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国传统中即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商人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长期以来经济上较为富足,但政治地位低下。近代以来,随着政府对于商业救国认识的苏醒,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汉口作为内地交通枢纽,从近代以来即为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更一度成为其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和著名商埠之一。1912～1937年时期,从总体上看,国内商业有了明显发展,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发展既具有上述普遍性,又因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人文风俗而有其特殊性。商业的繁荣,催生了各种形式的商人自治团体。商人团体开始规范化、多样化,并参与到政治中去,成为当时官商联系的重要纽带。从商人个体而言,由“在商言商”发展到“在商言政”,出现了所谓的“儒商”,成为当时的进步力量。在商人广泛的参政风潮中,商人与政府在商事立法中的合作十分引人注目。商人通过对政府立法调查的参与与支持,使长期以来形成的商业习惯成文化,为彼时商业活动法制环境的建设贡献良多。根据政府的立法规定,商事习惯相对于成文法和法理而言具有最高效力。因此,在民间除了参与官方的立法活动,商人团体自觉形成的商事习惯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笔者希望,以汉口为中心的商人、商业、商事习惯的考察,不仅仅能够满足学术上的兴趣,更能为现代相关制度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