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真实的人物和详实的史料似乎与奇特的历险和超自然元素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历史的真实与丰富的想象融为一体确是马克·吐温多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的主人公要么是历史人物或历史传奇人物,要么是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再创造,他们不仅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而且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作品亦包含各种传奇元素：如乡村赞美诗般的理想主义怀旧色彩和圣杯传奇般的历险探求,衣着互换导致的身份错位以及神秘侠客的及时相助,科幻般的时空旅行和移位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神迹和神启等超自然现象和天赋奇才。但是长期以来,评论界惯于用“西部幽默作家”以及“美国的一面镜子”来指称马克·吐温,似乎传奇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与之无缘。同时,评论界一般较关注其作品的主题、人物和写作风格,而很少涉猎其跨文类的特征。有鉴于此,本论文从比较的视域运用有关传记和传奇文学的理论,侧重考察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王子和乞丐》、《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和《圣女贞德传》等小说中的传记特征和传奇特征。论文通过文本细读和作家研究,试图发掘吐温作品将历史与想象巧妙融合的艺术魅力并还原一个乐于且善于穿越各种边界的吐温形象,进而消解批评界贴在吐温身上的各种固定标签。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最后一章是余论,中间三章分别探讨吐温小说传记性与传奇性交融的成因、影响以及吐温的中世纪历史传奇与中国唐传奇的异同。论文第一章第一节简要介绍马克·吐温作品的魅力所在,其中包括吐温作品内容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题材的广泛性,文风上的开拓性、以及对既定的文学形式的反叛。第二节陈述论文选题的三个缘由。其一,在吐温作品中,传记性与传奇性并行不悖。其二,吐温作品传记与传奇融合的跨文类特征很少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尤其是其小说的传奇性研究几近于无。其三,在文学史上,马克·吐温常被归入现实主义一派,并被称为美国反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第三节梳理文类、传记、自传、日志、回忆录、传奇、神话和民间传说等相关概念,尤其关注了诺斯罗普·弗莱关于传奇的理论和汉字“传”的两种读音及相应涵义。第四节概述了与本论文相关的学术著述,重点关注吐温的自传写作和编辑,及其作品中所透视出的欧洲形象和历史观等问题,以及吐温创作与女性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第二章追溯马克·吐温小说跨文类的成因。吐温之所以热衷于描写真实人物的奇特经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环境的影响。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密西西比河赋予了吐温放浪不羁的性格。对欧洲浪漫主义作品的广泛阅读使他痴迷于历险探寻、古老的异域、夸张的闹剧、恐怖元素、双胞胎模式和游侠骑士。如果说吐温对司各特和库柏既有追随也有反叛,那么他对柯勒律治的崇拜却是始终如一。其次,吐温对历史有着一种难解的情结。纠结的尚古意识决定了他的审美意向,也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中被弱化但并非否定的国王形象便透视出作者复杂的中世纪情结。历史与传奇共生的中世纪文化更使他欲罢不能。另外一个影响源自圣经文本,其中的很多故事成为吐温思考人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作为宗教经典的圣经也是一部历史和神话巨著。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考察,《旧约》可被视为以色列民族的族群传记,而《新约》则是耶稣基督和其使徒的个人传记。同时,圣经也可被视为一部神话或传奇故事集。这种虚实相兼的叙事风格为吐温提供了写作的范本,吐温笔下的传奇式女英雄圣女贞德正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论文第三章探讨马克·吐温传记与传奇交融的写作手法对美国小说的影响。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和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在创作中带着各自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运用奇特的想象,创作出既具有传记的真实,同时又如传奇一般非同寻常的作品。莫里森的《宠儿》通过重构肯塔基女黑奴玛格利特·加纳的故事,既具有个人传记的特色,更像一部被奴役的非裔黑奴的族群传。同时,作品具有超自然的传奇色彩。由于魔幻手法的运用,现实的世界和鬼魂的世界显得难于区分。通过幽灵的再现和运奴船上的惨景描写,哥特式的诡异和恐怖氛围得以突显。反讽、悖论和含混所形成的张力让生与死并存,过去与现在交织,并且制造了关于宠儿人物身份的神秘效果。另外,叙事上的时空倒错和主人公神话般的英雄之旅也增添了作品的传奇性。总之,《宠儿》超越了传记或报告文学的范畴,成为一本融传记性与传奇性于一体的不朽佳作。汤亭亭的《女勇士》是一部虚实结合的奇幻式自传作品。通过展示作者和家人的真实经历以及叙事者对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的观照,作品将传记的历史事实、经验化事实和心理事实融入一体。在自传和多个他传的叙述中,作者检视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和族裔意识,从而发现了隐匿在他人中的多重自我。《女勇士》也同样富于传奇性。母亲驱鬼的故事给文本增添了喜剧、夸张和哥特式小说气氛,而两个不断流变的神仙般老夫妻和改写的花木兰和蔡琰故事则给这部类似纪实的作品涂上了奇幻的色彩。作者正是通过传记弥足珍贵的真实性,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证,同时以家族传奇以及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实现了对自我的阐释与重构。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和汤亭亭都曾声称马克·吐温是她们喜爱的作家,可见,该影响研究并非无稽之谈。论文第四章探讨了马克·吐温历史传奇与唐传奇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唐传奇和吐温的中世纪传奇同时具有历史的真实与奇特的想象。而且,二者都具有警世励俗的当代性。唐传奇以史传文为审美标的,将彰善瘅恶的教化功能蕴含于奇人奇事的叙述之中。同样,马克·吐温在三部中世纪传奇中也表现了高度的史识。通过《王子和乞丐》,作者表达了他的阶级意识,即：社会分层和阶级差别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东西,王位的正统和君主的慈悲至关重要。吐温丑化亚瑟王朝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针砭美国19世纪的种种弊端,其中包括腐朽的南方骑士文化和奴隶制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奴役。通过《圣女贞德传》,吐温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坚定的爱国者、虔诚的基督徒、成长中的少年和理想的女性,吐温笔下的贞德是镀金时代的美国各种社会思潮在贞德形象上的投射。总之,吐温的中世纪传奇既具有“过去”的性质,又具有“当代”的意义。吐温传奇与唐传奇最突出的差异在于文本的外部形态和内在的胚质。唐传奇一般篇幅短小,而吐温的历史传奇则全是长篇巨制。然而,尽管叙述简省,唐传奇却具有史、诗、论文备众体的特征。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上,唐传奇继承了史书中的纪传体写法。另外,诗歌和骈文在唐传奇中俯拾皆是,除了韵文以外,唐传奇的诗笔更多地是表现在辞藻的瑰丽、构思的精巧、情感的浓烈和意境的悠远。唐传奇叙述模式上的另一个特征是篇末的议论。通过借鉴史传文的论赞模式,作者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唐传奇与吐温历史传奇虽然都以奇特为旨归,但是叙奇的素材大为不同。唐传奇由于源于六朝志怪小说,并受到中国巫文化以及佛家因果报应与道家神仙观念的影响,所以,其题材无论是神异和婚恋,还是轶事和侠义,也无论是主实,还是主虚,神鬼怪异的元素都始终贯穿其中。吐温中世纪传奇之奇则借助童话般的身份错位、科幻式的时间倒转以及基督教神秘主义等方式呈现人物非同寻常的历险探寻。论文的最后部分是余论。第一节在分析马克·吐温“训练说”的基础之上,探讨了与其实证观相反的“天才论”及其灵性思维倾向。马克·吐温终其一生都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徘徊。《汤姆·索耶历险记》和《王子与乞丐》等作品都显示作者相信“训练”或环境造就人,然而《圣女贞德传》却凸显了“天才论”和基督教神秘主义倾向。作者将贞德的奇特见闻归于神启,认为贞德非凡的才能并非出自训练或环境,而是出自天赋和直觉。在此,吐温似乎抛弃了他一向推崇的科学理性的认识观一一“训练说”。吐温的灵性思维倾向可以从三方面得到解释。首先,虽然吐温对正统宗教不以为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无神论者或者与基督教为敌,而信仰缺失的美国现实和他的个人生活又进一步拉近了他与神灵的距离。另外,吐温非常崇拜宗教虔敬之人,如贞德和马丁·路德,以及他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而且,吐温终生都对神秘的事物充满兴趣,如“报应说”、“预兆”和“心灵感应说”等。正是原始主义的驱动,吐温让健全的心指引哈克贝利·费恩在善恶之间作出了选择,让神明、直觉和天赋帮助贞德成就了非凡的业绩。本章第二节结合作家生平及其作品,从表演的角度剖析了马克·吐温的“效果论”。从演讲家到作家,吐温始终对表演及其效果兴趣盎然,而其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也如他们的创造者一样,兼演员和导演的身份于一身。吐温之所以热衷表演,是因其天性使然。在他看来,沉闷与无聊是生活之大敌,被他人忽略和遗忘是人生的悲剧。为了获得理想的效果,吐温和他笔下的人物都费尽了心思。吐温追求效果的目的既是为了实用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也是为了精神的享受和审美的追求。论文的最后部分总结了全文。马克·吐温一生经历了地理、职业和阶层的多重跨越,其历史观在进步论和循环论中徘徊,其写作风格在庄严与戏谑中变化,其作品中的人物更是经历了阶级、地位、种族、时空以及性别的跨越。传记记实,传奇言虚。似乎,二者在文类上毫无相通之处。然而,马克·吐温在其文学生涯中,以奇特的想象将超越寻常的故事融入到历史人物的叙事之中,从而发出了美国19世纪末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中的反现实主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