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居民消费率过低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首先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状况进行了介绍,然后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最后总结了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经验关系。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体现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差异。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可分为年轻型（1949-1964年）、成年型（1965-1999年）和老年型（2000年以来）三个阶段。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在地域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发达地区老龄化进程一般更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尚未步入老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居民消费具有不同的影响渠道。短期内,人口生育率冲击会增加人口总量,并提高抚养系数。长期内,这种冲击还会传导到就业和老龄化。就业高峰冲击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的增加而提高产出,并且就业高峰意味着较低的总抚养系数,这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就业高峰冲击又会降低人均资本存量,并且就业竞争会压低长期均衡工资水平,这又会降低居民消费。短期内,由于老龄人口只花费过去的积累,老龄化冲击会增加消费,但它会减少劳动人口,降低未来的产出和居民消费水平。但如果老龄化诱致的技术进步足够抵消老龄化导致的劳动人口的减少,未来的产出和消费则不一定下降。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起飞时都正好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经济增长带动了居民消费不同程度的上升。但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事实表明,“人口红利”与居民消费之间并未显示出显著的正相关。本文首先分析了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人口生育率高峰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1952-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实际居民消费与实际GDP、人口自然增长率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和回归后发现,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表明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鉴于目前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已接近谷底,因此,如果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推断未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中国居民实际消费率的影响将是有限的。人口生育率高峰冲击之后,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第二阶段——人口就业高峰冲击。本文也同样使用了中国1952-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两种不同的协整回归方法来分析就业高峰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这部分在上述三变量的基础上,将就业人口比率引入计量模型,以分析就业高峰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中国实际居民消费与实际GDP、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业人口比率的协整检验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居民消费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衡量就业高峰冲击的就业人口比率与中国实际居民消费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在分析中国人口年龄变化的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使用了中国1989-2004年的省际宏观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并区分了儿童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具有弱显著的负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数量并不大;而中国老年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证结论基本是一致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关系,因此,不能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长期下降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