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衰败更加暴露无遗。为了挽救生存危机并报复日本,清政府企图利用俄国策动三国干涉还辽的时机,实施联俄拒日。清政府这一外交意图在第一次政治大借款(又称俄法借款)的交涉中有充分的反映。1896年,李鸿章奉命访俄致贺,俄国又以中俄缔约为诱饵,使清政府同意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尽管,清政府为实现联俄拒日而不断出让主权利益,但是清政府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果,而俄国在华利益的扩大引起其他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强烈不满。清政府在推动联俄外交的同时,又不得不试图平衡列强的在华利益。第二、三次政治大借款(即两次英德借款)的交涉就反映了清政府联俄外交的阻滞。1897年胶州湾事件爆发后,俄国利用调停中德冲突,撕毁《中俄密约》,强行租借旅大,从而宣告了清政府的联俄外交完全破产。清政府也随之陷入了瓜分狂潮。面对严重危机,中国朝野都试图进行外交政策的转向。联盟日英就成为朝野特别是地方督抚、维新派和绅商的外交取向。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这一外交转向未能实现。但是晚清中国的政治分裂却通过外交进一步暴露出来。外交的失败也加速了清政府的覆灭进程。本论文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到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前夕的1899年的五年作为集中研究时段,深入分析清政府在该时段中外交思想和政策的形成、实施、效果和变化,把清政府外交放在一个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并相互影响制约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探讨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如何为挽救自身的生存危机而实施调整外交政策,而朝野各派政治力量如朝廷官员、地方督抚、知识分子、绅商如何从自己的利益和认识出发,影响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本论文以具体的外交事件为断面进行研究,在谋篇布局上按照事件发生时序铺陈。除导言和结语外,论文主体共分为七章:导论部分中对选题的由来和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论述框架以及关键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取得引导问题,明确研究的方向和论述重点,并展示论文概貌的效果。第一章“联俄拒日——战后初期的外交应对”,以1895年《马关条约》签约到当年年底为考察时段,贯穿三国干涉还辽与中俄借款谈判这两个重大外交事件,集中论述清政府如何向俄国主动靠拢,并疑忌英国,在刘坤一与张之洞的建议下,形成“联俄制倭”外交设想的过程。该章充分关注清政府在筹措第一次政治大借款(即俄法借款)对俄国的倾斜,以及清政府内部对联俄外交的不同意见,从中分析清政府倾向俄国所引起的列强在华利益竞争,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三国干涉的瓦解,从而充分揭示清政府联俄外交的盲目性。第二章“李鸿章与联俄外交的高潮”,以1896年的中俄密约谈判为叙述背景,阐述清政府在实施联俄外交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分析李鸿章在访俄过程中如何在俄方的引诱下,以出让东北主权利益为代价签订《中俄密约》的过程,以及社会舆论界对《中俄密约》的质疑。李鸿章作为中俄缔约的中心人物是本章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由于李鸿章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遭到覆灭,李鸿章不复作为一个具有实力的地方督抚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得不完全依附于那拉氏,成为那拉氏外交的代言人和执行人。李鸿章由于自身境遇的变化,对日本极度仇视,积极推动联俄外交。本章将深入分析李鸿章执行中俄缔约过程中的非理性的思想因素。第三章“联俄外交的阻滞——平衡与防范”,重点探讨联俄拒日所受到的内外阻力。本章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以两次英德借款为叙述对象,分析清政府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政治大借款的交涉中与英、俄、德、法等国的矛盾与冲突。第三部分以中比卢汉铁路借款交涉为中心,集中阐述张之洞、王文韶和盛宣怀在卢汉铁路借款交涉问题上从共识到分歧的过程,从中探究清政府如何由于主观性的认识错误导致全局性的被动,为中国铁路权益的大面积丧失不自主地创造了条件,总之,本章集中论述清政府在实施联俄外交过程中自身所处的重重困境,以及各种因素对联俄外交的牵制和阻碍,从而揭示清政府的联俄外交并不是一种坚定的方针,而是带有摇摆色彩的政策。第四章“联俄外交的终结——瓜分狂潮”,以1897年与1898年之间的胶州湾事件为背景,阐述清政府联俄外交的失败过程,关注清政府高层面对联俄外交失败及其后的瓜分狂潮无言无策的消极应付。本章深入揭示清政府从希望俄国履约调停中德争端到消极应对列强瓜分狂潮的急速变化过程。探析清政府内部围绕应对外交危机的分歧。第五章“地方督抚与联盟日英的启动”,以张之洞、刘坤一和盛宣怀为中心,论述随着联俄外交的失败,地方督抚如何就当前外交政策的转向做出表态,即向朝廷主张放弃联俄,而实行联盟日、英。本章既注意到日、英两国对地方督抚开展工作的影响,又结合地方督抚的政治心态加以分析。从而揭示张之洞和刘坤一在联盟日、英的问题上再一次表现出急切和反复的深层原因。盛宣怀利用自己的职权推动联英外交也是本章关注的重点。第六章“民间社会与联盟日英思潮的高涨”,以1898年6月到当年9月的戊戌政变为考察时段,阐述维新派知识分子和绅商如何在思想与行动上试图直接促成联日外交设想的实现,分析戊戌政变的发生对清政府外交造成何种影响。总之,中国民间社会对外交的关注和介入程度的加强是甲午后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但是民间社会的力量还远未能达到足以使清政府外交转向的程度。本章试图探讨民间社会对联盟日英外交的推动何以未能产生实质性的成果的复杂原因。第七章“倒退与分裂——戊戌政变后的中国外交”,以戊戌政变至义和团运动前夕的清政府外交急剧变化为论述对象,以贝思福访华为背景,分析朝廷、满汉地方督抚、绅商界围绕外交的分歧,探讨晚清中国政治分裂进一步延伸到外交领域的过程。深入揭示清政府如何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走向外交上的孤立。结语部分从多个角度对甲午战败后五年清政府外交政策变化的深层原因进行阐述,并揭示其对以后历史发展的影响。说明清政府何以未能利用国内外某些有利的因素,适时地调整外交政策,反而进一步陷入危机,并导致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紧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