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贫困地区发展工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李菊[1]（2021）在《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是人一生的起点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开端、是终身教育的开始。学前教育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阻断贫困代际的有效途径,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方法。学前教育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关注点从“量”向“质”转变,人们对学前教育的要求与期望越来越高,过程性教育质量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民族地区乡村学前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其过程性教育质量也应受到重视。因此,本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作为个案,从幼儿园教师教育观念、教师行为、课程、师幼互动和家园共育五个维度对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进行考察。调查表明,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教师教育观念改善、教师行为趋于合理、课程要素完整、师幼互动积极、家园共育基本形成。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师资匮乏及资源配置不合理、幼儿园教师自身素养影响教育实践水平、现有课程难以适应民族乡村幼儿园发展需要、师幼互动中幼儿主体性弱化以及缺乏情感交流、家园合作机制不健全难以构建良好的外部生态、村级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严重滞后等。本研究认为,要促进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提高,需要政府、幼儿园、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首先,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构建乡村幼儿教育发展新理念,深化各级各类教育主体对于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在政府层面,要建立完善的乡村幼儿教育保障体系,落实政策法律体系,明确政府职责,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教育监管体制,为乡村幼儿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在幼儿园层面,明确民族乡村幼儿园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要建立过程性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幼儿园发展的目标。第四,在教师层面,要创新教师培训方式,搭建幼儿园园长成长平台,促进教师专业化水平提升。第五,在家长层面,要转变观念从幼儿教育的旁观者成为积极参与的合作者,深化家园共育程度,建立多样化的家园合作方式,形成家园共育良好局面。
黎雪[2]（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张宏华[3]（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许可[4]（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改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关乎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与之相应,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及内蕴的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就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最新成果,党和人民宝贵的集体智慧结晶。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既是对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也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补充与完善,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与实践应变能力。深入学习和研究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对于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深化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认识,引领改革的纵深推进意义重大。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文献法、分析归纳法、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挖掘和研究相关文本资料,按照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理路展开研究。同时,本文没有单纯停留在对文本的解读和对理论内容的考察上,而是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向前追溯了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向后则对其进行总体评价与价值定位。基于此,在研究内容的安排上,按照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从时代背景、主要内容、鲜明特征、重要价值等四个方面来展开研究,力求展现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整体面貌,把握其精神实质。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多极化的不断演进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东升西降”的力量对比极大的改变了国际格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凸显。“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的长期存在使得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当代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风险不断加剧,而这也标志着改革已经步入了攻坚期与“深水区”。正是在世情发生新变化、国情处于新方位、党情出现新特点、改革步入新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改革理论。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目的论、必然论、系统论、合力论、方法论等五个部分。其中,目的论通过对全面深化改革内涵、方向、目标的剖析与阐释,回答了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必然论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当代中国改革的特殊境遇以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了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系统论主要阐释各领域改革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自上而下的改革链条,解决了全面深化改革究竟要改什么的问题。合力论通过对改革动力机制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与依靠力量,解答了谁来领导改革、依靠谁来改革的问题。方法论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科学方法进行系统性总结与理论升华的基础上,从认识改革、指导改革、推进改革、评价改革四个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回应了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通过对主要内容的梳理与总结,从中提炼出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鲜明特征,即:坚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问题导向、严密的逻辑结构、长远的战略眼光、攻坚克难的胆略、强烈的责任担当、务实的理论作风、高超的政治智慧等。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最新成果,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理论价值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境界;就实践意义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不仅指引了改革的纵深推进,而且也促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面向未来,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面深化改革仍在路上,而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研究还有待于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创新之处:一是通过对改革内涵的界定以及相关词语的辨析,在详细梳理全面深化改革概念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进行了概括。二是在系统分析和整理相关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力求展现其更为完整、精炼的整体形态。三是立足宏观的理论视野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探究,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补充了新内容。
刘雪琴[5]（2019）在《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977-198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事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解决好国家的农业发展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土地制度改革、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的尝试,都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发展问题的重视。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都没有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农业发展也一度陷入困境。万里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1977年,他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1980年4月,万里调任中央,并于1980年4月至1988年4月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在1980年8月至1982年5月间担任国家农委主任,主要负责农村工作。万里任副总理期间,连续领导或参与制定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1986年）,推动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在1977年到1986年的近十年间,万里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本选题进行时间跨度的选择时所作的考量。他领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中国农村经济的飞跃作出了的贡献。万里在深刻把握中国农村发展现实和发展瓶颈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农村进行大胆的创新,领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探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本文试图从整体上对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探究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内容以及当代价值。在改革过程中,万里坚持群众路线,尊重农民的自主权,照顾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坚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保证经济运行不偏离正确轨道;坚持中国共产党是这场伟大变革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领导改革不合理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探索由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营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分散经营的转变;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引向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主张实现“政社分离”,为我国实现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提供了思路。注重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实行激励机制,不断提高农村建设队伍的质量。万里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理论成果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党在新时代的重要任务,研究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将对新一轮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朱宝莉[6]（2019）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问题的“重灾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近几十年来,一些民族地区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纷纷开启了以旅游开发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收减贫之路,旅游扶贫已然成为我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选择。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贵州省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一条以“民族村寨”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旅游扶贫发展之路,从区域层面来看,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扶贫成效。现阶段,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村寨贫困人口受益成为了当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落脚点。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是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典型特征,也是旅游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扶贫目标进一步向重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聚焦,此种单纯依靠政府的旅游扶贫模式在实践中日渐暴露出了不足。政府主导下的旅游扶贫虽然可在短期内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扶贫成效,暂时改善民族村寨和居民的贫困面貌,但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为消除贫困提供持久性的保障和支持。就旅游扶贫开发而言,其在本质上系一种兼具了产业性和社会性特征的扶贫方式,贫困居民脱贫是旅游扶贫开发的合法性基础,经济运作的成功则构成了旅游扶贫成功的先决条件。在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和行动逻辑上的冲突,既可能对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带来不利影响,也可能使旅游扶贫偏离本来的扶贫目标。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重要的是要在确保贫困人口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达成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平等协商、有效合作的实现。因此,亟需构建一套能切实保障村寨贫困人口获益的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文章在总体上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进行展开。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和分析,形成对影响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问题的初步认识;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和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案例地旅游扶贫开发中贫困人口受益状况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进一步明晰其中存在的问题;再次,综合运用反贫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等,对影响民族村寨居民旅游扶贫效应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为确保贫困居民旅游脱贫目标的实现,主张建立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并结合案例地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应对措施。通过系统考察和论证,文章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当前民族村寨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不足的现状,进一步印证了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精准扶贫的现实需求,亟需实现扶贫体制机制上的转变;其二,民族村寨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不足是阻碍地区旅游扶贫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旅游扶贫中必须注重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地位的发挥;其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的过程是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斥着“权力—利益”纷争的博弈过程。找到参与各方利益上平衡点,协调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是保证旅游扶贫目标实现的关键。其四,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构建一个以贫困人口为核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至关重要。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整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本课题的研究视角给予了必要说明;其次对国内外旅游扶贫的研究现状和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阐述;最后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并指出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本课题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的概述。本研究主要涉及的理论有反贫困理论、内源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反贫困理论为旅游扶贫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反贫困历经的各主要发展阶段及关注内容;内源发展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以上两章的梳理和分析,本章中初步提出了研究假设:一是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主体性地位必须得以确立;二是多元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同和合作机制建立是保障贫困人口受益的关键。第三章是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的介绍和回顾。具体内容包括近些年来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出台的相关经济和文化政策;贵州旅游开发的过程,以及贵州独特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历程、路径和已经取得的重要成绩。第四章是对案例地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状况的调查和分析。首先,分别介绍了两个案例地---黔东南州的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各自的社区概况、旅游资源分布状况和社区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其次,从贫困人口的经济受益和非经济受益两个方面对村寨贫困人口的实际旅游受益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最后,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影响案例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具体因素入手,探索了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居民对旅游扶贫政府管理评级和旅游扶贫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和社会正效应、居民对政府管理评价均显着影响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支持度和满意度,其中居民对政府管理政策评价影响程度最高;尽管两地旅游发展历程和特点存在差异,但从社区获益来看,两地旅游收益大部分均被外来经营者和少数社区精英所获取,而当地贫困人口实际承担了更多的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体现出极大的不公平。第五章是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各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和策略分析。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和贫困人口等五大类,并以具体案例地为例分析了各自主体参与旅游扶贫的行动逻辑和发展策略（因当前力量较弱,对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影响不大,没有单独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不连续、权利分配的不平衡和组织力量的不均衡等是造成旅游扶贫效应低下的滥觞。第六章为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及路径选择。基于合作型反贫困的基本要义和现实的推逼,亟待构建一套能切实凸显村寨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的多元合作的旅游扶贫机制。首先对五大主体在旅游扶贫中的角色和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具体路径和策略:贯彻“有限政府”理念;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挖掘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外部市场;推进社区精英为引领的民族村寨组织化建设;从产权改革角度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所得等。
刘英杰[7]（2018）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文中认为农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产权制度核心在于公平和效率。本文以豫东平原河南省尉氏县为研究对象,对该县1949年以来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多面向、多层次的研究,意在为尉氏县及全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创新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政策建议。两权合于农民（1948-1955）:这一阶段改变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形成了完整的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尉氏县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6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指导下展开的。土地改革将农业资源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中进行了重新分配,按照人口所在地分田地,初步建立了农业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地籍关联。土改后,尉氏县农村生产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农业税负相对较高,这些都是不利于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是农村面临的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从每年的收入中付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在合作化推行的过程中,土改后农民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得到法律有效的保护。两权合于集体（1956-1981）:该阶段即合作化与人民公社阶段。随着1956底高级社化的实现,农地集体所有制得以建立,土改后农民土地所有权归并于集体。在农民逐渐失去土地的过程中,尉氏县合作社制定了详细的生产计划,规划了周密的生产流程,以建立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联,但是小生产共同体并没有达到满足和保护农民经济需求的目的。1958年1月,国家颁布和实施了《户口登记条例》,严密的户籍制度阻断了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和向城市迁移的通道。1958年9月,尉氏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62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确立,大队和生产队两种基本核算形式在尉氏县并存。大队和生产队拥有的权利受到行政权力的严格限制,农地产权关系发生变异。从集体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在土地权属问题上,片面追求高公有化程度,集合农民财产为显着特点的集体化运动没有建立起农民的全国性联系和普遍自由交往,反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成了某种背离。公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改变僵化的现实。这一时期农地产权制度呈现出不完整性,工分制没有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人民公社、集体农作制度与农业生产利益不协调,政社合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等特征。两权分置（1982-2013）:“两权分置”在尉氏县的发展实践经历了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组织形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农地产权制度演化变迁历程。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尉氏县迅速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的缺陷,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多年来新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尉氏县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于集体格局,微观效率得到提升、产权关系进一步明晰,主要表现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内容完整化、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长久化、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性质物权化。“两权分置”作为实现农地集体产权有效形式,释放出了巨大的制度绩效。三权分置探索（2014-至今）:2014年“三权分置”在尉氏县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实践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相互关系理论和实践价值。农地流转三权分置制度,是在两权分置演化实践基础上的又一次制度创新。“三权分置”对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边界的清晰界定,在微观上有利于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宏观上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置”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奠定土地制度基础,为推动经济新常态下的国民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同时,“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存在制度和法律方面桎抬,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主体博弈造成权利益关系失衡风险,以及配套机制不健全限制经营权权能实现等障碍性因素。新时代持续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属于党的“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关的方针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型的大环境下,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农民权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下,加速农业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突破为重点,来探索农地流转的新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与成效,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应继续本着产权分割、产权明晰、产权完整的路径进行创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
赵祥云[8]（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提出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蔡进[9]（2018）在《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测度及耦合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作为全人类面临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当前全球贫困态势复杂严峻,据世界银行统计,截止2015年底,全球仍有7.2亿人口处于贫困线水平以下。中国经过多年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农村中贫困人口大量锐减,贫困态势得到了有效缓解,但由于贫困人口基数大,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截止2015年底,农村中仍有5575万人处于贫困线水平以下。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形态已由经济发展落后、政策制度缺失形成的面上贫困,转变为由农户个体能力、特殊地理环境与资源要素条件约束下的地缘性贫困。对贫困问题的关注焦点也由以收入水平为标准的单维贫困向包括收入水平、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多维贫困转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村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但农村中资源要素的匮乏成为阻碍贫困治理的重要障碍。随着资源贫困理论向各要素的深入发展,将“贫困”概念引入耕地资源,把耕地资源匮乏问题从自然领域引入社会经济领域,一方面,可以探索利用非工程措施解决耕地资源稀缺问题;另一方面,探索资源贫困与农村贫困在时空上的耦合关系与耦合机理,为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的优化调控,以及基于耕地资源视角下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提供新思路。目前,系统研究资源贫困的文献不多,特别是研究资源贫困与农村经济贫困耦合关系的相关文献更少,耕地资源稀缺性与农村贫困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农村多维贫困的研究在尺度上和测度指标体系上有待丰富和改善。本文基于资源贫困理论与农村贫困理论,在相关文献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界定了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的概念与内涵,并借助ArcGIS、SPSS、GeoDa、Matalab、Eviews等空间分析与数据统计软件平台,运用动态加权求和法、多边形综合图示法、莫兰指数、地理探测器、耦合协调度模型、AR自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分别刻画重庆市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时空关联格局以及地域分异特征,探寻影响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剖析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与耦合机理;构建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耦合的优化调控策略,为基于耕地资源视角的农村贫困治理提供政策建议,以期促进区域耕地资源利用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论文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包括:（1）界定耕地资源贫困的概念与内涵,构建耕地资源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动态加权求和法、Moran`s I、变异系数等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及各区域耕地资源贫困的时空特征和空间关联格局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序列上,重庆市及各区县的耕地资源贫困程度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但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空间分布上,耕地资源贫困程度较轻的区县主要集中在区域Ⅰ和区域Ⅱ,贫困程度较深的区县主要集中在区域Ⅲ和区域Ⅳ;空间关联格局上,耕地资源贫困空间集聚特征显着,集聚效益不断增强,高高集聚区分布在区域Ⅲ和区域Ⅳ,低低集聚区分布在区域Ⅰ和区域Ⅱ,并且高值集聚中心逐步由区域Ⅳ向区域Ⅲ转移,低值集聚中心由区域Ⅰ向区域Ⅱ逐渐扩散。（2）在加入农户生计发展环境维度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多边形综合图示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及各区域农村多维贫困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序列上,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各区县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且区县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空间格局上,农村多维贫困的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区县主要分布在区域Ⅲ和区域Ⅳ,低水平和较低水平区县主要分布在区域Ⅰ和区域Ⅱ;时空关联格局上,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且逐年增强,主要以HH型和LL型正相关为主,HH型区县主要集中在区域Ⅲ,LL型区县主要集中在区域Ⅰ。农村多维贫困的地域分异主要受地形、到市中心距离、耕地质量、城镇化水平、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3）在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二次方曲线、耦合度模型对重庆市及各区县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耦合水平上,重庆市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呈现高水平耦合且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大部分区县呈现极度耦合水平,低度和中度耦合水平主要分布在区域Ⅲ和区域Ⅳ;耦合类型上,耕地资源贫困滞后型略多于农村多维贫困滞后型,前者主要分布在区域Ⅱ南部、区域Ⅳ,后者主要分布在区域Ⅱ北部、区域Ⅲ和区域Ⅰ,江津、南川、璧山、丰都、忠县、酉阳等6个区县由耕地资源贫困滞后型转变至农村多维贫困滞后型,九龙坡、北碚、开州、梁平、垫江等5个区县由农村多维贫困滞后型转变为耕地资源贫困滞后型。（4）在耦合机理概念与内容解构的基础上,运用AR回归模型与方差贡献率对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进行检验,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耦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方差贡献率来看,耕地资源贫困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作用程度呈现波动减弱的趋势,而农村多维贫困对耕地资源贫困的作用程度逐年增长,这符合城市化过程中耕地资源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A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耕地资源贫困程度每提高1%,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增加的百分点呈现下降趋势,而农村多维贫困程度每提高1%,耕地资源贫困程度增加的百分点呈现上升趋势,与方差贡献率结果一致;从互动关系来看,耕地资源贫困程度加深将引起农业效益低下、土地撂荒、产业结构滞后、劳动力外流等问题,从而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村多维贫困风险。反之,农村多维贫困程度上升将引起农民生活水平下降、政府投资减少、劳动力外流、土地撂荒等问题,增加耕地资源贫困风险;耕地资源与农村多维贫困耦合关系受到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政府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缓解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充分利用耕地资源进行农村贫困治理,提升耕地资源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适应力,提出优化调控措施。其中耕地资源贫困滞后地区优化调控措施包括:因地制宜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增加耕地面积和优化资源组合;强化“农田水路网”的投入,改善耕地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改善耕地资源所面临的环境质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耕地资源贫困的社会适应能力。农村多维贫困滞后地区优化调控措施包括: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提升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统筹区域之间资源要素流动,缓解区域之间农村贫困的差距;大力推进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改善农村发展环境。论文的创新点包括:（1）基于资源贫困理论,界定了“耕地资源贫困”的概念与内涵,并对“耕地资源贫困”的时空分异和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实证研究,丰富了资源贫困理论体系,为开展“耕地资源贫困”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2）改进了区域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增加农村“发展环境”维度,并对农村多维贫困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拓展了农村多维贫困研究视角;（3）探寻了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揭示了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的耦合机理,并提出基于耕地资源视角的贫困优化调控措施。
贵州省人民政府[10]（2012）在《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宣布失效部分规范性文件和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1979年—2010年）的决定》文中研究表明贵州省人民政府文件黔府发[2012]6号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及时清除阻碍改革和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维护法制统一、确保政令畅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省人民政府对1979年至2010年期间省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
二、贫困地区发展工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贫困地区发展工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幼儿园教育质量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 |
| 二、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教育质量问题突出 |
| 三、过程性质量是提高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
| 四、笔者难以割舍的民族地区乡村幼儿教育情怀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相关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综合评价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D乡幼儿园的办园背景分析 |
| 一、D乡自然地理概况 |
| 二、D乡经济、文化概况 |
| 三、D乡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D乡幼儿园发展历程回顾 |
| 一、艰难探索阶段(2008-2013) |
| 二、稳步前行阶段(2014-2018) |
| 三、快速发展阶段(2018 年至今) |
| 第三节 D乡幼儿园的发展现状 |
| 一、幼儿园园舍 |
| 二、幼儿入园与编班 |
| 三、幼儿园安全状况 |
| 四、幼儿园卫生保健情况 |
| 五、幼儿园师资状况 |
| 六、幼儿园收费情况 |
| 第三章 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研究的分析框架与实施过程 |
| 一、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研究维度形成的依据 |
| 二、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内涵及分析框架 |
| 三、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现状研究的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维度分析 |
| 一、教师教育观念 |
| 二、教师行为 |
| 三、课程 |
| 四、师幼互动 |
| 五、家园共育 |
| 第三节 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整体分析 |
| 一、教师教育观念得到改善但仍需加强 |
| 二、教师行为趋于合理但参与活动程度需要深化 |
| 三、课程要素完整但与民族乡村实际不尽吻合 |
| 四、师幼互动积极但互动深度有待加强 |
| 五、家园共育局面基本形成但水平亟待提高 |
| 第四章 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资源匮乏难以保障乡村幼儿园发展基本需求 |
| 二、幼儿园教师自身素养难以提高教育实践水平 |
| 三、现有课程难以适应民族乡村幼儿园发展需要 |
| 四、互动中幼儿主体性弱化且缺乏情感交流难以营造积极心理氛围 |
| 五、家园合作机制不健全难以构建良好外部生态 |
| 六、村级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严重滞后难以均衡发展 |
| 第二节 制约 D 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提高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水平落后限制幼儿教育事业发展速度 |
| 二、过程性质量意识不强、督促不到位增加了管理难度 |
| 三、办园历程短造成对乡村幼儿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 |
| 四、中心幼儿园示范作用缺失拉大乡、村幼儿园的差距 |
| 五、园长流动性大影响幼儿园持续稳步发展 |
| 六、幼儿园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导致幼儿园发展乏力 |
| 七、家园合作意识不强加大合作难度 |
| 第五章 提高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民族乡村幼儿教育发展新理念 |
| 一、强化政府对乡村幼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
| 二、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明确角色定位 |
| 三、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成为幼儿教育的合作者 |
| 第二节 建立完善的民族乡村幼儿教育保障体系 |
| 一、落实政策法律明确各级政府职责 |
| 二、加大财政投入保障乡村幼儿教育经费 |
| 三、完善教育监管体制、建立过程性教育质量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特色幼儿教育 |
| 一、以理念为抓手引领幼儿园民族特色发展方向 |
| 二、重视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应用 |
| 三、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园本课程 |
| 第四节 探索新型的民族乡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之路 |
| 一、创新教师培训方式 |
| 二、以教育反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
| 三、搭建幼儿园园长成长平台 |
| 第五节 形成家园共育良好局面 |
| 一、深化家园共育程度 |
| 二、形成多样化的家园合作方式 |
| 三、提高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有效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 一、自然条件 |
| 二、政治生态 |
| 三、农民生活 |
| 四、社会文化 |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 (二)禁烟禁毒 |
| (三)树立模范 |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 结语 |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世情新变化——人类社会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
| (二)世界多极化不断演进 |
| (三)我国周边环境稳中有变 |
| 二、国情新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 |
| (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凸显 |
| 三、党情新特点——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政治建设 |
| (一)“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复杂、尖锐 |
| (二)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政治建设更加突出 |
| 四、改革新阶段——改革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 |
| (一)改革所面临的压力增大 |
| (二)改革所面临的风险加剧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目的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目标与方向 |
| (一)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内涵 |
| (二)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
| 二、必然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 |
|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了改革的常态化 |
| (二)当代中国改革的特殊境遇决定了改革攻坚期的到来 |
| (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倒逼改革的全面深化 |
| 三、系统论——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与协同推进 |
| (一)围绕各领域的具体改革目标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
| (二)抓住实践中的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纵深推进 |
| 四、合力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整合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改革的主体动力 |
| (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凝聚改革的整体合力 |
| 五、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 |
| (一)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改革认识方法 |
| (二)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改革指导方法 |
| (三)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改革推进方法 |
| (四)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改革评价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鲜明特征 |
| 一、坚定的人民立场 |
| 二、鲜明的问题导向 |
| 三、严密的逻辑结构 |
| 四、长远的战略眼光 |
| 五、攻坚克难的胆略 |
| 六、强烈的责任担当 |
| 七、务实的理论作风 |
| 八、高超的政治智慧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 一、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创新发展 |
| (三)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境界 |
| 二、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指引改革的纵深推进 |
| (二)助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 |
| (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977-198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形成的条件 |
| 第一节 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经济的理论 |
| 二、20世纪50、60 年代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成果 |
| 第二节 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改革准备了思想前提 |
| 二、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为改革营造了政治环境 |
| 三、农村发展的困境为改革创造了现实机缘 |
| 四、中央对“大包干的支持为改革提供了有力保证 |
| 第二章 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 |
| 一、改革必须尊重和照顾农民利益 |
| 二、改革必须遵循自然和经济规律 |
| 三、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
| 一、改革“两权集中”的农村经营制度 |
| 二、改革“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 |
| 三、改革“吃大锅饭”的收入分配制度 |
| 第三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 |
| 一、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
| 二、实行激励机制以提高农村建设队伍的质量 |
| 第三章 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理论 |
|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 |
| 三、新时代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理论借鉴 |
| 第二节 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为新时代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贡献了科学方法论 |
| 二、为新时代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 |
| 三、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借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学术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外民族村寨旅游相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田野点的选择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1.4 研究思路、限定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必要的限定和说明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可能的创新和技术路线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反贫困主要理论 |
| 2.1.1 经济增长的反贫困理论 |
| 2.1.2 权威干预反贫困理论 |
| 2.1.3 参与式反贫困理论 |
| 2.2 内源性发展理论 |
| 2.2.1 内源性发展理论的背景和内涵 |
| 2.2.2 内源式发展和外源式发展的区别 |
| 2.2.3 内源式发展理念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分类 |
| 2.2.4 内源式发展与精准扶贫的契合 |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1 利益相关者影响 |
| 2.3.2 利益相关者参与 |
| 2.3.3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
| 2.3.4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 |
| 3.1 特色村寨建设与旅游扶贫 |
| 3.1.1 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 |
| 3.1.2 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和开发的相关政策 |
| 3.1.3 特色村寨建设助推旅游扶贫开发 |
| 3.2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过程 |
| 3.2.1 贵州贫困现状和原因 |
| 3.2.2 贵州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 |
| 3.2.3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历程 |
| 3.3 贵州旅游扶贫取得的成绩 |
| 3.3.1 乡村旅游是贵州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式 |
| 3.3.2 贵州乡村旅游扶贫成绩显着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应 |
| 4.1 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 |
| 4.1.1 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社区概况 |
| 4.1.2 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1.3 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2 两个村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实际受益状况 |
| 4.2.1 两个村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 |
| 4.2.2 两个村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非经济受益 |
| 4.3 两个村寨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调查 |
| 4.3.1 研究假设 |
| 4.3.2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3.3 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效应感知 |
| 4.4 两个村寨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验证与分析 |
| 4.4.1 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感知差异分析 |
| 4.4.2 村寨居民旅游扶贫感知对旅游态度的影响 |
| 4.5 两个村寨贫困居民旅游参与存在主要问题 |
| 4.5.1 贫困居民参与度有待提高 |
| 4.5.2 村寨整体参与层次较低 |
| 4.5.3 贫困居民旅游受益的持续性不强 |
| 4.5.4 贫困居民旅游参与的可实现性不强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原因 |
| 5.1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政府因素 |
| 5.1.1 科层制工作机制自身影响了扶贫实效 |
| 5.1.2 重经济发展轻扶贫目标 |
| 5.1.3 地方政府的“自利性” |
| 5.2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市场因素 |
| 5.2.1 民族村寨旅游产业的益贫性体现不足 |
| 5.2.2 旅游漏损弱化了扶贫效应 |
| 5.2.3 旅游企业的逐利本质与扶贫的弱关联性 |
| 5.3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社区因素 |
| 5.3.1 社区权利约束 |
| 5.3.2 社区精英俘获 |
| 5.3.3 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缺位 |
| 5.4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贫困人口因素 |
| 5.4.1 参与旅游的动力不足 |
| 5.4.2 参与旅游的资本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和路径选择 |
| 6.1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背景和意义 |
| 6.1.1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背景 |
| 6.1.2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意义 |
| 6.2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理念和内容 |
| 6.2.1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理念 |
| 6.2.2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内容 |
| 6.3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基础和原则 |
| 6.3.1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基础 |
| 6.3.2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4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不同主体角色职能定位及相互合作 |
| 6.4.1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不同主体的角色职能定位 |
| 6.4.2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不同主体的合作机制 |
| 6.5 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的实施路径 |
| 6.5.1 贯彻“有限政府”的旅游扶贫开发理念 |
| 6.5.2 激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的内生动力 |
| 6.5.3 依托本地资源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
| 6.5.4 精英引领民族村寨的组织化建设 |
| 6.5.5 从制度上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所得 |
| 结论 |
| 附录1 |
| 附件2 |
| 参考文献 |
（7）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论溯源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土地权能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 |
|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时段选取与分期理由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期望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两权合于农民(1948——1955) |
| 第一节 土地改革时期尉氏县农地产权变革 |
| 一、土地改革与农民土地所有制建立 |
| 二、尉氏县土改过程 |
| 三、两权合一在农地产权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农业集体化时期尉氏县的互助组和初级社 |
| 一、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发展 |
| 二、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特点及其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
| 第三节 尉氏县农地产权制度阶段性特征及其历史价值 |
| 一、资源的重新分配 |
| 二、农村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
| 小结 |
| 第二章 两权合于集体(1956—1981) |
| 第一节 尉氏县两权合一的高级社 |
| 一、尉氏县高级社的建立和发展 |
| 二、高级社之两权合一 |
| 第二节 尉氏县两权合一的人民公社 |
|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尉氏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之建立 |
| 二、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之两权合一 |
| 三、“包奖结合”的尉氏县模式 |
| 第三节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期尉氏县人民公社之特点 |
| 一、人民公社的平调之风 |
| 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平均主义 |
| 第四节 尉氏县土地产权的特点及其生产效率 |
| 一、生产对土地所有权不完全 |
| 二、劳动工分制无法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 |
| 三、人民公社、集体农作制度与农业生产不协调 |
| 四、政社合一不利于按经济规律办事 |
| 小结 |
| 第三章 两权分置(1982—2013) |
| 第一节 尉氏县两权分置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一、联产到组责任制的演进特征 |
|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 |
|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产权界定 |
| 第二节 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
| 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内容完整化 |
| 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期限长久化 |
| 三、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性质物权化 |
| 四、两权分置与农村土地产权边界 |
| 第三节 尉氏县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实践与绩效 |
| 一、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实践 |
| 二、两权分置农地产权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权分置探索(2014—至今) |
| 第一节 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与三权分置 |
| 一、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的制度创新 |
| 二、三权分置:维护所有权、保障承包权、放活经营权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运行机制实践探索 |
| 一、尉氏县农地流转情况的实践探索 |
| 二、开封市耕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 三、开封市七彩虹农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 四、尉氏县欣富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农地流转实践案例 |
| 第三节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
| 一、延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现实意义 |
| 二、重构集体所有制下的农地产权结构 |
| 第四节 农地三权分置历史意义和制度优化 |
| 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
| 二、尉氏县三权分置制度创新与优化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持续推进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创新选择 |
| 第一节 尉氏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困境及发展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困境分析 |
|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尉氏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创新路径选择 |
|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发展理念创新 |
|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运行环境创新 |
|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 尉氏县农地流转实践案例承包经营相关合同 |
（8）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简述 |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奠基期 |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转型期 |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探索期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 第二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比较 |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 第三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 |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着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测度及耦合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耕地资源的稀缺性评价研究 |
| 1.2.2 农村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耕地资源与农村贫困的关系研究 |
| 1.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关键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关键问题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概况 |
| 1.5.2 研究区划分 |
| 1.5.3 数据来源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资源贫困理论 |
| 2.1.2 资源“诅咒”理论 |
| 2.1.3 空间贫困理论 |
| 2.1.4 贫困形成理论 |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 2.2.1 贫困 |
| 2.2.2 耕地资源贫困 |
| 2.2.3 农村多维贫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重庆市农村耕地资源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
| 3.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3.1.1 研究思路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权重的确定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2 主客观综合权重的确定 |
| 3.3 耕地资源贫困指数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
| 3.3.1 时间序列上动态演变特征 |
| 3.3.2 空间分布上的特征与变化 |
| 3.3.3 各子系统贫困时空分布特征 |
| 3.4 耕地资源贫困指数的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
| 3.4.1 全局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
| 3.4.2 局部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
| 3.4.3 耕地资源贫困空间自相关原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
| 4.1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4.1.1 研究思路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农村多维贫困的维度和指标选取 |
| 4.2.1 指标选取原则 |
| 4.2.2 指标的选取 |
| 4.3 农村多维贫困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
| 4.3.1 时间序列上农村多维贫困变化 |
| 4.3.2 空间分布上农村多维贫困变化 |
| 4.3.3 各维度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4 农村多维贫困地域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4.2 农村多维贫困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分析 |
| 4.5 农村多维贫困时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
| 4.5.1 全局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
| 4.5.2 局部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重庆市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耦合关系研究 |
| 5.1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5.1.1 研究思路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耦合评价指标体系与共生关系检验 |
| 5.2.1 耦合评价指标体系 |
| 5.2.2 共生关系检验 |
| 5.3 耦合水平的时空变化特征 |
| 5.3.1 整体上耦合水平动态分析 |
| 5.3.2 各区域耦合水平动态分析 |
| 5.3.3 各区县耦合水平动态分析 |
| 5.4 耦合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 |
| 5.4.1 数量变化与空间分布特征 |
| 5.4.2 耕地资源贫困滞后型地区的时空演变 |
| 5.4.3 农村多维贫困滞后型地区的时空演变 |
| 5.5 典型县域分析 |
| 5.5.1 城口县：耕地资源贫困滞后型 |
| 5.5.2 潼南区：农村多维贫困滞后型 |
| 5.5.3 巫山县：双贫困同步-协调发展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重庆市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耦合机理研究 |
| 6.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6.1.1 研究思路 |
| 6.1.2 研究方法 |
| 6.2 耦合机理的概念及内容解构 |
| 6.2.1 耦合机理的概念与内涵 |
| 6.2.2 耦合机理的内容解构 |
| 6.3 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耦合作用关系检验 |
| 6.3.1 协整检验与方差贡献率 |
| 6.3.2 基于AR模型的作用关系评价 |
| 6.4 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互动关系分析 |
| 6.4.1 耕地资源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
| 6.4.2 耕地资源贫困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胁迫和倒逼作用 |
| 6.4.3 农村多维贫困对耕地资源贫困的胁迫和倒逼作用 |
| 6.5 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耦合动力机制分析 |
| 6.5.1 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
| 6.5.2 资源禀赋的制约作用 |
| 6.5.3 区位条件的限制作用 |
| 6.5.4 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重庆市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耦合优化调控 |
| 7.1 耦合优化调控的目标 |
| 7.1.1 降低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程度 |
| 7.1.2 缓解区域农村贫困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7.1.3 提升耕地资源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适应水平 |
| 7.2 不同耦合类型地区的优化调控措施 |
| 7.2.1 耕地资源贫困滞后型地区的调控措施 |
| 7.2.2 农村多维贫困滞后型地区的调控措施 |
| 7.2.3 双贫困同步协调发展型地区的调控措施 |
| 7.3 耕地资源视角下的农村扶贫模式探讨 |
| 7.3.1 耕地流转助推农村扶贫模式 |
| 7.3.2 承包地抵押贷款助推农村扶贫模式 |
| 7.3.3 土地整治助推农村扶贫模式 |
| 7.3.4 “地票”交易助推农村扶贫模式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结论 |
| 8.2 研究的创新点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贫困地区发展工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D]. 李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4]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D]. 许可. 河南大学, 2019(05)
- [5]万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977-1986）[D]. 刘雪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6]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D]. 朱宝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7]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1949-至今） ——以河南省尉氏县为例[D]. 刘英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耕地资源贫困与农村多维贫困测度及耦合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D]. 蔡进. 西南大学, 2018(01)
- [10]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宣布失效部分规范性文件和公布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1979年—2010年）的决定[J].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