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性贿赂”在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它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具有比财物贿赂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法律对其定罪量刑，有利于保护人权，完善法制，有着充分的立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本文从反腐斗争的迫切需要论述了“性贿赂”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形式，应将其立法化的客观性及紧迫性。本文分四部分：“性贿赂”犯罪的客观实在性，“性贿赂”入罪的合理性，“性贿赂”犯罪的定罪与量刑，针对“性贿赂”犯罪的立法建议。第一部分主要是用事实说话，用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说明“性贿赂”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用客观事实给人一种感性认识，即权与色的交易不仅仅是个别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它是一种严重的腐败，是一种犯罪，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的约束，将会愈演愈烈，后果不堪设想。它不仅是道德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不仅不违背道德的谦抑性，而且十分的必要。第二部分是从理论上论述“性贿赂”入罪的合理性。首先，从“性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论“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性贿赂”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腐蚀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使他们难以在正确地行使权力，降低执政能力；“性贿赂”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某些官员一旦接受了“性贿赂”往往乐此不疲，“性贿赂”的效能就具有了长期性和持续行，一方面，“性贿赂”潜移默化的腐蚀性使拒腐力差的官员完全放弃了廉洁，将公权力彻底地当成换取个人私欲的工具，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官员为了肉体上的快感，精神上的满足，铤而走险地去贪污公款，结果走向更严重的犯罪道路；“性贿赂”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严重地败坏社会论理，家庭关系，性与权的交易这往往使得官商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裙带”关系，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行贿者行方便、开绿灯，严重者还会为色情业、黑社会提供藏污纳垢的“保护伞”，受贿官员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腐朽，这从深层次上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性贿赂”在社会上已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多发性，俨然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一大毒瘤。在国家的反腐败斗争过程中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存在权性交易情形的占据很大比重，一些相对有较大影响力的案件往往也涉及“性贿赂”。发生在上个世纪末十年内的上千例腐败犯罪案件中，竟有九成以上夹杂着各种形式的权性交易。其次；从古今中外对“性贿赂”的立法，论“性贿赂”入罪的可行性。将“性贿赂”犯罪化并非新鲜事，古已有之。女色贿赂的典型案例当属春秋时晋国的“叔鱼判案”。唐朝时对权色交易犯罪的规定比较详细，且处罚较重。较典型的就是监守内奸、监临官吏娶部民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罪。后来宋朝明朝沿袭了唐朝的规定，并有所完善。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将“性贿赂”纳入犯罪的轨道，如日本、香港、台湾。然后，驳反对论者，论“性贿赂”入罪的可行性，因为“性贿赂”具有犯罪的实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性贿赂”不仅是道德调整的对象，也应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惩罚“性贿赂”犯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对“性贿赂”治罪不会侵害妇女权益，反而会有效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性贿赂”的取证虽难，但并非不可能；前人对对“贿赂”二字的理解有局限性；将“性贿赂”犯罪化符合人民的意志。第三部分论述如何为“性贿赂”定罪与量刑。“性贿赂”犯罪的成立与否还是要根据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学说，从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几方面认定。对于如何量刑的确存在难度，但并非不能量刑，可从三方面来界定。首先，应以因“性贿赂”犯罪给国家集体和他人造成的损失为标准来确定处刑轻重，损失越大，处刑应越重；其次，以贿赂方所获得的不法利益来界定，不法利益越多，处刑亦应越重；最后，以提供性服务的人数或次数来界定。提供或接受的性服务次数越多，处刑也相应加重。从上述三方面来量化“性贿赂”的贿赂内容“性”，并以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具体处罚条例为标准进行处罚。对于单位法人用色情进行贿赂犯罪的，根据我国刑法关于法人处罚原则进行处罚。第四部分基于以上三部分的分析，提出司法建议。即将刑法当中的“财物”改为“利益”，扩大贿赂标的物的范畴，并把“性贿赂”归入贿赂犯罪，不再单独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