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呈现出“民间热官方冷”、“经济热政治冷”的局面,透过历史、经济等变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日两国出现摩擦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陷入了短期难以逆转的安全困境之中。中日安全困境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以及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冲突是中日安全困境的具体表现,随着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日趋对立,中日两国进入了不断上升的安全困境的敌意螺旋模式中。中日安全困境的形成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中日双方之间的内部因素,也有美国对双方的影响这样一个外部因素。一方面,在特定国际体系当中,中日双方对他国国际战略意图的模糊性认识及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无止境追求,也就是对维护自身安全方式不确定性选择,这是导致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真正内在动因,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更使日、美等国加深了对中国的疑惧和防范;另一方面,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推行其霸权战略,力图主导东北亚安全事务构成了影响中日安全困境的强大外部力量。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不是一般性的安全困境,可以称之为“缓和的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中日关系处理得当,这种安全困境就是一般性安全困境,中日之间可在安全方面展开合作;反之,将有向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转化之虞。中日之间存在安全困境,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缓解中日安全困境,在于中日双方相互消除疑虑,重新进行自身的角色认知,积极寻求相互的利益汇合点。双方各自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且充分发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日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共同培育和构建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并发挥负责任利益攸关者的作用,通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协调增进战略互惠和战略互信。这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