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以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间越地的瓷制乐器明器为研究对象。论文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乐器明器的研究价值及其可行性;从乐器明器出土的墓葬信息及乐器之间的伴出关系来探讨越地的音乐生活以及越人的音乐理念;越地之所以会产生瓷制乐器明器随葬这一习俗的原因。并最终通过对随葬乐器明器的研究,认为:越地乐器明器的出现首先并不是越地“礼乐制度”的体现,也不能反映越人的“礼乐观”,更不能认为是“礼崩乐坏”的体现。瓷制乐器明器的出现,是越地及其他民族欲模拟“中国”风俗的结果。切实的说,它是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也可能比较含糊的具备着阶级身份的代表性。但是它并是“礼乐观”或者“礼乐制度”的体现,而仅仅是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极具地域特征的一种葬俗。而从材料的选择、制作方式到乐器的组合形式体现的都是越人主动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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