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

论文摘要

湘西苗疆在1795年之前曾长期被政府视为“化外”之地。土著各民族与外界之间也一直处于“冲突与合作”的关系之中。1796年之后,以傅鼐为首的流官群体以湘西苗民起义善后治理为契机,推动了苗疆社区的近代重构运动。这个运动以民族关系与人地关系等两大关系的重建为切入点,以“和平共居”为目标。这两个关系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问题。民族关系不解决,社会就无法安宁,所有的社会理想都将因为扰攘不安的社会环境而成为空中楼阁。人地关系不解决,社区中不断积压的剩余劳动力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作为文化强势的汉族与土家族为缓解社区中的人地关系压力,必然会不断侵蚀苗族人的生存空间,从而加剧民族冲突。这是湘西苗疆长期以来与外界之间无法摆脱的“冲突与合作”关系的历史宿命。流官群体按照“民苗为二以相安”的基本原则,把各民族生存的地域空间法制化,为“和平共居”创造了一个基本的物质环境。在重建这两大关系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各民族社区创新了一系列社会管理措施。伴随着政府新政策地深入推行,苗疆乡村社区中逐渐产生两个新兴阶层,一是“半职业化管理阶层”,他们是苗弁、苗兵,总旗、百总,屯长、仓书、斗级等基层管理人员;一是知识分子阶层。这两个阶层的成长改变了苗疆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导致了苗疆新兴的社会流动模式和文化发展方向。首先,传统上社区内部以经济为标志的社会分层,转变为以政治、文化为标志的社会分层。社区精英向社区传统权力流动的模式转变为向半职业化管理阶层流动的新模式。其次,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由传统的二元模式(官——民,或国家权力——社区传统权力),转变为三元结构模式(国家权力——村社区自治权——社区传统权力)。半职业化管理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是我们深入理解苗疆社区近代重构的关键之点。为了将初期的改革成果长久保持下去,也是流官群体对初期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在均屯田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形态的地方财政体系,并创建了第一套由地方财政全面支持的地方社会公共事业与地方社会保障事业。为了经营150000亩屯田,地方政府成立了屯防总局,总局直接归属辰沅永靖兵备道管辖。这个组织主要通过经营土地为地方获得收入,类似于当代的一个地方集体企业。这既是传统管理思想的继续,也是一次创新。而建立普遍的地方义务教育体系,以培养大量合格的地方管理与教育人才为办学目标,也革新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措施、社区宗教建设方案的长期坚持,都显示了流官群体对传统思想的发扬光大和积极的创新精神。通过以上种种改革,苗疆多民族社区获得了自己的近代新生命。终于摆脱了其与外界之间延续了上千年的“冲突与合作”的历史宿命,各民族走上了一条“和平共居”的社区发展新路。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段“社区重构”历程。在当代世界,由于文化的多元自觉、科技发展的不可预期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等三大特点所构成的社会矛盾运动,将人类再一次推到一个岔路口时,深入检讨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经验,对我们今天作出正确的抉择,是一件极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论文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主要概念说明

一、研究的时间断代：1796—1911年

二、湘西苗疆的范围

三、多民族的概念与多民族的实际指称

四、使用“近代重构”的基本理由

第二节研究方法说明

一、研究回顾：400年苗疆研究史简评

二、当代研究成果的基本估计

三、本课题确立的基本原则以及宗旨

四、重要名词解释

第二章近代重构前的社区历史概况

第一节传说中的远古时代

一、传统的传说时代

二、新传说时代

三、传说时代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羁縻制时代

一、封建国家的羁縻理念

二、湘西苗疆羁縻制社会历史的过程

三、羁糜制时代湘西苗疆与外界的冲突与合作关系

第三节土司制时代

一、沿革

二、管理

三、经济状况

第四节改土归流与厅县设置

一、改土归流过程

二、1704—1795年间的厅县变迁

三、新时代背景上的“冲突与合作”关系

第三章重构前的乡村社区现状

第一节苗族乡村社区的状况

一、社区规模与地理分布

二、社区管理与社区维系

三、财富积累的障碍之一：椎牛与祭鬼

四、财富积累的障碍之二：分家制

五、内储式社会流动

第二节汉族与土家族村社区的状况

一、民族融和加快

二、小农经济正得到全面发展

三、宗族权力：村社区权力结构中的新兴力量

四、村社区管理权的过渡形式

第三节乡村社区的特点

一、民族乡村社区交错分布格局

二、多历史进程的乡村社区结构

三、变动不居的民族政策

四、社区积怨与冲突

五、尖锐的人地矛盾与缺乏转移途径的剩余劳动力

第四章社区近代重构的历史机缘（1795—1797年）

第一节直接的历史机缘——乾嘉苗民起义

一、起义缘起与经过

二、起义的特点

三、起义造成的历史后果

第二节民族事务对话与民族政策设计

一、苗族人提出的对话纲领：“逐客民、复故地”与“苗子也可做官”

二、严如熤的回应策略

三、严如熤的回应策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和琳的善后政策设计

五、“民苗为二以相安”政策的提出及其意义

第五章重构苗疆民族关系

第一节民族社区土地法制化

一、民族社区土地法制化的提出

二、民族社区土地法制化过程中的矛盾及其对策

三、民族社区土地法制化的延伸

第二节 180里边墙与700里军事防线

第三节保护民族经济

一、为苗族免粮免差徭

二、为苗疆减屯租

第四节有限开放的民族贸易政策

第五节严禁民族间通婚

第六节建设非武装化社区

第六章重构社区人地关系

第一节就业转移：苗兵、练勇和屯丁

一、5000名苗兵

二、7000名屯丁与1000名练勇

三、围绕苗兵与屯丁发生的就业对话

第二节均屯田：土地改革与地方财政建设

一、地方财政短缺的封建行政与儒学精英的社会理想

二、均屯田的设计理念

三、均屯田的实践历程

四、官民对话：为何要均田

第三节人地关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

一、政府组织的三次农作物结构调整

二、产业调整的意义

第四节人地矛盾解决方案的后果与评价

第七章乡村社区社会阶层变迁

第一节半职业化管理阶层的形成

一、社区重构前的社会阶层

二、屯弁、屯长、仓书、斗级——均屯田带来的新阶层

三、苗官——国家化、社区化与民族化一体的乡村社区新管理阶层

第二节知识分子成为乡村社区中的新兴权力阶层

一、知识分子的培养

二、知识分子大量充任屯长

三、没有担任管理职务的知识分子也被赋予一定的社区管理权

第三节乡村社区传统精英逐渐萎缩

第四节乡村社区内社会流动新模式

一、社会流动具有政治身份的上升趋势

二、社会流动出现了追求文化上升的新模式

三、伴随政治与文化的向上流动，出现了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新模式

第八章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

第一节国家权力借助半职业化管理阶层进入乡村社区

一、1704—1795年之间，国家权力并未进入乡村社区

二、1796年之后，半职业阶层成为国家权力乡村社区化过程的桥梁

第二节乡村社区中的“三权”划分

一、乡村社区中新形成三种权力：国家权力、乡村社区自治权及社区传统权力

二、国家权力行使领域

三、乡村社区自治权行使领域

四、社区传统权力行使领域

第三节乡村社区中的“三权”合作

一、共同合作向国家争取社区利益

二、其他方面的合作

第四节社区权力重构的经验

第九章重构社区教育体系

第一节苗疆社区教育体系概况及其历史动态

一、苗疆义学馆数及其历史动态

二、苗疆的私塾教育

三、县厅学校、书院与武学

四、教育经费的开支与筹措

五、教师的选拔与考核

第二节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社会公共利益的新发展

一、民族教育政策的争取与落实

二、贵州巡抚田兴恕“报效”欠饷案背后的社区意识

第三节社区教育的公共性评价

一、公共支出：对封建财政体制的一个挑战

二、公共话题：义教工程引出“公平性”关注与评论

第十章重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节社会保障的传统体系

一、苗族乡村社区

二、土家族与汉族乡村社区

第二节社会保障的新创体系

一、民兵优抚制度

二、蠲免制度

三、赈济制度

四、义仓

第三节关于苗疆社会保障的评价

第十一章重构社区宗教体系

第一节站在封建国家立场上重新审视民族宗教

一、站在教化的立场上发现白帝天王的价值

二、站在经济的立场上发现椎牛祭鬼对生产的恶劣影响

第二节调整宗教政策，重建社区宗教体系

一、加大社区宗教建设的财政投入

二、御封白帝天王与广建天王庙

三、严禁苗族人椎牛祭鬼

四、扶持佛道教及汉族其它宗教

五、社区宗教的新发展：代表儒家精神的名宦祠、乡贤祠与名人祠陆续建立

第十二章结语

第一节国家权力纵深运作与多民族社区管理制度创新

一、在多民族社区国家权力如何纵深运作，以实现国家权力与社区自治权、民族自治权之间达成有机统一?

二、制度创新与国家权力的纵深运作对缩小各民族社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进多民族社区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权力结构的活力性设计与制度运行中“日久弊生”的历史性困惑

第二节多民族社区的有限开放模式及其发展潜力

一、“有限开放”模式及其特征

二、苗疆多民族社区的治理实践：有限开放与社区规模

第三节其它结论：关于中国近代发端的讨论

附录一:清代苗疆社区的各种数据资料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登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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