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似无形实有形 市场总裁有说法──昆明商品中心批发市场采访实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玉[1]（2019）在《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地政学派成立于193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集当时最高水平的土地改革学术团体和国家经济建设智囊团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学术流派。地政学派的土地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中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对民国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制定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地政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该学派当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尚有距离。本文在广泛收集有关地政学派的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地政学派的活动和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以期拓宽近代土地思想史的研究,同时厘清国民政府关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演变逻辑。民国以来,局势不稳、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局动荡,但同时也激发社会各阶层探讨国家发展之路的热情,形成了一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活跃的文化氛围,近代也就成了经济思想发展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内容,更是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类土地思想也开始涌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3年由萧铮组织发起了中国地政学会,将当时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从事地政工作的领导分子的力量聚集起来,是地政学派早期的正式组织,由此也标志着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正式形成。1947年为吸收更广泛的社会人士以及农民群体,萧铮又组建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该协会性质为社会团体,以便深入民众,以此推动土地改革的发展。自此至1949年,地政学派步入了地政学会与土地改革协会两会并行的阶段。地政学派以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为指导,以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达马熙克土地改革学说为参照,在“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宗旨引领下,为国民政府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地政学派主要的学术活动包括发行《地政月刊》、《人与地》等地政刊物,出版地政论着,译介国外土地学说。地政学派的历届年会也会密切结合时政形势,围绕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决议,以此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并推动民众土地观念之改变。同时,地政学派积极兴办地政教育,先后依托地政学院、地政研究所、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等机构,为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地政人才。本文通过对地政学派相关资料发掘,系统梳理了地政学派的基本内容,提炼出地政学派土地改革主张的基础理论为平均地权、政策支柱为土地金融、配套设计为现代土地治理。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土地思想主线,地政学派对民国时期土地制度进行了整体谋划。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演化的脉络具有鲜明的以诱致性土地制度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特征,是顺应统制经济思潮以政府为主导解决农民对土地制度非均衡的诉求问题,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实践中,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逐渐脱离了诱致性土地变迁基础,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及制度主张不得不以妥协的形式实现,严重制约了土地改革的价值发挥。本文对地政学派同时期的中外土地学说进行研究对比。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的为了推翻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论,地政学派为国民政府设计的土地改革方案则是在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内寻求农业发展的路径,这是由两者政治党派背景、经济学分析范式、适应经济阶段以及经济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而相较于世界各国的土地改革事业,地政学派的土地改革主张也顺应了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以来土地改革的总体趋势,一是对土地私有制的行使范围大加限制,二是扶植农民收购土地,以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地政学派作为民国土地学界的重要组织,其土地思想和学术活动繁荣了民国的土地研究事业。尽管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向土地制度转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现实问题的影响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地政学派的土地金融思想在推动台湾省政当局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说明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是能够转化为具有现实张力的政策实践的,其思想内涵对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李储林[2]（2018）在《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省东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苗、侗、汉等多个民族在这里大杂居小聚居,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自古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就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研究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不仅可以总结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规律以及民族政策的得失,也对今天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共生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明清时期黔东南苗疆地区汉苗之间的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以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明清黔东南地区苗汉关系进行了“交流——互动——融合”的递进式深入分析,并就主体文化的主导作用、苗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本文分如下几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对相关的重要概念和本论文的理论基础进行诠释;对与本论题相关的学术研究动态进行总结;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对黔东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口状况进行介绍,概括黔东南地区历史行政区划变迁;阐明苗族的族源和迁徙入黔东南成为主体民族的大致时间;阐释黔东南苗族的自称和他称,因为族名的自称和他称是进行民族识别和认知的重要依据;介绍明清时期黔东南苗族的社会发展概况以示其变迁:阐明主要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明以前黔东南地区较其他黔地受汉文化影响更少。第二章表明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文化接触碰撞的开始,即交流的产生,族际关系的构建。首先总结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屯军制度、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等一系列的措施打开了黔东南苗疆封闭的大门,汉人移民渐次涌入黔东南地区,由熟苗区而生苗区,由少而多。其次阐明汉人进入苗疆后与苗人形成了杂居之势,其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也随着王权和汉人的递进而递进。然而总的说来,明清时期黔东南苗疆依然是“苗多汉少”。苗疆大门打开之后,苗汉之间始站在同一时空的接触面上,不可避免的展开交流,苗汉族际关系由此而构建并展开新的篇章。第三章说明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接触交流开始后,如何展开互动,即苗汉之间族际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首先,于王权和苗疆之间的关系。“开辟新疆”后,黔东南苗疆地区已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政治方向从“征服”苗疆改为“防控”和治理苗疆,这是统治上层和苗族群的政治互动,对苗区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于民间来说,苗族群和汉族群之间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都展开了全面的互动,最深入的影响和突出的表现是苗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而发展的变迁。再次,互动的激烈表现形式来自苗汉之间的隔阂、纠纷和冲突以及更加激烈的苗民起义。激烈的互动形式势必给族际关系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第四章阐述了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间由交流和互动带来的结果——民族融合,说明苗汉民族融合的三种形式:汉人苗化、苗人汉化以及苗汉融合为“他族群”。探究了苗汉互相同化各自的原因,总结了明清黔东南苗汉融合的特征,即汉人苗化多,苗人汉化少;汉人苗化显,苗人汉化隐;汉人呈现个体苗化,苗人呈现整体变迁;苗汉融合为“他族群”出现在熟苗区。同时说明在汉苗的融合过程中,族际之间的婚姻关系呈现出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汉人苗化和苗人汉化通常是通过缔结婚姻关系来实现的。第五章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主体文化的主导作用、苗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进行了思考和探讨。结语对明清以来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的发展线索和中央王朝的治苗措施的优劣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对现阶段的苗汉民族关系以及苗族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反思和展望,最后反观了当代的民族关系及族际关系的发展前景。
骆熙[3]（2018）在《“站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黄姚古镇旅游与乡土社会重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旅游业因其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和带动性,成为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缩小与中东部地区差距的突破点。旅游业作为一种现代性产业进入到传统的乡土社会,势必对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古镇拥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灿烂的历史文明,丰富的旅游资源使得古镇旅游地成为了我国现代独具特色的旅游地类型。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坐落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一个聚居着汉、壮、瑶等同胞的千年古镇--黄姚古镇为田野点,致力于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传统乡土社会重构研究。本文依据社会变迁理论、熟人社会等理论,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绍了黄姚古镇的基本概况,梳理了自2001年旅游开发以来的三个阶段,分析了旅游开发与其传统乡土社会间的矛盾及互动,考察了近20年来旅游给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变化,得出结论:在过往历史中黄姚乡土社会处于缓慢的变迁中,旅游加速了其变迁速度。旅游的发展给其社会变迁造成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目前来看,以正面影响为主。旅游开发给传统熟人社会带来的陌生关系、利益纠葛和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自身社会的调适与发展,这样的动态过程实质上是传统乡土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在传统的且文化资源密集的农村发展旅游业对于促进其传统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发展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李玮[4]（2015）在《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守望 ——以书信研究为核心》文中指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师级的作家。而1949年以后,他却放下手中的笔转向文物研究。当代文坛少了他的身影,许多学者和他的文学爱好者无不扼腕叹息。陈思和指出当代文学中存在“潜在写作”的特殊现象,并将沈从文1949年5月30日的一篇日记称为“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这开启了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另一扇窗。这扇窗后面掩藏的是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对文学孤独的守望。《沈从文全集》中收录了他1949年以后的书信,共计三百五十万多万字。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沈从文以退隐的姿态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文学书写。1948到1949年初,外部左翼文化阵营的文人对沈从文进行了“异端”界定和审判,而为了保持个体生存最后的尊严沈从文选择了自杀。被救回之后,他写下了大量类似“狂人呓语”般的书信和日记。它们一方面缓解了沈从文的精神焦虑,另一方面极具文学价值。这是沈从文文学世界崩塌以后,无意间寻找到的延续文学梦的舞台。1950年代初,生存空间的转换让他精神慢慢“回复”。书信中的文学书写从无意地宣泄逐渐转变为有意地留存。四川土改期间他以一颗赤子般的爱国心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将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叙写了新时代环境下,乡村的“常”与“变”。于是,四川之行的家信,就有了类似《湘行散记》的味道。而劳动中他体会到一种独特的有情的“历史观”,这让沈从文有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热情,又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这些真实深刻的感受,给家信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他尝试写了表现时代新人的短篇小说《老同志》,但它最终夭折。他还经常在家信中谈及文坛现状,对新中国文坛初期的作家作品、文艺政策,不无褒贬。这时他的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坛的要求呈现一种紧张关系。1950年代中后期,政治的“事功”要求与沈从文坚守的文学“有情”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因此,他在向“群”靠拢的过程中表现出反复和犹疑,最终游离于“群”之外。这期间,关于张鼎和烈士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筹划是他努力“归队”的具体实践,但默默写下的《抽象的抒情》又是他坚守文学独立及主体自由的说明书。1960年代初,沈从文随作协组织的参观团赴江西参观访问时,开始了旧体诗创作。旧体诗是他在书信之外的另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其中,《文化史诗钞》是他1970-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时创作的一组旧体诗,在内容上以诗写史,渗透着诗人深刻的历史反思与文化批判,在文体上以诗代文,独具一格。这组带有历史印迹未发表的诗是沈从文在特殊环境下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尝试。1970年代末,“沈从文热”的浪潮由国外传到国内,他欣慰个体生命价值回归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强权即一切”的新儒术仍在上演,他深深地恐惧浸润封建思想的灵魂。一直以来他想用文学让人理解“我”、认识“人”的理想没有实现。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边城》由小说到电影剧本的改编。“抒情诗”电影的想象,是沈从文始终不渝的“有情”文学理想的延伸。政治是功利性的阶段性的,而文学却是有情的永恒的。沈从文1949年以后鲜为人知的潜在写作,既有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的美好寄托,也有对文化与文学的严肃思考。这是沈从文整个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时文学与精神现象不可或缺的潜流。它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当代文学与时代精神的丰富性与多层次性。
王猛[5]（2006）在《中国参与中东 ——行为体视域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本论文以行为主义为研究基本理论，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局部与整体、个案剖析与综合概括、普遍性与综合性相结合的思路，以层次分析视角将论文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在理论应用上赞同建构主义观点，认为物质世界并不完全决定或者构成行为体所从事的行为，行为体对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构成了一个和物质世界并列的意义与知识的世界，即结构造就行为体，行为体也建构结构：在主体选择上，将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整体加以考虑，从发展和联系而不是人为割裂的观点回顾和总结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情况：在客体选择上，在中东概念传统“十八国”范围的基础上，把具有类似国情、相近区域的伊斯兰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期望以大中东的宽泛视角提供制定政策的便利：在文章结构上，试图以穷尽行为体参与行为的方式对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互动（侧重于中国方面）进行分析，并为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扩展预留空间。 第一部分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聚焦点，重点论述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合作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优势与限度，即中阿政治支持的结构性与议题性、经济联系的结构性矛盾与优势互补并存以及文化与宗教联系的两重性，并对这种状况从动力学、关联度、决策机制与实施策略四方面进行剖析。 第二部分则从微观领域将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众多行为体细分为9个大类，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政党、个人、民族、国际政治运动、宗教运动与组织，试图以归纳的方式探究各类行为体在20世纪参与中东地区事务的得失，研判行为体在下一个类似情境的反应，同时注重了丰富多彩外交斗争情况的趣味性。 第三部分则重点分析两例个案。以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为切入点，分析伊战后中国对中东国家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与契机；比照20世纪中国与伊朗在国家转型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异同，希望能勾画出中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演变轨迹。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论文得出了如下结论：1、参与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不同时期的特点和状况具有继承性，不能漠视和人为割裂这种继承性。2、参与是一个互动过程，主客体之间的利益交汇决定了双边互动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在碰撞中走向成熟。3、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开始全方位参与中东事务，行为体之间逐渐形成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复杂关系。4、文明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地导致国际关系的冲突或对抗，文明间的关系是在交往中共存，是“和而不同”。
张永立[6]（2000）在《看似无形实有形 市场总裁有说法──昆明商品中心批发市场采访实录》文中指出
二、看似无形实有形 市场总裁有说法──昆明商品中心批发市场采访实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看似无形实有形 市场总裁有说法──昆明商品中心批发市场采访实录（论文提纲范文）
（1）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 一、关于民国时期土地思想的研究 |
| 二、关于地政学派及其土地思想的研究 |
| 三、关于地政学派思想来源的研究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任务与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拟解决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地政学派的创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背景 |
| 一、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 |
| 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概况 |
| 一、地政学派的初期发轫 |
| 二、地政学派的正式成立 |
| 三、地政学派的组织发展 |
| 四、地政学派的成员群体 |
| 第三节 地政学派的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 |
| 一、举办年会 |
| 二、发行刊物 |
| 三、出版书籍 |
| 四、兴办地政教育 |
| 第二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渊源与制度经济学架构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理论指导 |
| 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 |
| 二、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 |
| 三、达马熙克的土地改革理论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制度经济学架构 |
| 一、制度变迁及土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地政学派的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
| 第三章 平均地权:地政学派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问题剖析 |
| 一、土地问题的界定 |
| 二、土地政策的内涵 |
| 第二节 对土地改革纲领的研究 |
| 一、“平均地权”诠释 |
| 二、“耕者有其田”诠释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
| 一、设置地政机关作为推行主体 |
| 二、推广土地整理作为基础前提 |
| 三、落实地价税制作为核心举措 |
| 四、改革租佃制度作为耕者保障 |
| 五、规划市地利用作为城建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金融:地政学派的政策支柱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金融问题剖析 |
| 一、土地金融的界定 |
| 二、土地金融发展瓶颈的成因 |
| 第二节 对融通土地资金必要性的研究 |
| 一、对土地金融与“平均地权”关系的探讨 |
| 二、对土地金融与“地尽其利”关系的探讨 |
| 三、对土地金融与工业化关系的探讨 |
| 四、对土地金融与城市改造关系的探讨 |
| 第三节 土地金融体系的构建主张 |
| 一、设立土地银行作为专营机关 |
| 二、发行土地债券作为资金来源 |
| 三、完善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补偿 |
| 四、发展合作信用作为有益补充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治理:地政学派的配套设计 |
| 第一节 对土地法制现代化的思考 |
| 一、修改《土地法》的探讨 |
| 二、推动土地纲领入宪的倡议 |
| 第二节 对人地关系现代化的探讨 |
| 一、土地人权保障论 |
| 二、内地殖民政策论 |
| 第三节 对土地利用现代化的分析 |
| 一、土地生产技术应用观 |
| 二、土地经营方式改良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政学派对同时代中外土地思想的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对原中共红色区域的土地政策研究 |
| 二、地政学派受到的中国农村派辩驳 |
| 第二节 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世界土地制度发展的趋势 |
| 二、部分国家土地改革运动的特点 |
| 第七章 地政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研究发展 |
| 一、对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
| 二、对孙中山土地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
| 三、对民国土地思想研究的引领与繁荣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政策实践 |
| 一、以推进土地改革事业为政治追求 |
| 二、参与国民政府土地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 |
| 第三节 为台湾土地改革积累经验 |
| 一、夯实台湾农地改革的基础准备 |
| 二、完善土地金融与土地行政体系 |
| 第八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土地制度变迁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演变 |
|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间的土地制度演变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演变 |
| 第二节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土地产权制度性缺失 |
| 二、土地金融供给不足 |
| 三、土地规模化经营受限 |
| 第三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
| 二、发展土地金融市场 |
| 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附录 |
| 地政学派主要成员简介 |
| 地政月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 黔东南苗族和贵州民族关系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民族关系及族群理论的建构和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分析 |
| (二) 田野调查 |
| (三) 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 |
| 五、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领域的拓展 |
| (二) 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的创新 |
| (三) 写作方式的创新 |
| (四) 研究材料的创新 |
| (五) 观点的创新 |
| 第一章 黔东南地区民族概况和明以前民族关系 |
| 第一节 黔东南地区历史和生境 |
| 一、黔东南地区生态环境和人口状况 |
| 二、黔东南地区历史行政区划变迁 |
| 第二节 黔东南地区苗族 |
| 一、苗族的族源和形成 |
| 二、苗族迁徙入黔东南地区 |
| 三、黔东南苗族的自称和他称 |
| 四、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人社会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明以前黔东南地区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 |
| 一、明以前贵州汉族移民和民族构成 |
| 二、明以前贵州夷汉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 |
| 三、明以前黔东南地区较其他黔地受汉文化影响更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交流——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关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中央与苗疆: 从“化外”到“制内” |
| 一、土司制度 |
| 二、屯军制度 |
| 三、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入黔东南 |
| 一、军籍移民 |
| 二、民籍移民 |
| 三、仕宦移民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地理区位关系 |
| 一、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边界的变迁 |
| 二、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杂居时空分布和人口对比关系演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动——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关系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开辟苗疆后清廷防苗治苗化苗举措 |
| 一、“防苗” |
| 二、“治苗” |
| 三、“化苗”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往来互动及苗民风俗变迁 |
| 一、经济生活往来互动及苗民风俗变迁 |
| 二、文化生活往来互动及苗民风俗变迁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在隔阂冲突中互动 |
| 一、苗汉民族冲突和民族纠纷 |
| 二、苗民起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间交流互动的结果 |
| 第一节 汉人苗化 |
| 一、顾氏“苗化” |
| 二、凯里汉人“苗化” |
| 三、黄平汉人“苗化” |
| 第二节 苗人汉化 |
| 一、对部分关于“苗人汉化”研究的质疑 |
| 二、对“苗人汉化”事实的认同 |
| 第三节 苗汉融合为“他族群” |
| 一、苗汉融合为“第三族” |
| 二、苗汉融合为尚处演变之中的“非苗非汉”族群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融合的特点原因分析 |
| 一、苗汉融合的特点分析 |
| 二、苗汉融合的原因分析 |
| 三、婚姻关系是苗汉融合的纽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对主体文化主导作用的探讨 |
| 第二节 对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思考 |
| 第三节 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3）“站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黄姚古镇旅游与乡土社会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我国古镇旅游研究回顾 |
| 二、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回顾 |
| 三、黄姚古镇研究现状回顾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走进黄姚 |
| 第一节 桂东“桃花源”:黄姚 |
| 一、“黄姚”由来 |
| 二、历史的变迁 |
| 三、族群文化的整合 |
| 第二节 民族志的记录：风俗文化 |
| 一、宗祠文化 |
| 二、风水 |
| 三、美食 |
| 四、节日与信仰 |
| 五、古戏台与桂剧 |
| 六、人生礼仪 |
| 七、建筑 |
| 第二章 前台与后台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 |
| 一、古井古桥与古街 |
| 二、古树庙祠与匾联 |
| 第二节 黄姚古镇旅游的缘起与发展 |
| 一、古镇旅游缘起 |
| 二、古镇旅游发展 |
| 第三节 黄姚古镇旅游空间的分布特征 |
| 一、旅游空间分布内部特征 |
| 二、旅游空间分布外部特征 |
| 第四节 乡土社会旅游的前台与后台 |
| 一、什么是“舞台真实”？ |
| 二、游客的前台真实感知 |
| 三、东道主的后台真实 |
| 第三章 黄姚来了陌生人:旅游引发的乡土社会矛盾 |
| 第一节 经济方面 |
| 一、“传统农业”与“现代旅游” |
| 二、“穷村民”与“富村民” |
| 三、游客“一次性消费”思想与村民的矛盾 |
| 第二节 乡村治理 |
| 一、“主”与“客”的身份博弈 |
| 二、熟人社会的疏离 |
| 第三节 文化冲突 |
| 一、“保守”与“开放”的对立 |
| 二、“城”与“乡”的差异 |
| 第四章 边缘化:文化主体与权力、资本的博弈 |
| 第一节 村民与“权力”的博弈 |
| 一、旅游规划中的弱势选择权 |
| 二、征地问题中的弱势话语权 |
| 三、旅游发展中的弱势参与权 |
| 第二节 村民与“资本”的博弈 |
| 一、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
| 二、村民参与愿望难以实现 |
| 三、文化资源的产权模糊 |
| 第三节 村民与外来经营者的博弈 |
| 一、东道主的主体异质化 |
| 二、文化主体的沉默让位 |
| 第五章 乡土重构:古镇权力与资源的迷失 |
| 第一节 经济重构：“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外乡人” |
| 一、经济结构的转型 |
| 二、生计性别的突破 |
| 三、经济思想的改观 |
| 第二节 政治重构：“身份置换的迷失” |
| 一、权威的退场 |
| 二、秩序的再建 |
| 三、社会关系的新生 |
| 第三节 文化重构：“陌生的乡土感” |
| 一、家庭结构的变更 |
| 二、婚姻形式的多元 |
| 三、家屋格局的转变 |
| 四、精神文化的涅盘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守望 ——以书信研究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文学世界的崩塌与重构 |
| 第一节“异端”的自我叙述与疗救 |
| 一、无从参与新中国文学的“异端” |
| 二、生命的迷乱与回复 |
| 第二节 另一种形式的文学 |
| 一、“书信”与“潜在写作” |
| 二、“狂人手记”中的生命悲歌 |
| 第二章 生存空间的转换与难舍的文学 |
| 第一节 川行散记的雏形 |
| 一、生命的流转与灵魂的“回复” |
| 二、新时代乡村的“常”与“变” |
| 三、“有情”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老同志》的写作与夭折 |
| 一、革大的新生活与“老同志” |
| 二、《老同志》的写作与新农民形象 |
| 三、沈从文的执着与《老同志》的夭折 |
| 第三节 文学建制中的边缘之声 |
| 一、“指挥乐队”般的组织方式 |
| 二、自由写作与自由出版 |
| 三、重“立”轻“破”的批评范式 |
| 第四节 沈从文眼中的赵树理 |
| 一、对选材与叙事的认可 |
| 二、对“新”的写作范式的不满 |
| 第三章 向“群”的靠拢与游离 |
| 第一节“破甑不顾”与“跛者不忘履”的两难 |
| 一、两种声音的矛盾 |
| 二、生命本体之“我”的坚守 |
| 三、尴尬而又寂寞的自娱 |
| 第二节 《抽象的抒情》的反思与怅惘 |
| 一、文艺政策调整的夹缝期 |
| 二、艺术永恒与政治干预 |
| 三、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 |
| 第三节 未完成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 |
| 一、沈从文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 |
| 二、“斗志昂扬”的筹划 |
| 三、价值的错位与倔强地坚守 |
| 第四节 带着镣铐跳舞：旧体诗创作 |
| 一、建国后旧体诗的创作语境 |
| 二、沈从文旧体诗中的情与事 |
| 三、文化史诗的新的尝试 |
| 第四章 回归与守望 |
| 第一节 沈从文眼中的“沈从文热” |
| 一、“沈从文热”的兴起 |
| 二、个体生命价值回归的喜悦 |
| 三、无边的恐惧与“深处”的弱点 |
| 第二节 守望心中的“边城” |
| 一、小说《边城》与电影之缘 |
| 二、“抒情诗”电影的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5）中国参与中东 ——行为体视域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参与对象的分析和界定 |
| 第一节 阿拉伯国家:战略硬实力与区域碎裂化 |
| 一、阿拉伯国家概况 |
| 二、阿拉伯国家的整体特点 |
| 第二节 伊斯兰世界:虚幻的一体化憧憬 |
| 一、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和范围界定 |
| 二、伊斯兰世界的一体化憧憬 |
| 三、伊斯兰世界一体化的虚幻性 |
| 第三节 中国立场与中东范围界定 |
| 一、“中东”概念的由来和范围界定 |
| 二、大中东国家的宗教状况 |
| 三、确定大中东区域范围的策略考量 |
| 第二章 多边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东国家互动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多边外交 |
| 一、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历史回顾 |
| 二、中国与阿盟 |
| 第二节 胜利在1971:中国与中东国家冷战期间 |
| 一、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关系 |
| 二、围绕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与合作 |
| 第三章 状况分析:参与中东事务的优势与限度 |
| 第一节 中阿政治支持的结构性与议题性 |
| 一、政治支持的结构性 |
| 二、政治支持的议题性 |
| 第二节 经济联系的结构性矛盾与优势互补并存 |
| 一、能源合作的渐次加深 |
| 二、与中东产油国的商贸往来 |
| 三、工程承包、劳务和投资 |
| 四、军事安全领域 |
| 第三节 中阿文化与宗教联系的两重性 |
| 第四章 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外交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动力学分析 |
| 一、国家利益的源起问题 |
| 二、国家利益的内涵问题 |
| 三、国家利益的效度问题 |
| 第二节 继承与发展:机制分析 |
| 一、对外决策的机制化和目标选择 |
| 二、政策执行中的实力原则和外交折冲 |
| 三、中国参与中东事务中的美国因素 |
| 第三节 局部与整体:关联度分析 |
| 一、内部关联度:历史回顾 |
| 二、外部关联度:以中美关系为例 |
| 第四节 基点与重点:策略分析 |
| 一、在中国-阿盟框架内加强中阿关系 |
| 二、从全球化视角处理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 |
| 三、以中东事务为平台处理与世界大国的关系 |
| 四、趋势:向国际社会全面融入 |
| 第五章 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理论与现状 |
| 第一节 层次分析法的发展与应用 |
| 一、层次分析法 |
| 二、层次分析法的理论发展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行为体 |
| 一、概念及特征 |
| 二、行为体的分类 |
| 第六章 国际关系行为体(一) |
| 第一节 国家行为体 |
| 一、国家行为体概说 |
| 二、国家参与中东事务的四个阶段 |
| 第二节 政府间国际组织 |
| 一、理论与现状 |
| 二、上海合作组织 |
| 三、中国和欧佩克 |
| 四、中国与海合会 |
| 第七章 国际关系行为体(二) |
| 第一节 国际非政府组织 |
| 一、国际非政府组织概述 |
| 二、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
| 三、对外援助中的中国非政府组织 |
| 四、现状与发展 |
| 第二节 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体意义 |
| 二、中国公司在大中东:石油行业个案 |
|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趋势 |
| 第三节 政党 |
| 一、政党外交 |
| 二、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党外交 |
| 三、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党外交 |
| 四、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 |
| 第四节 个人 |
| 一、个人的行为体意义 |
| 二、领袖人物在中国中东外交的作用 |
| 三、普通民众在中国与中东国家互动中的作用 |
| 四、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 |
| 第八章 国际关系行为体(三) |
| 第一节 民族 |
|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
| 二、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 |
| 三、中东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兴衰对中国的镜鉴 |
| 四、中国参与中东事务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
| 第二节 国际政治运动 |
| 一、反殖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 |
| 二、谋求国际新秩序的不结盟运动 |
| 三、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 |
| 第三节 宗教及其组织 |
| 一、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 |
| 二、伊斯兰教和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 |
| 三、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事务中的泛伊斯兰因素 |
| 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西北边疆安全 |
| 第九章 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从苏丹到伊朗 |
| 第一节 达尔富尔与中国外交转型 |
| 一、现代政治视野中的苏丹社会和达尔富尔危机 |
| 二、达尔富尔危机背后的大国博弈 |
| 三、中国在苏丹的海外经济权益分析 |
| 四、达尔富尔:危机中凸显的中国发展困境 |
| 五、达尔富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危机意蕴 |
| 六、达尔富尔: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契机 |
| 第二节 中国与伊朗:1905-2005的百年比照与互动 |
| 一、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起步 |
| 二、二战背景下的中伊建交和国祚分途 |
| 三、1949-1979:巴列维伊朗与人民中国 |
| 四、从棋子到棋手:改变在1979 |
| 五、现代化模式:世界工厂与家庭手工作坊 |
| 六、回归常态:1979-1997的中伊交往 |
| 七、1997-2004:双边合作的跨越式发展 |
| 第三节 从伊战走向世界大国 |
| 一、中国之路的伊朗含义 |
| 二、从苏丹到伊朗的自觉和自信 |
| 结论 |
| 参考书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看似无形实有形 市场总裁有说法──昆明商品中心批发市场采访实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D]. 王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2]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D]. 李储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3]“站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黄姚古镇旅游与乡土社会重构研究[D]. 骆熙. 广西民族大学, 2018(01)
- [4]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守望 ——以书信研究为核心[D]. 李玮.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3)
- [5]中国参与中东 ——行为体视域的理论与实践[D]. 王猛. 西北大学, 2006(11)
- [6]看似无形实有形 市场总裁有说法──昆明商品中心批发市场采访实录[J]. 张永立. 中国商贸, 2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