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抗战期间,随着重庆话剧演出的空前繁荣和广泛普及,演剧理论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群众已不满足戏剧的一般宣传效果,要求更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戏剧理论界译介著述、发表文章、组织讨论,探讨如何提高戏剧演出水平,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戏剧刊物、理论专著的大量涌现,显示着这方面的实绩。从1937年到1945年,仅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关于演剧理论方面的出版物便达46种之多。从这些出版物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戏剧工作者在演剧方面的译介、研究与学习,大都围绕着苏联演剧和斯坦尼体系。重庆戏剧界的这种取向并非偶然,中苏两国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的相似、共同的美学观以及斯坦尼体系本身具有的世界性的影响力都促使了重庆戏剧界把目光投注于斯坦尼体系。通过对重庆抗战时期演剧理论加以整理、分析和研究,可以明确看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对重庆抗战演剧理论的发展与完善、现实主义演剧体系的建立乃至整个剧坛水平的提高所起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重庆抗战演剧理论界在学习和借鉴斯坦尼体系时存在对斯坦尼体系和演剧艺术某些问题的认识上的偏颇。造成这种偏颇的原因主要由三个。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关于体系的资料的残缺不全,重庆抗战戏剧界很难对体系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和科学的认识,而倾向于将斯氏前期的戏剧思想当作其全部的戏剧思想来看待,对其后期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思想认识不足。其次,重庆抗战演剧界在学习和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时,将斯氏“体系”神圣化和教条化的倾向也局限了人们的认识。最后,体系早期存在的偏颇性是造成认识上混乱的根本原因。尽管重庆抗战演剧界对斯坦尼体系存在这认识上的偏颇,重庆抗战演剧理论和实践在对斯坦尼体系的学习和借鉴中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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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重庆抗战演剧理论论文; 斯坦尼体系论文; 现实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