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晏阳初、陶行知等教育家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虽然他们走上平民教育事业的道路不一样，但他们的平民教育实践和精神的根本之处是相同的，即把教育作为人生价值的诉求方式；采取科学务实的教育实践态度；充分利用农村环境作为教育资源；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为教育原则。总之，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当代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平民教育运动；晏阳初；陶行知；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33X（2011）02-0037-02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陶行知等知识分子发起平民教育运动，以求改变中国贫弱和愚昧状况。虽然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方式有所差别，但他们期望并相信通过新的教育能够造就新国民、造就新中国的目的，因而体现出了相似的特点。总之，他们的平民（乡村）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的。
一、把教育作为人生价值的诉求方式
乡村教育运动家虽然个人生活经历不一，但他们都热情投入乡村教育运动中，并将此作为人生价值的诉求方式。
晏阳初自幼学习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1918年6月初在美留学毕业后赴法国战地帮助在法的苦力华工。通过与华工的交往，他不仅认识到了苦力的“苦”，也认识到了苦力的“力”，看到了苦力身上所潜伏的力量，并认为中国民众不是不可教，而是没有机会享受教育。因此，他在欧战结束返后决定对自己的终身人生志向：要为“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而奋斗。1920年7月回国后，晏阳初开始开展平民教育事业。1929年，他举家从北平迁到河北定县，以“宗教家”的献身精神投入乡村教育运动，号召知识分子“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幅农夫眼镜”，[1]“到农村去”，“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和生活”。[2]
陶行知出生于农村家庭，在年轻读书时，因有感于中国的贫弱落后而立下了爱国救国的宏愿：“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3]“使中华大放光明于世界”。[3]在求学期间，他认识到教育是解决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实现救国的重要途径。他认为教育是解决中国贫、愚、党见等问题的途径，即教育是“建设共和最必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4]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指引下，他在1914年赴美留学时攻读教育学，学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17年回国后，他积极提出新教育，改革旧教育，探索教育救国之路。1923年，他辞掉大学教职，开始从事平民教育活动。
1923年夏，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创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该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以“平”字为会徽，其含义是象征投身平民教育者的信念，即以自己学术上的头脑，用自己的双眼，为平等、公正而张望，用自己同情怜悯的心去为受苦难的人去奋斗。[5]这也是他们积极开展并全身心地投入乡村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并甘愿为之付出一切。正如陶行知所说：“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6]这种崇高的奉献精神让他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也“要拼命地为中国教育找生路”。[7]
总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向农民“烧心香”是乡村教育运动家一生的教育奉献精神和对乡村教育事业的虔诚写照。他们热情地投身于乡村教育，并视之为自己的终身使命和人生事业，将一生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在这一教育事业中实现自身的人生理想。因此，这也就成了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诉求方式。
二、科学的教育实践态度
晏阳初等人虽曾留学海外学习外国的教育思想，但他们并没有照搬外国的教育思想和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将国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相结合。晏阳初在开展平民教育时强调“要自尊自信，自己创造”，批评中国学者“很少有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与做法”，认为“我们不应再拿外国教育去教他们（中国人），要创造一种中国教育，要用中国药来医治中国病，且要看清楚病源然后再去下药”。[8]陶行知在批判旧教育“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的同时，也批评教育者“率任己意”、“仪型他国”的做法，主张通过教育试验“塞陈旧之道”，“开常新之源”，发明教育之真理，以适应教育的发展。[9]这些主张体现了他们坚持科学务实的教育态度和勇于开拓的教育精神。
1926年秋，晏阳初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他强调这“不是悲天悯人的漫无计划的慈善救济工作”[10]，“不是凭着良好愿望和热情组织农民的运动”，“而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的一场科学运动”[10]。他给平教会的工作规定了“调查、研究、实验、表证和推广”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体现了科学的教育态度。
晏阳初非常强调调查的实用性、准确性和多样性。他说：“调查工作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改造，要根据建设的需要，调查事实。”要确保调查的准确性就必须到农民中间去，只有“在与农民共同生活下，才能了解农民生活的真相，才能得到正确的数字”，调查必须“通盘筹划有多方面施以互相为用的工作，然后，才能造成可深入的环境，调查方为可能”；[2]他认为科学的社会调查是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然后进行研究实验即教育试点，在实验过程中健全和改善其方法和策略，最后是“表证推广”，将实验所取得的成果用表证的方法推广到全国广大农村。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这些思想都是他在教育实践中对一些教育思想和方式科学地反思、批判、改造和创新的结果。他强调教育工作者必须以“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实践和创造精神探求适合乡村教育的道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就是大胆去探索教育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就是去开辟教育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民的教育领域。
教育是一种科学的活动，要求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具有科学的实践态度、理论和技术，也要具有科学的探究精神。乡村教育运动没有流于空想或形式，是因为他们坚持科学的实践态度和精神，对农村现状进行了深入而科学的调查，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充分利用生活和传统文化作为教育资源
教育的本质是改造生活与文化精神，所以教育与生活和文化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就要求教育必须以生活和文化精神为中心。
晏阳初的教育实验和思想就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他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生活中的愚、贫、弱、私四大问题而提出的。学校教育是向青少年普及识字教育，生计巡回学校是训练农民的生计技术；社会教育向农民开展农业展览会等活动；家庭教育是对农民进行公民道德、卫生保健、生育节制等教育。此外，他还根据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利用秧歌、鼓词、民间文艺等传统文化作为教育资源。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主张积极参与生活；社会生活需要是教育活动的依据；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即教与学的内容要能够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更新。他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9]他反对脱离社会生活的教育，认为远离生活的教育是伪教育，脱离实践经验的知识是伪知识。
此外，乡村教育运动家还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受到猛烈冲击，导致中国人“都不知道民族心理，换言之，就是不明白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因而一些仁人志士失去了拯救中国的方向[11]。所以要想拯救中国，找到正确的出路，就必须“继承（中国）固有文化之特殊精神，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之优点，为复兴中华民族之新文化”[12]。因此，他们的教育活动也自然地以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教育资源。
传统文化是民族自尊自信的源泉和精神家园，传承民族文化是延续民族的生命和思想。乡村教育运动家们以传统文化为教育资源，扎根于乡土文化生活。这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透彻领悟和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的结果。这对于现今社会呼吁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教育，避免走向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虚无主义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四、以培养整个的人为教育目的
晏阳初认为中国之所以困苦落后、受人欺凌，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同胞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而为文盲、愚昧无知，不能生存于竞争的文明世界。他认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2]，“社会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8]。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人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解决中国人的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人的问题”？晏阳初提出“做‘整个的人’”。1928年4月，他在《平民教育概论》中说：“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整个的人”必须具备三要素：智识力、生产力和公共心。[8]针对这三要素，他提出了三种教育：一文字教育，消除文盲，使人能应用日常必需的文字，有智识力；二生计教育，使人具备生产的技能，造就能自立的国民，有生产力；三公民教育，解决人的私心问题，造就热忱奉公的公民，有公共心。
1933年7月，晏阳初提出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解决中国农民存在的愚、贫、弱、私等四大问题。其中，他认为四大教育中根本的根本“就是人与人的问题”。他说：“我们办教育，固然要注意文艺、生计、卫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根本的根本，就是人与人的问题，大家要都是自私自利，国家就根本不能有办法，绝没有复兴的希望。所以我们办公民教育，用家庭方式的教育，在家庭每个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每一个分子，了解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发扬他们公共心的观念。”[8]在他看来，公民道德与国家的富强休戚相关：“若我们要祖国富强，非人人有公德心不可。”[13]而“中国不富不强的缘故，是因为我们私心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他认为“物质的改善只是一种方法，人的改造才是最高终极目的”[13]。他的乡村（教育）改造就是要发扬平民潜在的智慧力量、生产力量、身体力量和组织力量，使之成为“完全且平等的共同协力人”。
陶行知也提出要解决人的问题，培养出“整个的人”。1925年底，陶行知在做《学做一个人》演讲中要求学生们做一个“整个的人”，“完全”“独立”的人。“整个的人”的三要素是：一、要有健康的身体；二、要有独立的思想，否则就会被“他人当作工具用”而没有独立的人格；三、要有独立职业，“为的是要生利”，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具备了这三要素，才是“做整个的人”，才有“独立的人格”。[4]而他提出乡村教育的五个目标则是：“健康的身体”、“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趣味”、“改造社会的精神”。由此可见，“整个的人”就是身体、知识、道德、劳动能力等都得到发展的人。此外，他也强调公民道德对国家的强大具有重要作用：“欲国家之强大，必全国国民能同心努力方有济”，但我们中国人缺乏相应的公民道德精神，所以必须通过教育“输入国民必不可少之精神”[7]。他的平民教育运动目的则是“在使平民一面读一点书，一面得一点做人做国民的精神”[6]。
总之，乡村教育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出既懂得生产和创造生活，又具有良好道德精神的身心全面发展的“整个的人”。他们不仅是为救国、改革社会，更是为救人，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从人的问题的解决来拯救国家和改造社会。
总之，乡村教育运动家开展平民教育运动，试图通过教育改造农村，进而改造社会，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在当时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虽然他们的教育实践和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但其所留下的教育历史资源，对当今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如何促使自身觉醒，阐释个体教育人生，如何在教育改革中定位自己，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等方面都是应该有所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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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刊词[J],村治月刊,1卷1期,192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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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闭雄壮（1976-），男，广西贵港人，河池学院政法系，主要研究方向：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
作者单位：河池学院政法系，广西宜州邮编54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