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其中,有149人的登科年龄可考,他们平均登科年龄为32岁;又有156人的任职时间可考,他们的平均任职时间为18年。454名明代徽州进士中,有三品以上高官129人,其中主要任职于中央政府的中央高官30人,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的均值分别是28.4%和6.6%。在454名徽州进士中,有169人为双籍进士。169名双籍进士中又有164名属于徽州人移籍、寄籍或寄居外地的情况。因此,外向流动构成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主体。徽州双籍进士的主要流向地为两淮、两浙盐区,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非常繁荣的南京、扬州、杭州以及太湖周边各府县,是吸纳徽州双籍进士最多的城市和地区。徽州双籍进士的外向流动,其原因多种多样,而以商业背景为主。这样,明代徽州进士可划分成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双籍进士,另一个群体是本籍进士。双籍进士169人,占明代徽州进士总数的37.2%;本籍进士285人,占62.8%。两个进士群体的地位升迁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在高官机会上,双籍进士为32.0%,而本籍进士只有26.3%,双籍高出本籍6.7%;在中央高官机会上,双籍进士为10.7%,本籍进士为4.2%,双籍高出本籍6.5%。另外,在中央官机会、中央官的高官机会、地方官的高官机会、公卿宰辅机会、赐谥机会、正史留名机会等几个辅助性指标的比较中,双籍进士也均高于本籍进士。两类进士在地位升迁上的不同表现,源于他们家庭背景的不同,以及不同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在徽州进士整体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有商人家庭背景者和出身普通家庭者,形成在三足鼎力的格局。在304名有家庭背景可考的徽州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占40.5%,有商人家庭背景者占21.4%,普通家庭出身者占38.1%。在地位升迁方面,有官员家庭背景的进士,其高官机会为35.8%,中央高官机会为8.9%。商人家庭出身的徽州进士,其高官机会为32.1%,中央高官机会为7.1%。在明代各历史阶段,商人家庭出身的徽州进士,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商人家庭出身者,无论在高官机会,还是中央高官机会上,都低于徽州进士的均值。来自普通家庭的进士,其高官机会是26.7%,接近均值而略低,其中央高官机会只有1.7%,大大低于均值。商人家庭出身者,其数量较少,但颇有竞争力;普通家庭出身者,数量较大,但竞争力有限。有官员家庭背景者,不仅仅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还在地位升迁的竞争中处在十分有利的地位,他们是明代徽州进士的主导性力量。官员家庭背景的优势,更清晰地体现在本籍进士当中。在明代各个历史阶段,本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所占的比重呈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到晚明,其比重已经高达60.0%,在数量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上,本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同样大大高于非官员家庭背景者。相反,本籍进士中普通家庭(含商人家庭)出身者,其高官机会大大低于徽州进士的均值,其中央高官机会更低,为零。双籍,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格局,使得官员家庭的优势不再显著。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比重,只有34.7%,同时,其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比重下降到了26.8%。双籍进士中,商人家庭出身者一直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占徽州双籍进士总数的49.6%;如果考虑再加上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同时拥有商人家庭背景的情况,其所占比重则为65.3%。这说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多数人有商人家庭背景。商人家庭出身的双籍进士,其高官机会是32.9%,中央高官机会为8.9%。从明代各历史阶段的情况来看,徽州双籍进士之商人家庭出身者,其高官机会和中央高官机会呈下降的趋势,在明代晚期,这两个机会分别为27.3%和6.8%,大致与明代徽州进士的均值相当。双籍进士中,普通家庭出身者数量较少,其升迁机会却较为乐观。总的看,在双籍进士中,有官员家庭背景者的升迁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因有官员家庭背景的双籍进士数量十分有限,所以总体而言,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双籍进士中,商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们的升迁机会也远远高于本籍进士中的普通家庭(含商人家庭)出身者。有官员家庭背景者,其优势地位在本籍进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商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者,则在双籍进士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这种变化,与双籍进士家庭的地域流动密切相关。地域流动,使徽州双籍进士的家庭模式更发生了重构,他们的家庭不再是徽州传统的大宗族下的小家庭构造,而形成了由直系血亲和从亲组成的“扩大了的家庭”模式。这种家庭组织模式,因其以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富于凝聚力;因其规模较大,而更增强了团队合作、共御风险的能力。新的家庭组织模式,既可以在商业活动中,帮助徽商创造了一个个经营奇迹,同样在科举考试和官场竞争中,为徽商子弟的登科入仕和地位升迁提供持续而强劲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