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对中国会计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冯巧根[1]（2021）在《国际贸易规则重塑下的CPTPP走向及其会计对策》文中指出世界经贸规则动态变化的需求与走势,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是我国积极应对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选择。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兴起影响着国际贸易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离不开国际贸易规则的支持。以CPTPP为代表的大型国际贸易规则（MEGA）被称为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是适合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贸易规则的需求与响应的结果。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变化带来的挑战仍然是影响国际贸易规则重塑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提升中国会计的国际话语权,不能仅仅体现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应用过程中,还需要在国际贸易规则重塑中发挥积极作用。
胡枚玲[2]（2020）在《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战之后,GATT主要致力于削减和约束关税壁垒,到WTO协定建立了对国家贸易政策的协调体系。WTO协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规制措施建立了统一的纪律约束,比如关税、海关估价、原产地、反倾销等;对一国的国内规制措施也进行了约束,比如TBT协定、SPS协定、GATS协定等对国内规制措施明确了非歧视性、透明度以及不必要的贸易限制等要求。然而,WTO协定主要约束的是成员的贸易保护性国内规制措施,对规制约束的范围也有限,无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低效、重复的或非歧视性规制壁垒。而这些不受WTO约束的国内规制壁垒仍会对国际贸易带来负担。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监管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必要的规制,在成员的规制自主以及自由贸易之间实现平衡。WTO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家制定和实施规制措施时局限于国内思维,不仅可能会造成贸易壁垒也会导致成员之间的规制不一致从而增加贸易成本。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在规制制定过程中引入国际思维,考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规制一致性,进行国际规制合作。如今世界各国还面临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比如环境、金融、健康或安全等,一国无法有效应对,也需要进行规制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了困境,对国内规制监管的改革难以推进成功。2012年,美国通过了1360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并寻求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引入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的规制合作,致力于国家内部规制的一致性,国内规制的透明与高效。美国相继在TPP、TTIP谈判中引入“规制一致性”或“规制合作”议题。随后,CETA、JEEPA以及USMCA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纳入了这一新型规制合作。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目标、模式、规则以及保障等形成的规制合作机制,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规范。而中国所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没有引入此种规制合作,国内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良好规制机制。因此,需深入系统研究规制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国际经贸协定如何更好的实现规制合作、中国国内规制改革的策略以及参与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方案。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或控制形成了规制,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或制度等原因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规制,这种规制差异特别是不必要的规制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全球发展。各国的规制差异不会自动达成和谐状态,会形成规制的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合作,国际规制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化解规制冲突,促进经济的全球发展。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实践经历了从约束规制效果到约束规制过程、从约束歧视性规制到追求国内规制透明、一致、高效的转变,GATT时期注重国家的外贸政策的协调,WTO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关注国内规制效果的协调,新近国际经贸协定更追求规制过程的透明、一致与高效。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规制合作模式的选择与确定、规制合作规则的安排、规制合作如何保障等。第二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单一,而应是多元的分层次的体系,要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提高国内规制质量和水平,保证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但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存在困境,要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规制自主,而规制自主可能导致贸易壁垒,还会造成规制的冲突。因此,需要首先在规制制定过程中统筹考虑这些目标的平衡;其次应明确特定条件下一些重要的目标予以优先考虑。要实现这些目标,应坚持规制主权原则、多元治理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规制一致性原则。第三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规制合作模式主要有委托代理模式、复合网络模式以及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主要采取的是委托代理模式,由于委托事项不具体,委托后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一模式会引发成员国规制主权的担忧,也很难适应新产生的问题,虽然在具体领域探索了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但没有形成法律约束力;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确立框架目标,参与者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参与者定期汇报、公开评议,对框架目标进行定期修订。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充分尊重了成员国的规制自主,通过不断实践进行评议不断提高,代表了未来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趋势和发展方向。第四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对国内规制的约束主要包括非歧视性要求、必要性要求以及国际透明度,鼓励采用规制等效与相互承认、国际标准等实现规制协调。其致力于消除贸易保护性措施,无力解决非歧视性的规制冲突,重视规制的效果而忽视了规制过程的约束,约束的范围也比较局限,在保障国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规则更重视规制过程的透明度要求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创设了“良好规制实践”规则:包括内部规制协调审查、规制影响评估、透明度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同时注重规制合作交流以及规制协调等,形成了新的规制合作范式。在规制合作的具体规则上,新近国际经贸协定各具特点,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TPP/CPTPP的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通过示范引导成员实现“良好规制实践”,但不宜将一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作为示范性要求,可采取问题导向式,使成员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实践;TTIP的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注重协调融合成员不同的规则,但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规制影响评估的必然选择,可以作为其中一项选择;USMCA的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更注重强制性的透明度义务,但不应是一国国内法律制度的直接输出,而应体现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的融合。第五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规则采取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必要性”与科学性方面引起了质疑,还存在解决纠纷成本大、裁决过程不透明等问题需要进行完善。对传统规制合作领域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采取了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其争端解决机制是半开放的,引入了金钱补偿机制,只有USMCA的有限的硬性保障机制具有普遍适用性。传统国际经贸协定还采取了软性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发挥了积极效用,存在的问题在于审议范围太广而深度不够,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约束力不强,可以在全面审议的基础上增加分议题审议,有效衔接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贸易政策审议之后的后续监督。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普遍采取了软性保障机制,TPP/CPTPP建立了通知实施以及审议机制,TTIP采取部长级会议审议交流机制,USMCA鼓励成员之间寻求解决方式。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保障应采取硬性保障与软性保障的结合,鉴于规制涉及一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应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范围,完善软性保障机制,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机制。第六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规制合作新范式对国内规制的高标准高要求也给中国的国内规制带来了挑战。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层面积极应对:国内层面,中国需要对国内规制进行“良好规制实践”的改革和优化升级,提升透明度,保障公众参与,建立系统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建立规制协调机构,完善规制协调程序等;国际层面,中国可以考虑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升级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不宜采取强制的规制合作规则,应选择协调式的规制合作规则,可以接受引导式的规制合作规则;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方案:应明确在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多元目标的协调;肯定各国的规制原则和程序;倡导进行规制影响评估,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必须步骤;在促进规制一致性上,注重透明度以及公众参与;鼓励推动采用国际标准、相互承认等;排除争端解决机制,强调规制合作的实验主义治理。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合作规则的制定,又需要主动进行国内经济和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中国制度优势和“良好规制实践”,实现国际和国内法治格局的良性互动,提高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王毅[3]（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孙舒[4]（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钱蒙蒙[5]（2020）在《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从党的十九大提出“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实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再到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明确提出要按照服务部门的特点,分类分别降低各部门的准入限制,进一步深化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这些重要论断为中国服务业开放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具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如何较为准确的衡量和评价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特点?需要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的行业和领域有哪些?又从哪几个方面如何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从总体上描述了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现状,其次从政策领域比较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服务业部门开放特征,再次基于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服务贸易整体开放度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利用VAR模型分析了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几点研究结论:第一,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大而不强,集中表现为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较弱。长期存在服务贸易逆差现象且逆差额在逐年扩大。服务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在服务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偏低,运输、旅游、建筑服务所占比重较高;第二,分部门来看,中国在设计、计算机、工程咨询、分销、公路运输领域属于高度开放领域,这几个行业都属于外资准入门槛较低,政策限制少,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差距不大,且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会计、快递和广播行业开放水平较低。从政策领域来看的话,主要是外资准入领域存在较大的障碍,外资审批程序较为繁杂,其次在竞争障碍领域规制相对较多。尤其体现在保险和商业银行服务业,自然人流动政策领域政策条款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检验”方面;第三,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整体位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接近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如新西兰、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比利时等,同时也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第四,基于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可以看出,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因素主要为服务贸易竞争力和进口贸易及加入WTO等因素,其次是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且上述主要因素对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的作用均具有一定的波动性。所以根据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结果,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开放的实际情况,从外资准入政策领域、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等几个方面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进而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为服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蒋捷媛[6]（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指出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赵以凡[7]（2020）在《WTO视角下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研究》文中指出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显着发展,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中国的对外贸易也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其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也即“落日条款”）规定了其他WTO成员方可以基于此条款在反倾销调查中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使用特殊的价格比较方法,这对于最终是否构成倾销以及倾销幅度的确认存在重大不利影响。“落日条款”本该依约定于2016年到期,并就此对中国停止使用特殊的价格比较方法。然而,欧盟不仅拒绝接受此解释,还主动修改域内反倾销规则,增加了以“重大扭曲”的替代国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各项规则。这一修法的举动,不论欧盟是否有意针对中国,都将会对中国在欧盟域内的出口贸易造成深远影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欧盟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适用替代国新方法的可能性极大。但是,欧盟自创的“重大扭曲”概念和计算方法是否符合WTO相关规则,很值得讨论研究。只有在充分研究其合规性的基础上中国才能想出更好、更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欧盟出台替代国新方法的国际法律背景。在这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有关“落日条款”的争议学说,并指出实际案件中WTO专家组对于该条款的看法。其次,简要介绍了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DS516案的案情和进展,以及中国、欧盟以及美国对本案公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然后,总结出“落日条款”和DS516案的关注点都在于特殊的价格比较方法是否有继续对中国适用的合法依据。然后指出对欧盟替代国新方法的研究重点也在于其替代国方法是否合规。第二部分介绍了欧盟替代国新方法的主要内容:删除“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引入“重大扭曲”概念和计算方法、发布“重大扭曲”分析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替代国新方法的主要特点,如“重大扭曲”标准与“非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实质差异,新方法实质上是对欧盟旧替代国方法的延续。第三部分对欧盟替代国新方法的重点内容进行了WTO层面的合规性分析。首先分析了“重大扭曲”的替代国新方法与WTO规则相冲突。在这一部分,主要分为两段展开,即分别在《关贸总协定》和《反倾销协定》的规则下讨论了替代国新方法的诸多不合规性。然后对新方法的其他内容,也即“重大扭曲”分析报告进行了讨论,指出其很可能也存在合规性问题。第四部分基于欧盟替代国新方法存在诸多合规性问题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可以针对欧盟替代国新方法采取的各种措施。虽然存在两种可能的措施:一种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欧反倾销冲突,同时指出采取这种措施可能面临的困难;另一种是积极促进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以期通过谈判处理中欧反倾销争端。但是由于第二种措施短时间内难以达成,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仍然是目前而言解决此纠纷最重要的途径。
李韵[8]（2020）在《《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墨加协定》中出现的“毒丸条款”,意在通过限制缔约国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权利,从而达到孤立和隔绝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目的。毒丸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是将多边贸易体系参与者划分为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在国际法层面尚不存在关于判别“市场经济国家”通行标准的情况下,“毒丸条款”采取的划分标准为《美墨加协定》缔约国的贸易救济法。这将使得某些国家的国内法产生“外溢效益”,在国际法层面实现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活动的打压。“毒丸条款”的存在已然违反国际法,构成了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威胁和侵蚀。除绪论外,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为“毒丸条款”的渊源综述。该章详细介绍了“毒丸条款”从诞生于并购领域,到引发合法性争议,再到美国以案例法的形式确立其在并购领域合法地位的来源始末。同时基于“毒丸条款”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原理,该章节阐释了毒丸机制所具有的“非强制性”和“排他性”的主要特征。第二章为《美墨加协定》中“毒丸条款”的介绍与初步探析。该章首先以图表的形式,结合具体条款的措辞,对于毒丸机制进行了细致而周全的剖析,总结归纳出条款涉及的三项权利（知情权、审查权、终止权）及三项义务（通知义务及两类披露义务）。其次,该章将研究视野上升到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背景上来,指出了墨西哥、加拿大被迫接受毒丸机制的重要原因是美墨加三方经贸地位的失衡。最后,研究重点回到“毒丸条款”权利义务设置本身,提出了“大毒丸条款”权利义务设置体现出的强烈不对等特征,以及“小毒丸条款”对于美墨相关企业权利的限制和义务的附加。第三章为“毒丸条款”所涉及的“非市场经济问题”研究。该章首先从《美墨加协定》缔约国的国内法出发,通过梳理并分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救济法及相关法律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或“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界定标准及认定实践,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美国国内法存在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界定标准,但该标准模糊而宽泛,为美国商务部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创造了法律空间;第二,加拿大、墨西哥不存在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界定标准,与之最接近的立法实践是对于特定行业或者部门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判断,但该该判断无法上升到国家整体评价的层面。第三,根据三国的国内立法现状及“毒丸条款”的具体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别最终可能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法。其次,该章的研究视野由国内法层面扩展到国际法层面,通过研究和分析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对于“非市场经济”问题制定的规则体系,试图从国际法层面探寻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界定标准的通行规则。基于GATT 1994第6条第1款注释规定、《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之规定,欧盟905.98号条例的相关规定,以及结合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及欧盟委员会的案例说明,该章指出目前国际法层面不存在关于界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标准,在此情况下,仅依据某国的国内法指责他国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行为,欠缺国际法依据。第四章为“毒丸条款”的国际法分析。该章首先提出,毒丸机制虽然并未剥夺缔约国的对外缔约权,但对于该权利的限制以及对于潜在第三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对于国际法规则的偏离。其次,该章基于《联合国宪章》项下的两项重要内容及其国际法内涵,指出了“毒丸条款”是对于主权平等原则和善意原则的突破。再次,该章联系《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和第三国关系”的规定,论证了“毒丸条款”以暗示的方式赋予了第三国不合理的证明义务的观点,主张该条款是对于“条约无涉第三国”原则的违反。最后,该章在世贸组织语境下,讨论了区域贸易协定设立应当遵循的规则体系,结合GATT第24条和GATS第5条的内容以及“土耳其纺织案”上诉机构的意见,提出了“毒丸条款”不符合世贸组织体制下适格区域贸易协定的标准的结论。第五章为对策分析。该章采取了由近及远的路径分析策略:首先从《美墨加协定》缔约国本身出发,提出了缔约国从内部应对毒丸机制的方法,即通过如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政府间合作备忘录等形式,在不吞“毒丸”的前提下深化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贸合作。其次,研究视角转移到中国,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回应美国等国对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提案。再次,该章通过介绍和研究WTO体制内对于区域贸易协定的审查机制,认为中国应当在世贸组织框架内提出对于“毒丸条款”合法性的质疑,主动发声。最后,该章着眼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通过梳理目前已签署和未来可能签署的自贸区协定,指出中国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在今后的自贸区谈判和已有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将“市场经济”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固定下来,不断扩展贸易盟友圈,以赢得更多贸易伙伴的支持,从而突破“毒丸条款”的封锁。
张堂云[9]（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辛娜[10]（2019）在《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地位与升级研究》文中认为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各国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由注重速度增长阶段转向注重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工业时代的显着特点是创新,今后企业的发展的源泉主要来源于研发和创新,而研发和创新产出大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因此,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强国之策,论文以高端制造业发展为研究切入点,正是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进行深入探索。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发现鲜有文献从网络视角分析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问题。根据OECD认定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五类高端制造行业,包括药品、医药化学剂和植物药材制造;办公室、会计和计算机机械制造;无线电、电视和通讯设备与装置制造;医疗器械、精密仪器和光学仪器制造;飞机和航天器制造。论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借助WIOD数据库测度出来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心地位,并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出来的技术升级（运用LP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和新产品产值占比）代表高端制造业升级的指标,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基于UNCOMTRADE传统海关数据和WIOD增加值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全球高端制造业整体网络特征和个体网络特征,并分析了两组数据得出结果的差异,发现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的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排名并不靠前;其次,为了剖析这个问题,从WIOD数据库、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CEPII数据库中提取数据,考察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后能否提升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中心地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心地位呈倒U型关系;接着,提出“全球-国家价值链”发展新模式,借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运用双重差分和建立递归方程组的方法,验证了全球-地方网络双重嵌入下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技术升级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WIOD数据库、世界银行WDI、CEPII和全球政治治理指标网络数据库,进一步考察制度因素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全球贸易网络中心地位的影响。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国际分工真实利益来看,全球高端制造业网络中心地位仍以德国与美国为主,其它国家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的局面。采用传统数据测度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联系紧密并保持良好的互通性,贸易活动频繁,但采用增加值贸易数据测度的结果显示,大部分国际分工的真实利益集中于少数国家。虽然我国在网络贸易规模上处于世界第一位,但网络贸易核心资源与自由度表现却差强人意,在整个网络中还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自由性不强,行为受其它节点的限制,还未成为全球高端制造业网络的“织网者”。第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越不利于网络核心资源的掌控。采用增加值贸易数据测度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全球高端制造业网络中心性,并对两者进行了因果识别,发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全球高端制造业网络中心地位,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全球高端制造业网络贸易规模和自由度呈倒U型关系,因此,全球价值链高嵌入会降低一国在全球高端制造业网络中控制核心资源的能力,与网络控制能力呈负向关系。处于后工业时代发展阶段的中国应削弱以“出口导向”为主对外贸易政策,提倡“适度”对外贸易政策和建立“全球-国家价值链”为主的新型产业模式。第三,全球-地方网络的双重嵌入促进了中国高端制造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采用双重差分法和递归方程组方式,运用中国在加入世贸后,取消非关税壁垒的政策冲击,探索了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扩展边际上更多的企业参与高端制造,形成区域产业集聚,吸引了服务生产要素流入,提高了制造业服务化率,进而提升了集约边际上创新企业的R&D投入力度,扩大了企业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最终促成产业升级。此外,进一步分企业性质发现,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对生产服务化投入更大,应减少扶持国有企业的力度,让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具有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地方政府的规制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传导机制也存在异质性,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地发展高端制造业。第四,中国与他国的制度距离越小越有利于提升中国高端制造业全球贸易网络中心地位。基于WIOD数据库、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CEPII数据库,在构建模型基础上考察制度距离与中国高端制造业全球贸易网络地位的关系,同时,加入了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研究发现中国与他国的政治制度距离差距越小,越能促进中国与他国直接建立贸易交往,提高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额,增强中国在他国的贸易增加值,从而提升全球贸易网络地位。因此,提升国家的制度质量建设,有利于提升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心地位。要提升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提升中国在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控制力和制度质量。影响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网络发展因素,即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我们认为,外在因素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同样重要。目前中国在全球高端制造业网络的贸易规模虽然很大,但在网络中控制贸易资源能力较弱,大而不强的现象倒逼中国高端制造业提升贸易网络为顺利推进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攀升,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因而,推进政治制度质量建设,为中国与他国直接建立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经贸合作提供保障,促进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第二,培育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由“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国家价值链”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转变,开放经济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形成地方网络集群的生产模式,加强企业间上下游的关联,集群吸引了更多的服务要素流入,形成了地方网络较高的制造业服务化率,从而推进了企业技术升级。贯彻落实“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的政策,有利于我国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强化我国对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的嵌入。第三,树立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意识。我国高端制造业升级是逐渐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产业链非核心位置向核心位置发展的过程,是嵌入在网络演化过程不断上升的过程。自主创新是中国高端制造业全球贸易网络地位升级的核心要素,企业要想在优胜劣汰的丛林竞争法则生存和发展,就应不断增强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创造更好的政策条件,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和保护创新成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创新产出水平,促进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升级。
二、加入WTO对中国会计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中国会计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贸易规则重塑下的CPTPP走向及其会计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绪论 |
|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际经贸环境 |
| （一）逆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规则 |
| 1. 逆全球化对现有贸易格局的影响与冲击。 |
| 2. 国际贸易规则变迁下的价值链新特征。 |
| （二）CPTPP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相关性 |
| 1. 中国应对CPTPP的战略思考。 |
| 2. CPTPP下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定位：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的共生效应。 |
| 三、国际贸易规则的本质与CPTPP走向 |
| （一）理性思考和正确处理中美贸易摩擦 |
| 1. 中美贸易战对企业利益的影响。 |
| 2. 从国际贸易规则的本质看美国的贸易失衡。 |
| 3. 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 |
| （二）基于CPTPP的国际贸易规则本质分析 |
| （三）CPTPP下的中美关系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
| 四、国际贸易规则重塑下的会计对策 |
| （一）基于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中国会计师执业能力 |
| （二）参与WTO改革和提升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中国会计话语权 |
| 五、结束语 |
（2）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与主要结论 |
| 五、研究创新与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规制的起源 |
| 二、各国规制的冲突 |
| 三、国际规制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的实践发展 |
| 一、GATT 时期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协调 |
| 二、WTO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的协调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 |
| 二、规制合作的模式问题 |
| 三、规制合作的规则问题 |
| 四、规制合作的保障与实施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 |
| 一、确立规制合作的多元目标 |
| 二、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困境 |
| 三、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策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原则 |
| 一、规制主权原则 |
| 二、多元治理原则 |
| 三、成本效益原则 |
| 四、规制一致性原则 |
| 第三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的不同模式 |
| 一、委托代理模式 |
| 二、复合网络治理模式 |
| 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以委托代理模式为主 |
| 二、对实验主义治理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对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委托代理模式的改进 |
| 二、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 |
| 第四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一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一、规制合作规则的现行要求 |
| 二、规制合作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
| 三、规制合作规则的完善 |
| 第二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规则的新范式 |
| 一、国内规制程序:良好规制实践 |
| 二、规制合作交流:浅层次规制合作 |
| 三、规制协调与认可:深层次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规则 |
| 一、TPP/CPTPP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二、TTIP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三、USMCA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五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硬性保障机制 |
| 一、硬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软性保障机制 |
| 一、软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的选择与完善 |
| 一、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 |
| 二、完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建立对发展中国家规制合作的技术援助机制 |
| 第六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因素对中国的挑战 |
| 二、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对中国国内规制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一、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二、中国参与APEC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三、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应对策略 |
| 一、国内规制的改革与升级 |
| 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平台推动规制合作 |
| 三、中国参与的国际经贸协定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5）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动态及研究述评 |
| 一、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测度的文献综述 |
| 二、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测度及研究进展 |
| 三、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规模及结构分析 |
| 一、服务贸易发展规模分析 |
| 二、服务业分部门发展规模分析 |
| 三、服务业分部门利用外资结构的对比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及开放政策的比较评估 |
| 一、服务业分部门开放度的比较分析 |
| 二、服务业分部门开放政策的比较评估 |
| 第三章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测度 |
| 第一节 基于关税等值的测度 |
| 一、Anderson和 van Wincoop(2003)理论模型的说明 |
| 二、改进的理论模型的构建 |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四、估计方法 |
| 五、基本回归分析 |
| 六、关税等值测算结果的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基于市场化指标的测度 |
| 第四章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第二节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条件 |
|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分析—Johansen协整检验 |
|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 |
| 第三节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
| 一、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二、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积极支持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
| 二、制定适宜的对外开放政策 |
| 三、积极主动参与服务贸易规则的研判 |
| 四、充分重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协同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 1.5.1 外资企业 |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 1.5.3 利益集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4.1.3 国务院 |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6.1 概述 |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WTO视角下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出台的重大法律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落日条款”到期 |
| 一、既存替代国方法是否继续适用存在争议 |
| 二、DS397案上诉机构对“落日条款”的看法 |
| 第二节 不同国家对DS516案的观点存在分歧 |
| 一、中方观点 |
| 二、欧盟观点 |
| 三、第三方意见 |
| 四、观点总结 |
| 第二章 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的内容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的内容 |
| 一、相关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的删除 |
| 二、引入“重大扭曲”的替代国新方法 |
| 三、增加对出口国市场的分析报告 |
| 第二节 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的特点 |
| 一、细节上有所调整 |
| 二、本质上延续原有方法 |
| 三、企图摆脱WTO规则的约束 |
| 四、反映出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 |
| 第三章 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与WTO规则的冲突 |
| 第一节 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违反《关贸总协定》 |
| 一、新方法违反适用顺序 |
| 二、“重大扭曲”不属于特殊情形 |
| 第二节 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违反《反倾销协定》 |
| 一、“重大扭曲”不必然影响销售“可比较性” |
| 二、替代国新方法无视《反倾销协定》的必要限制 |
| 第三节 出口国市场分析报告存在问题 |
| 一、报告的授权性存疑 |
| 二、报告可能违反公平原则 |
| 三、报告影响欧委会的中立性 |
| 第四章 应对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现阶段通过自贸协定解决问题不够现实 |
| 一、反倾销措施的问题较为敏感 |
| 二、自贸协定的谈判非一时之功 |
| 第二节 WTO规则下寻求法律救济的可行性与对策 |
| 一、可行性分析 |
| 二、操作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毒丸条款”(Poison Pill)综述 |
| (一)“毒丸条款”溯源 |
| (二)确立“毒丸条款”合法地位的经典案例 |
| (三)“毒丸条款”的特征 |
| 1、非强制性 |
| 2、排他性 |
| 二、USMCA中的“毒丸条款” |
| (一)USMCA关于“毒丸条款”的规定 |
| 1、“大毒丸条款” |
| 2、“小毒丸条款” |
| (二)对于USMCA项下“毒丸条款”的初步分析 |
| 1、基于“毒丸条款”签订背景的分析 |
| 2、基于“毒丸条款”权利义务设置的分析 |
| 三、“毒丸条款”大前提分析:“非市场经济问题” |
| (一)美国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标准及其实践 |
| 1、宽泛而模糊的标准 |
| 2、不合理的针对性实践 |
| (二)墨西哥、加拿大“非市场经济地位”相关事项的认定标准及实践 |
| 1、墨西哥 |
| 2、加拿大 |
| (三)重要国际组织对于“非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及实践 |
| 1、世界贸易组织 |
| 2、欧盟 |
| 3、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 |
| 四、“毒丸条款”是对于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偏离 |
| (一)“毒丸条款”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相关原则的违反 |
| 1、“毒丸条款”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 |
| 2、“毒丸条款”违反善意原则 |
| (二)“毒丸条款”是对于“条约无涉第三国”原则的背离 |
| 1、“条约无涉第三国”的国际法依据 |
| 2、“毒丸条款”以暗示的方式赋予了第三国不合理的证明义务 |
| 3、“毒丸条款”对第三国义务的设置不构成习惯国际法 |
| (三)“毒丸条款”不符合WTO体制下适格区域贸易协定的标准 |
| 1、区域贸易安排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及其协调 |
| 2、WTO的区域贸易协定规则 |
| 3、“毒丸条款”不符合WTO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要求 |
| 五、各方应对路径分析 |
| (一)基于USMCA内部的应对路径分析 |
| (二)基于WTO框架内的应对路径分析 |
| 1、联合其他成员积极回应美国等成员的“市场经济改革”提案 |
| 2、在WTO框架内提出针对“毒丸条款”合法性的质疑 |
| (三)基于丰富我国自贸区战略的路径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10）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地位与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现实意义 |
| 1.2.3 研究目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高端制造业 |
| 1.3.2 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 |
| 1.3.3 全球贸易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 |
| 1.3.4 网络中产业升级界定 |
| 1.3.5 产业升级与技术升级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可能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梳理与评述 |
| 2.1 全球贸易的网络分析 |
| 2.1.1 社会网络与复杂网络 |
| 2.1.2 全球贸易网络特征与地位测度 |
| 2.2 产业升级相关研究 |
| 2.2.1 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产业升级 |
| 2.2.2 从制度视角考察产业升级 |
| 2.2.3 全球贸易网络与产业升级的关系 |
| 2.3 网络嵌入与技术升级 |
| 2.3.1 网络嵌入理论 |
| 2.3.2 全球网络嵌入与技术升级 |
| 2.3.3 地方网络嵌入与技术升级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社会网络中心性理论 |
| 3.1.1 网络节点中心性理论分析 |
| 3.1.2 理论机制分析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新经济地理理论分析 |
| 3.2.1 企业区位选择模型分析 |
| 3.2.2 理论机制分析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网络地位升级理论分析 |
| 3.3.1 引力模型分析与扩展 |
| 3.3.2 理论机制分析 |
| 3.3.3 研究假设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国高端制造业全球贸易网络特征和地位测度 |
| 4.1 高端制造业网络模型与指标说明 |
| 4.1.1 网络模型 |
| 4.1.2 指标说明 |
| 4.2 传统贸易数据测度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整体网络特征 |
| 4.2.3 个体网中心性 |
| 4.3 增加值贸易数据测度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增加值贸易测算 |
| 4.3.3 整体网络特征 |
| 4.3.4 个体网中心性 |
| 4.4 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心地位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与构造 |
| 5.2.3 数据说明与分析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非线性回归结果 |
| 5.3.3 进一步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小结 |
| 第6章 全球-地方网络双重嵌入对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技术升级的传导机制 |
| 6.1 引言 |
| 6.2 经验识别方法 |
| 6.2.1 自然实验环境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2.3 数据来源 |
| 6.2.4 变量构造 |
| 6.2.5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平行趋势检验 |
| 6.3 经验分析结果 |
| 6.3.1 全球贸易网络嵌入对地方网络集聚的影响 |
| 6.3.2 地方网络集聚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 |
| 6.3.3 制造业服务化对创新密度的影响 |
| 6.3.4 创新密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
| 6.4 进一步微观实证分析 |
| 6.4.1 不同产权企业分析 |
| 6.4.2 不同区域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制度距离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全球贸易网络地位升级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模型拟定和变量说明 |
| 7.2.1 模型拟定 |
| 7.2.2 变量选取与构造 |
| 7.2.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4 机制分析 |
| 7.5 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路径探索与政策建议、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1 理论分析 |
| 8.1.2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2 打造全球-地方网络互动产业模式的路径探索 |
| 8.2.1 以模块型生产网络为主纵向内部一体化嵌入 |
| 8.2.2 以关系型生产网络为主横向外部本土化嵌入 |
| 8.2.3 以关系与模块相结合为主纵横交错双元嵌入型 |
| 8.3 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
| 8.3.1 建立适度的对外贸易政策 |
| 8.3.2 培育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 |
| 8.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四、加入WTO对中国会计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贸易规则重塑下的CPTPP走向及其会计对策[J]. 冯巧根. 财会通讯, 2021(23)
- [2]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D]. 胡枚玲.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5]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钱蒙蒙. 安徽财经大学, 2020(12)
- [6]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WTO视角下欧盟反倾销替代国新方法研究[D]. 赵以凡.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研究[D]. 李韵. 武汉大学, 2020(04)
- [9]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地位与升级研究[D]. 辛娜.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