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体”与“用”的纠缠始终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式变迁,就中国古典军旅文学而言,“体用循环”的标识无论在共时的截面中还是在历时的轴线上都最为引人注目。不对体用循环的模式进行典型而完备的考察,我们便很难在阅读古典军旅文学篇章时得出全面准确的见解,而启始的偏差又往往会令我们在时空的推移中将毫厘的疏忽演变为千里的谬误。究其精要,则“体”即事物的根源本质、核心实体、目标主导、结构秩序,“用”即事物的功能效用、外在形式、支流末节、操作手段。讨论原典中军旅文学的辩证存在,我们将沿着体用循环的思路解读三部国学原典中军旅文学的局部篇章:《诗经》、《左传》与《周易》。这三部原典中的战争书写分别侧重而又兼容并包了军旅文学表现空间中三个不同的维度:情、文与理。《诗经》以文为“体”,以理为“用”,而文理合于情;《左传》以理为“体”,以情为“用”,而情理合于文;《周易》以情为“体”、以文为“用”,而情文合于理。三部原典共同奠定了军旅文学言情、重文、通理的创作与接受基础。在对战争与军事的纪录与提炼中,三部原典相互发引、互文互见,情、文、理体用循环、依次递进,军旅文学作为审美对象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