来接触、传播、译撰西方科学着作的先行者。可以说,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与实践过程亦是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具体呈现。简要而言,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内核确立阶段。传教士本想通对《几何原本》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吸引中国士人走向信仰上帝的道路,但徐光启却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重新解读。在他看来,《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典范。因此,徐光启一方面注重《几何原本》经世致用的功效,另一方面则把《几何原本》中体现出的公理化体系和对求其故的重视强调为“不用为用”的“大用”。这就为此后徐光启将度数之学视为实学的内核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徐光启将度数之学确立为其实学的内核主要是通过对算学的正本清源,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核心扫除了障碍;通过对度数之学贵义重证的阐释,为度数之学成为实学内核提供了方法保障;通过对度数之学的拓用旁通,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搭建内容框架三方面的努力而实现。（2）框架搭建阶段。徐光启实学思想主要是以“度数旁通十事”为框架搭建起来的。在“度数旁通十事”的思想来源上,徐光启受到了中国古代算学和西方几何之学的共同影响。徐光启对“度数之学”的定位和理解也在此基础上形成。“度数旁通十事”的构建中显现出了内容确立上的融会古今中西、展开次序上的对国情国势的关联以及在补充推广上友人门徒的支持的特点。最终徐光启的实学内容框架涵盖了测量、农业、律吕、会计、与地、医药、军事、历法等十个领域。（3）实践展开阶段。徐光启实学的实践展开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中明线表现为基于晚明社会政治需要的急迫程度而呈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因勾股测望“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故先之”;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频发时,翻译《泰西水法》对西方水利知识和工具的介绍与引进便成为应对之举;面对后金对明朝威胁的加重,徐光启又将他的实学关注点转移到军事领域,强调西洋火炮和铳台引进和仿制。最后当历法误差已经不得不顾时,徐光启又担负起改历的重任,主持修订了《崇祯历书》。暗线则体现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认识的逐步全面与深化的过程。《几何原本》的翻译让徐光启认识到度数之学“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基础地位,他在勾股测望、农田水利、军事领域实学实践的开展则是对西方科学知识、方法、技术的全面运用。崇祯改历时对尽用西法的坚持则显示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内容、方法、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两条线索并行不悖,互为促进。（4）逻辑完成阶段。徐光启制订了与大统历“会通归一”的改历方案但却“尽用西法”,看似矛盾实则是晚明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选择与应对。在科学强大张力下,徐光启在对中西历学进行了客观比较、对逻辑自洽性与一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和对历学重新划界后,改历尽用西法成为他的必然选择。而“会通”为名的改历方案扫除了“分曹而治”提议的弊端且避免了议用西历所引发的南京教案类似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他应对儒学张力的智慧。这一结果不但在时间上处于最晚,徐光启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处理也最为全面、成熟,所以崇祯改历成为徐光启实学构建的最终呈现和逻辑完结。而且徐光启在崇祯改历中“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之间的圆融应对也表明儒学与科学间的张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弱化或转化。简而言之,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是以中西相遇为时代背景,以度数之学为构建内核,以“旁通十事”为内容框架,以崇祯改历为逻辑完成,注重经世致用的同时又强调“求其故”的一种过渡型学问形态。他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具体互动中实现了对儒学知识的更新、对诸如格物穷理等儒学核心概念的突破,也将西方科学方法、思维方式等融入到儒学传统中。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取得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来看,晚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在整体上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经世致用中的实理型致用在实学思潮中的发展也为儒学与科学提供了学理上亲和的内在依据。时至今日,中国经历了近代化的阵痛,科学已在中国扎根生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发展低潮后也迎来了复兴契机。儒学与科学的张力虽然客观存在,但通过对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过程的历史考察,有理由相信儒学与科学在现代同样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赵恂卿[8]（2018）在《晚明中国天主教形象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明中国天主教的形象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天主教的形象既作为知识又作为想象,如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第二,文化强制性的力量如何控制了中国人对天主教的认知;第三,在天主教刺激之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如何重构“中国形象”。从第一个问题来看,对于天主教形象的认知,其中既包含知识性的了解,也包含对于天主教的“异域”想象。在传统的华夷观念中,异域是以一种与中国相对的他者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往往掺杂着种种想象。与其说传统华夷观对他者的认识是歪曲的,还不如说这种认识是自身的一种投射,通过确立与他者的界限,来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从第二个问题出发,中国天主教处在一种对他自身而言的异文化中,在处理与这种文化的关系之时难免被打上本地化的色彩。天主教利用中国的民间宗教资源,将中国民间宗教中的概念做重新解释,纳入天主教的概念范畴之中并置于天主教的控制之下。而中国信徒对于天主教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也就是将中国民间宗教的传统和行为借用天主教这个新宗教的壳子表达出来。从第三个问题来看,天主教带来的西学对于一部分开明知识分子造成刺激,他们传统的世界观也在发生着改变。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中国的基督宗教在如何建构身份方面均遭遇了相当多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之下,基督教徒作为一种宗教身份如何与中国人这一政治文化身份有机融合,从基督宗教方面来讲,当下构建基督教徒的中国身份、中国形象,就是要求基督宗教本身能够融入中国的宗教治理体系之中,共享一套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公共理性。
刘鑫燕[9]（2018）在《徐光启的“天学”观》文中指出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是晚明着名的儒家士大夫、天主教徒、科学家。他生活的晚明社会党争严重、道德沦丧,更有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徐光启的“天学”观建立在他重塑晚明社会道德、发展国计民生这两大理想之上。徐光启立足传统思想,批判了具有明显人文理性特征的儒家传统天道观在教化人心上的不足,转向于寻求一个外在于人的道德评判主体,一个超验的外在主宰,建立“天学”观形上层面的道德伦理体系;对佛教劝世功能的失效进行了批判,使其尝试转向其他宗教文化,寻求儒家道德教化功能不足的补充;对佛教由“虚无”转向“遁世”、程朱理学空谈义理的批判,奠定了其“天学”观经世致用的特点,他转而寻求一个不仅能够建立形上层面的道德伦理体系,教化人心的外在超验主宰,而且能够指导形下“器”世界,帮助人们生产、生活的主宰。徐光启通过会通耶儒找到了天主教,立足于传统思想不足,“补儒易佛”,他通过外在超验的“上帝”以及天主教戒律建立了“天学”观在形上层面的道德伦理体系,天主教肯定世俗生活,通过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徐光启建立了“天学”观在形下层面的体系,即“天学”观在实践层面的表现—会通中西的科学思想。其科学思想也贯穿经世致用精神,其中天文学研究是“天学”观在实践层面的自然展现,服务天文研究的数学方法成为众多研究领域的基础方法,徐光启的“天学”观以经世致用为特点,始终以指导现实人生为宗旨,所以他又将天文学知识、数学方法运用到最贴近百姓生产、生活的农学研究当中,形成“天学”观在实践层面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指导体系。徐光启的“天学”观,将“道”与“器”结合,以实现其心中的儒家理想社会。本文拟从五个层面进行研究。其一,对徐光启的“天学”观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其二,介绍晚明的的社会和思想现状,这是“天学”观形成的社会基础;其三,介绍徐光启的“天学”观理论旨趣,这是徐光启寻求耶儒会通,建立“道器合一”天学观的理论基础;其四,介绍通过会通耶儒,“天学”观在形上层面建立的思想道德体系;其五,介绍徐光启“天学”观在实践层面的科学思想。
赵晓阳[10]（2017）在《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是经济,而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也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深入的交流。本文从五个方面,即基督宗教与儒学、基督宗教与佛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与民间宗教、基督宗教与道教之间的冲突和交流,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回顾和综述,说明宗教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了解是何等重要。
二、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论文提纲范文）
（1）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为何以《天主实义》作为分析文本? |
| 三、宗教哲学的观察视角 |
| 四、文献综述:国内外对《天主实义》文本的研究及分析 |
| (一) 国内学者的研究及分析 |
| (1) 晚明时期儒、佛学者对《天主实义》的认同和批判 |
| (2)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天主实义》的研究进路:比较、历史、分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五、主旨论证的思路和篇章布局 |
| 第一章 《天主实义》中的三重语境 |
| 第一节 西士所存在的双重语境 |
| 一、西士的天主教思想背景 |
| 二、西士对儒学的研究与应用 |
| 三、西士恩典神学视角的缺失 |
| 第二节 中士的时代性思想背景及其思想论域 |
| 一、阳明后学的思想主流 |
| 二、晚明中士的思想论域 |
| 三、东林儒学与实学暗兴 |
| 四、中士言辞背后的“感通”思维 |
| 第二章 《天主实义》中的本原论争 |
| 第一节 “位格”性天主:西士对“太极/理”本原论的批判 |
| 一、理性与“位格”性之天主 |
| 二、理性对“太极/理”不能为本原的批评 |
| 第二节 “生成”论之太极/理:中士对西士批判的回应 |
| 一、“生成论”之太极 |
| 二、中士的“敬”意识 |
| 三、感通中的太极/理 |
| 四、生存秩序中的太极/理 |
| 第三节 西士式“本原”观对中士生存秩序完善性辨析 |
| 一、西士式“本原”观中的超越性维度的挑战 |
| 二、超越性维度对中士“生成”论修身的益处辨析 |
| 三、超越性维度对补益儒家社会秩序的理论性意义 |
| 第三章 “独立灵魂”与“万物能否一体”的辩争 |
| 第一节 独立灵魂论:西士的两世说与万物一体观 |
| 一、自由意志与“两世”说 |
| 二、独立灵魂和后世维度的展开 |
| 三、独立灵魂观对万物一体论的批评 |
| 第二节 中士对独立灵魂和万物一体观的驳正 |
| 一、中士道德性的生死观传统 |
| 二、现世维度中的修身与成德 |
| 三、中士的“魂魄论”与万物一体观 |
| 第三节 驳灵魂轮回:中西士间的思想交织 |
| 一、西士对灵魂轮回论的理性批驳 |
| 二、中士在人伦秩序观中驳灵魂轮回论 |
| 第四章 善之论争:为善是否有意? |
| 第一节 西士的“为善有意”观 |
| 一、理性界定中的“善”、“意”概念 |
| 二、善的缺失:西士论“恶”的问题 |
| 三、天主:“正意”之源 |
| 四、为善有意与善之困境 |
| 第二节 中士对“为善无意”思想的辩护 |
| 一、“为善无意”问题的由来 |
| 二、中士以“性”解为善无意 |
| 三、敬天诚性与为善无意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生存意识 |
| 一、后世的抽象性与现实性问题 |
| 二、“利”的现实性与完善性问题 |
| 三、“有意”与“无意”间的张力:“小人—君子”的视角 |
| 第五章 伦理交锋:修身、治学、行孝 |
| 第一节 忏悔与自省:天主拯拔与自我完善 |
| 一、呈现伦理背后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 |
| 二、忏悔与天主旨意 |
| 三、自省与参赞化育 |
| 第二节 内外有别:学之为己抑或为天主? |
| 一、什么是“真学问”? |
| 二、如何达到真正的学问? |
| 第三节 内外学问的功夫论 |
| 一、理性与灵修 |
| 二、“诚-性”与检慎 |
| 第四节 不同起点上的行孝观 |
| 一、有必要专门谈论孝道问题 |
| 二、西士论孝:以天主之道为目标 |
| 三、中士尽孝:以造就天命为中心 |
| 结语 理性与感通:呈现方式与生存秩序 |
| 一、理性与感通的切磋:一种宗教哲学观察视角 |
| 二、两种认识论、两种认识对象和两种实在性 |
| 三、思想交锋中的感通与对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 一、易学中的“数” |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 一、易学中的“象” |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 二、“太极”非“天主” |
| 三、“太极”即“天主” |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 二、“圣人”为耶稣 |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本土化演变与再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1.研究问题的背景与缘起 |
| 2.研究目的与意义 |
| 3.研究思路与方法 |
| 4.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科学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渊源 |
| 1.明清时期传统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渗透 |
| 2.清末民初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
| 第二章 “格致”理想及其对西方科学技术本土化的影响 |
| 1.从“穷理”到“经世”——西方科技两次传入中国的文化基础 |
| 2.内外交困背景下“格致”外延的变化 |
| 3.“科学”对“格致”的取代与延续 |
|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科学本源的回归与再建构 |
| 1.留美学生对科学观念的再理解 |
| 2.《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工作 |
| 3.通俗化与专门化的矛盾 |
| 第四章 科学观念再建构的影响——科学宣传向科学传播的回归 |
| 1.立足于科学研究的科学传播 |
| 2.融合于科学教育的科学传播 |
| 第五章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阳明学的研究现状 |
| (二)神秘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从史料出发的方法 |
| (二)概念的逻辑分析的方法 |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四)比较哲学的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的难点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导论 |
| (一)“神秘主义”释义 |
| (二)“心学”发微 |
| (三)宗教性与人文性的儒家传统 |
| (四)明代思想史上一些问题的决疑与检讨 |
| 第一章 中国思想史中的神秘主义传统 |
| 引言 |
| 第一节 古代宗教中的神秘主义 |
| 1.1.1 天人之际 |
| 1.1.2 内圣之境 |
| 1.1.3 物我之间 |
| 小结 |
| 第二节 先秦两汉儒家思想中的神秘主义 |
| 1.2.1 孔子的默识之学 |
| 1.2.2 孟子的反身而诚 |
| 1.2.3 汉代的天人感应 |
| 小结 |
| 第三节 宋明儒学中的神秘主义 |
| 1.3.1 宋代理学的神秘体验 |
| 1.3.2 宋代心学的神秘体验 |
| 1.3.3 明代心学的神秘体验 |
| 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心学本体论的神秘主义 |
| 引言 |
| 第一节 “心”的概念及其发展过程 |
| 2.1.1 佛教入华前儒家之“心”的概念 |
| 2.1.2 吠檀多—禅宗之真心本体论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良知作为神秘的本体 |
| 2.2.1 “心即理”的神秘主义内涵 |
| 2.2.2 “无善无恶”的良知与神秘精神 |
| 小结 |
| 第三节 阳明哲学的“心”的几种譬喻 |
| 2.3.1 光喻 |
| 2.3.2 镜喻 |
| 2.3.3 太虚之喻 |
| 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心学工夫论的神秘主义 |
| 引言 |
| 第一节 从龙场悟道到知行合一 |
| 3.1.1 龙场悟道之所悟 |
| 3.1.2 言说与体知 |
| 小结 |
| 第二节 静的追求及其效验 |
| 3.2.1 略论先秦儒家的“静”之观念 |
| 3.2.2 宋明儒者的静坐实践 |
| 3.2.3 动静合一:从静坐到致良知 |
| 小结 |
| 第三节 心学的气论与“养气”工夫 |
| 3.3.1 气即良知:气的本体论转向 |
| 3.3.2 阳明的“养气”论及工夫效验 |
| 小结 |
| 第四节 心学神秘主义的局限性 |
| 3.4.1 神秘精神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张力 |
| 3.4.2 中晚明的“狂禅”现象 |
| 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王门后学的宗教意识与神秘主义 |
| 引言 |
| 第一节 中晚明的阳明学与佛老的互动 |
| 4.1.1 三教合一的历史现象 |
| 4.1.2 心学宗教化的历史现象 |
| 小结 |
| 第二节 现成良知,直下悟入 |
| 4.2.1 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 |
| 4.2.2 王心斋的现成自在之学 |
| 小结 |
| 第三节 归寂通感,主静混一 |
| 4.3.1 聂双江的归寂之学 |
| 4.3.2 罗念庵的主静之学 |
| 小结 |
| 本章结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7）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
| 四、论文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开端 |
| 第一节 儒学中的实学传统 |
| 一、通经之实学 |
| 二、修德之实学 |
| 三、经世致用之实学 |
| 第二节 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 |
| 一、实学思潮兴起的内外因探察 |
| 二、经世致用上升为实学思潮的核心 |
| 第三节 实学转型对西方科学的接引之功 |
| 一、开辟空间之功 |
| 二、搭建桥梁之功 |
| 三、推动传播之功 |
| 小结 |
| 第二章 徐光启实学与西学互动基础的奠定 |
| 第一节 文化环境与徐光启早期实学品格的积累 |
| 一、家庭文化环境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陶冶 |
| 二、儒学教化作用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积淀 |
| 三、结社文化环境与徐光启实学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徐光启早期着作中的实学因子 |
| 一、《毛诗六帖讲意》与《诗经传稿》简介 |
| 二、通经中的审慎考据 |
| 三、修德相关的思想继承 |
| 四、经世致用思想的初步显露 |
| 第三节 徐光启与西人、西学的早期互动 |
| 一、徐光启与西人、西学的交往 |
| 二、以实学的态度审视西学 |
| 小结 |
| 第三章 《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实学内核的确立 |
| 第一节 实学传统中的明代算学 |
| 一、新增算学书籍数量较多 |
| 二、算学教育普及范围日广 |
| 三、算学地位缓慢隐性上升 |
| 第二节 《几何原本》“四进三止”的翻译历程 |
| 一、由器物扩展为知识的首次翻译尝试 |
| 二、以知识扩大声望的第二次翻译 |
| 三、心有余力不足的第三次翻译尝试 |
| 四、内容形式全面展现的第四次尝试 |
| 第三节 《几何原本》的“不用”与“众用” |
| 一、西方传统中的《几何原本》之“用” |
| 二、徐光启选择、调整后的《几何原本》之“用” |
| 第四节 度数之学在徐光启实学思想中内核地位的确认 |
| 一、正本清源: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扫除障碍 |
| 二、贵义重证: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提供方法保障 |
| 三、拓用旁通: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搭建内容框架 |
| 小结 |
| 第四章 度数旁通与徐光启实学框架的搭建 |
| 第一节 徐光启的“度数之学” |
| 一、《几何原本》中的“几何”与“度数” |
| 二、徐光启选用“度数之学”的原因 |
| 第二节 徐光启“度数旁通十事”的思想来源 |
| 一、“度数旁通十事”的中国古代算学思想来源 |
| 二、影响“度数旁通十事”形成的西方数学思想来源 |
| 第三节 徐光启“度数旁通十事”的特点 |
| 一、融汇古今中西的内容确立 |
| 二、依据国情国势的次第开展 |
| 三、依托友人门徒的补充推广 |
| 小结 |
| 第五章 富国强兵与徐光启实学实践的展开 |
| 第一节 度数之学与徐光启对勾股“义”的增补 |
| 一、《测量法义》中的度数之“义” |
| 二、《测量异同》中对中西测量的比较 |
| 三、《勾股义》中对勾股之“义”的系统总结 |
| 第二节 《泰西水法》与徐光启农学知识的更新 |
| 一、水利与徐光启重农富国思想的结合 |
| 二、勾股测望与水利兴修 |
| 三、《泰西水法》对西方农业水利知识的引进 |
| 第三节 火炮、铳城与徐光启军事实学技术的引进 |
| 一、中国古代算学与军事实学的结合 |
| 二、度数之学与徐光启对西洋火炮、铳城的认识 |
| 三、徐光启对西洋火炮的引进和仿制 |
| 小结 |
| 第六章 崇祯改历与徐光启实学构建的逻辑完成 |
| 第一节 明朝《大统历》沿革 |
| 一、《大统历》的制订与修正阶段 |
| 二、《大统历》的守成与僵化阶段 |
| 三、《大统历》的弊端爆发及历学研究的复兴阶段 |
| 第二节 崇祯改历之前徐光启的历学积累 |
| 一、对中西历算知识的不断了解 |
| 二、对治历仪器的知识学习和操作运用 |
| 三、对中西历学理论的接触 |
| 第三节 崇祯改历中徐光启的实学实践 |
| 一、对西方宇宙论和历学基础理论的引入 |
| 二、度数之学在历法修订中巨大功用的彰显 |
| 三、对西方历法测量仪器的介绍与制造 |
| 第四节 文化张力下徐光启实学的逻辑完成 |
| 一、徐光启崇祯改历设想与成果之间的“矛盾”剖析 |
| 二、历学西化:中西比较后的必然选择 |
| 三、“会通”为名:应对历学中文化张力的圆融举措 |
| 小结 |
| 第七章 晚明儒学与科学关系总论 |
| 第一节 晚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表现为良性互动 |
| 一、即时呈现方面:晚明儒学与科学多层面的互有调适 |
| 二、后世影响层面:近代科学的扎根与儒学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儒学与科学互动视野下“经世致用”再思考 |
| 一、经世致用的类型划分 |
| 二、后世偏颇理解经世致用的原因及反思 |
| 第三节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晚明中国天主教形象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意义 |
| 1.学术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四)文献及研究综述 |
| 1.明清天主教史史料研究 |
| 2.大传统中的明清天主教的形象 |
| 3.明清天主教的民间形象 |
| (五)研究思路及分析工具 |
| 1.中国中心观 |
| 2.比较经学 |
| 3.镜中我理论 |
| 一、中国传统华夷观视域中的晚明天主教 |
| (一)引言 |
| (二)传统华夷观与入华天主教 |
| 1.传统华夷观念 |
| 2.作为夷教的天主教 |
| (三)《圣朝破邪集》中的华夷视角与天主教 |
| 1.天主教对儒学的坏乱 |
| 2.天主教对朝贡体系的破坏 |
| 3.天主教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威胁 |
| (四)小结 |
| 二、中西交汇中的华夷观念 |
| (一)中西交汇中的传教士和儒家基督徒 |
| (二)天主教与传统华夷观的对话 |
| (三)小结 |
| 三、中国天主教的形象诸问题 |
| (一)天主教对中国民间宗教态度 |
| 1.天主教对民间宗教风俗的拒斥 |
| 2.天主教对民间宗教的理解与吸纳 |
| (二)作为社团的天主教形象 |
| (三)作为宗教的天主教形象 |
| 1.天主教与中国民间宗教 |
| 2.天主教观念与中国传统观念 |
| (四)谣言与天主教形象 |
| (五)小结 |
| 结语及启示 |
| (一)结语 |
| (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徐光启的“天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徐光启与晚明社会 |
| 第一节 “内忧外患”的晚明社会 |
| 第二节 “裂变”的晚明思想界 |
| 第三节 天主教儒学化的倾向 |
| 第三章 徐氏“天学”观之理论旨趣 |
| 第一节 对儒家传统天道观之教化失效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佛教之“虚无”观的批判 |
| 第三节 对程朱理学之空谈义理的批判 |
| 第四章 徐氏“天学”观之会通耶儒 |
| 第一节 “归诚上帝”与“修身事天” |
| 第二节 “补儒易佛”与“补益王化” |
| 第五章 徐氏“天学”观之“超胜会通”的科学思想 |
| 第一节 《崇祯历书》之天文学思想 |
| 第二节 为天文学服务的数学方法 |
| 第三节 “富国必以本业”之农学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10）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督宗教与儒学 |
| 二基督宗教与佛教 |
| 三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 |
| 四基督宗教与民间宗教 |
| 五基督宗教与道教 |
四、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论文参考文献）
- [1]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2]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3]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本土化演变与再建构[D]. 赵嘉奇. 暨南大学, 2020(04)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D]. 单虹泽. 南开大学, 2019(05)
- [6]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7]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 ——以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为中心[D]. 王静. 山东大学, 2018(11)
- [8]晚明中国天主教形象之研究[D]. 赵恂卿. 云南大学, 2018(01)
- [9]徐光启的“天学”观[D]. 刘鑫燕. 中国计量大学, 2018(02)
- [10]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J]. 赵晓阳. 民国研究,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