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救亡和启蒙思想的双重变奏和压力下,中国却出现了一种睽违社会主流、但同样具有现代美学意识的艺术游戏理论。本文分三章对这一理论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第一章首先归纳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游戏”范畴的外延及内涵,梳理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西方艺术游戏理论的引入和传播。以此为理论背景,梳理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艺术游戏观的两大主要形态——娱乐性艺术游戏观及审美性艺术游戏观。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以李伯元、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娱乐性艺术游戏理论的主张,具体表现在：娱乐性的艺术游戏理论和审美性的艺术游戏理论。前者以李伯元、鸳鸯蝴蝶派等为代表,其理论主张和基本特征表现为：将艺术视为物质性游戏,注重感性欲望的张扬,贴近大众,突出趣味性、娱乐性和商业价值；为了迎合和吸引读者,增加销量形式上,采取浅显直白的语言风格、商业化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机制,利用现代媒体充分与读者互动,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作品的距离。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以王国维、朱光潜等为代表的审美性艺术游戏理论的主张和特征,主要表现为：起源上,主张艺术起源于游戏；性质上,追求审美无功利。在以启蒙和救亡为主题的理性现代性压倒一切的社会形势下,这些学说虽然不利于当时文艺社会现实功能的有效发挥,却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觉醒,对中国美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