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瑜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湖北武汉）
摘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转型期间，即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历史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
各种利益冲突、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矛盾凸显期。基于帕森斯的AGIL理论中的精神文化子系统的维模功能，着重分析道德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社会转型帕森斯AGIL道德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变”，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社会心理、文化等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社会在变迁的过程中，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其实质是社会转型。在这期间，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民主政治的相对滞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不完善使市场的盲目性表现得越发突出。任何一种社会心态，都产生于公众的心理需求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双向互动，因为转型期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调现象较为普遍。还有我国当前文化领域的滞后状态，使人们普遍难以找到令人满意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产生了认知偏差。
一．导言：道德的重要性
被西方学界誉为“政治稳定设计大师”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代表作《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经指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孕育着不稳定[1]p88。”其含义是指，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自然地趋于政治稳定，而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则必然呈现不稳定。他认为，在现代化的前、中、后三个时期，后期最稳定，中期最不稳定。中期阶段是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弊病丛生、社会失衡呈累积和强化态势的时期。
中国经济学家樊纲在他的著作《面对转型之难》一书中，说道：“已经过去的第20个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是最不幸的一个世纪，也是最不幸的世纪之一，好在这个世纪有一个较为光明的结尾，在最后的20几年，改革与开放取得了进展，经济开始起飞了。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在我看来，21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决定中国能否最终从经济上、科技上及社会生活各方面追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最后一个世纪。如果在这个世纪中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那么中国也许就永远地失去了追上世界列强及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机会，我们中国人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永世不能翻身”[2]p2。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话并不是不无道理，中国经济学家樊纲的话也并非危言耸听。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深层次的改革攻坚阶段，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实力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上占很大的比重。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发展，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也在明显加快。转型时期，即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历史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各种利益冲突、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矛盾凸显期。如果在这一特殊时期，只一味的发展经济而忽略社会问题、和谐社会的建设，那么即是经济迅速发展了，也必会是整个社会出现势必其反的状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整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我们就有理由把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称之为社会转型期。但是，社会转型的主体不应该是社会结构，而必须是从事自由自觉的实践着的人，因而，寻求社会转型的意义必须要着眼于人的价值取向与目的，即人本身。并把转型的意义视为当社会生产力提出质的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以求实现社会演化的过程。所以，在转型期，人的存在方式必须自觉地实施从依赖经验向依靠理性的转变。由此看来，社会转型孕育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深层次变化：一是深刻的普遍社会重组；二是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型；三是社会规范、社会评判标准的重新确认。伴随着这样的转型，几千年封闭的农业文明所造成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存在方式，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温情脉脉的伦理主义规范，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教条主义的存在标准，都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质变。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功利观念、竞争观念、主体观念、公正观念以及价值多元化等意识观念和新的道德意识的产生。因而，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期，必将表现为社会秩序在一定范围内紊乱和道德意识、道德价值、道德规范的解体和重组，以及人们心理的极大不平衡。当然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导的转型，它并不必然以道德的堕落为代价。但是，即使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新旧更替，也会引起道德发生相应的新旧更替，也会有这种新旧更替所带来的阵痛。对此，我们既要正视某些反常现象的发生，积极有效地加以抑制，更需要新的道德力量和新的框架的健康生长。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主体和主体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一种关系。社会的一切变革、振荡、演化都根源于利益的调整和重组，人们对价值及其价值结果的追求必定是多元取向、多样实现和多级分配内再产生了利益分配的公正要求，这种要求反映着人们对现代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和道德性的渴望；以尊重每一个利益主体的平等人格和权利为前提，创造出平等的机会和规则，在利益分配中寻求合理公平的尺度，以达到权利与义务、创造与享受的合理平衡、公正无私。这种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引起的公正要求，客观地要求要有一种新的道德来反映。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种不断变化着的生活实际，抽绎和提炼出新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建立、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基于帕森斯的AGIL中的精神文化子系统的维模功能，着重分析其道德在社会转型期的导向作用。
二．社会学视角的道德功能分析及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
一）社会学视角的道德功能分析
帕森斯把社会定义为,社会是社会系统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征是，相应于环境——包括成为其环境之社会系统，它具备高度的自给自足性。也就是说，帕森斯认为社会能相当成功地控制其环境的交换，用以提升社会的功能运作——也因而维持社会的存续。在这一思路下，帕森斯把社会划分为“AGIL”中的四个子系统：（A）经济系统、（G）政治系统、（I）社会系统、（L）文化系统。在这个四个子系统中，经济体统司职社会的适应功能，政治系统司职社会的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司职整合社会行动的功能，而文化系统则为社会提供一种普遍化的道德信念及价值规范，司职维护社会系统中各种行动主体之间相互关系模式的功能。
此后，帕森斯又回到他“控制论的等级”的讨论中。他认为，在社会之内，经济系统借着分配资源，以满足某些欲求来引导人们。而社会中的集体目标往往较个人目标优先，所以政治系统在控制论的等级中就高于经济系统；接着，社会系统又高于政治系统，理由是，维持社会团结乃是更高的集体目标；最后，维护制度化的文化系统又高于社会系统，因为它能通过提供普遍化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信念而使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团结得以合法性。
帕森斯把涂尔干提出的整合问题分解为两种形式：由经济系统(A)、政治系统（G）通过资源的配置和法律及行政决策的调控逐步实现各个子系统之间规范有序的系统整合；由于社会系统（I）、文化系统（L）通过明确的文化合法化、普遍化的价值规范和道德信念，经由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实现各个行动者之间预期的有序关系的社会整合。在其中，社会的分化和整合的导向都来自于文化价值。他和涂尔干依然坚持一种社会中存在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信念及价值规范的看法。可以说，帕森斯思想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根据帕森斯的AGIL理论，可以看出在社会转型期，尤其是社会问题突出，多发阶段，文化系统的维模功能显得及其重要。
二）道德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
1.道德的社会作用
道德对世界的认识和掌握，采取的不是科学研究和理论论证的方法，而是道德评价、道德批判的方法。当然，道德评价、道德批判中也包含着一定的认知因素，但它主要不是以科学认知的方式表现，而是以人们的善恶观念为基本评价标准对世界所作的评价和批判。
道德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道德评价可以预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可以凝聚广泛的社会力量促成社会的加速发展。虽然道德预见就其准确性、严谨性而言无法同科学预见相比，它往往也不要求得到科学的论证。事实上，人们的道德认识一般处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水平上，包含在每个人的日常活动之中。但道德评价、道德批判的作用却能够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唤起人们极大地精神潜力，从而转变成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千百万人的意向和心愿将决定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趋向。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评价、道德批判对历史的预见毕竟是可信的。
2.道德对个人生活的作用
概括而言，道德对个人的作用，是作为个人的行动指南，使个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在各种特殊的道德情境中，按照自己所信奉的道德价值有效地识别方向，明辨善恶，调节个人的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往往面临有多种选择。即使面对相同的情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同一个人前后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选择。一个人的行为选择与他所信奉的道德价值紧密相关。某种道德价值、道德评价表述对某种行为准则的偏重，并要求人们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做出与此一致的行为选择。正是借助于道德的这种作用，每个人才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前后一贯的行为方式，并能够在千变万化的处境中使自己的行为多多少少符合自己所选择的道德价值体系。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道德向人提出并要求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涉及一个人的人生观。道德要求确定人的价值、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人的生命活动的意义、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对最终理想的选择。但是，道德对这些问题不是作为理论认识的问题提出来的，而是作为实践行为的问题提出的，它使人生观的确立直接同实践行为结合起来。道德与科学和哲学之区别也就在此。
三．总结
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靠的是强有力的制度，但其根本的是靠人们的道德。虽然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是假设人性是恶的，所以，如果个人想与他人建立双方互利的关系，则制度制约是必要的。但不论是性善论和性恶论都告诉人们，人类有向善的可能。因此在当制度失灵时，社会的安稳与有序靠的是人的自觉性，即道德。
任何行为本身在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这是一个社会行为是否有伦理依据、价值依据的根本性前提问题。以市场经济为例，市场经济范畴虽然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但经济行为本身在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仍然有待于证明。因为只有对经济行为整个系统做出伦理的辩护，找到其在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论据之后，这种行为体系才能为全体，至少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认可，取得人们最大的支持，并使其中的社会道德秩序得以维持，进而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个人良知，人们才能履行它所指出的伦理要求。如果失去道德的纽带，这种行为体系不但无法行驶社会权威，还会发生动摇。
在道德的问题上，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们都对此做很多研究与探讨。可不管是费尔巴哈的幸福论，还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或是善、公平、正义、诚信、良心等道德观，人们应该清楚的知道最基本的道德观，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施以善行，使社会处于一个良性的运行状态。
参考文献：
[1]吴铎社会发展与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樊纲，面对转型之难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3]吕傅华，系统视角中的社会分化与整和—卢曼社会分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学网，2009
[4]江万秀，伦理学探讨，1995.
[5]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的理论结构，邱泽奇张茂元译，华夏出版社，2006.
[6]张桂华，陆伟英，思想道德修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7]汪应曼，经济转型与道德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8]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