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一直以来是以和平的,防御性为基本底色的,而国外学者的观点则不尽相同。而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战略文化,则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存在从传统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战略文化需要坚持传统的优秀成分,也要有新发展,但是在研究中,学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战略文化的涉及较少,没有系统的论证。本文主要通过建立战略文化的核心模式,从战略环境(战争可能性,国际冲突的性质、对武力使用的态度)、战略行为(战略总方针,军队使用、核战略)两个维度界定战略文化的类型,使用历史,文献和认知图谱等方法,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战略文化,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战略文化防御性的,是内敛谨慎的非进攻型战略文化。本文认为,邓小平为主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战略决策决定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战略文化的基本走向,并一直影响至今。从战略环境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国内环境的认识有了深刻的转变,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和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武力使用逐渐不再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矛盾和冲突通过合作的方式能够得到缓解,达到共赢。从战略行为上看,在坚持积极防御方针的基础上,采用了更加谨慎的政策,军队首先要为国家建设大局服务,为此不再以高度备战的模式发展,裁减大量军队,韬光养晦,奉行在战争中绝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因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非进攻性的内敛谨慎的战略文化。这种战略文化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辉煌的成就提供了有力的战略基础,营造了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影响深远。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战略文化需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亦应有所反思和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对时代主题判断上要对和平与发展主题加以深化,加入对全球问题的关注;二是安全观念的拓展,既要关注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也要关注非传统安全领域,以新安全观的视角对国际问题加以考察;三是要重新审视武力使用,不仅需要有韬晦的姿态,也要在适时使用武力,增加透明度,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和平;四是在与别国有争议领土问题上需要新的处理方式,保证国家核心利益不受损害。因此,中国的战略文化不仅需要内敛谨慎的韬晦姿态,还应着力建立和平的,合作的,积极进取的战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