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进取性战略应对新挑战（论文文献综述）
叶秋彤,李雅婷[1]（2021）在《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以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与平均年龄都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任期越短、年龄越小、学历越高的高管团队越有助于推进企业战略变革;而高管团队的平均性别与企业战略变革没有显着关系,可能的解释是男女高管在战略管理上都各有优势,因此他们对于战略变革的决策无显着性差异。文章研究对于企业应对市场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改善高管团队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伟伟[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温超[3]（2020）在《创业网络、新企业战略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关键时期,创新驱动发展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企业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在创新驱动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是新企业的不断涌现,将创新成果持续市场化,成为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生力军。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以激励和支持创业活动。近年来,中国创业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正如《全球创业观察2016/2017中国报告》指出,中国创业活动指数高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新企业高死亡率成为创业活动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的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有2.5年。对创业实践中微观企业活动的观察发现,大多数新企业很快死亡,但部分新企业能取得优于其它企业的绩效,甚至成长为行业“标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众所周知,新企业创建和成长过程是不断整合资源开发机会的过程,因此创业资源的获取往往是决定新企业能否顺利成长的关键。资源获取一般包含两种方式,即内部积累和外部获取。新企业受限于新入劣势,往往无法通过内部积累的方式获取所需要资源。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同样发生变化,同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各项社会制度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这些变化的发生,意味着新企业创建和成长过程中会面临市场需求、技术发展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不断变化带来的挑战,外部环境呈现模糊性、不可预测性等特点。在这种环境下,利用外部网络关系成为新企业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创业网络成为新企业解决资源问题的关键。创业网络成为研究新企业创建和成长问题的关键视角,解释新企业如何利用创业网络实现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成为创业研究的热点话题和重要方向。本研究整合创业网络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战略选择理论,构建创业网络（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新企业战略（探索型战略和利用型战略）和竞争优势的模型,并且将竞争强度和创业学习能力引入框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角度探究创业网络作用的边界效应,以此揭示创业网络的作用机理,为解释新企业问题提供思路。具体来说,研究了创业网络通过新企业战略影响竞争优势的中介原理,以及竞争强度和创业学习能力对创业网络和新企业战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过程中,根据案例研究的原则,选择了五家新企业进行案例分析,以对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和实践价值进行验证。在案例验证基础上,为了证明研究模型的普适性,本文以大样本调研的方式收集了478家新企业数据,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研究中提出的大多数假设都得到了数据验证,少部分假设没有得到数据支持,这说明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本文以创业网络为切入点,梳理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分析存在的不足,借鉴创业网络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战略选择理论等内容,以案例分析和大样本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中结合中国情境特点,从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角度分析创业网络的构成,考虑了新企业战略的完成依赖于创业网络获取的外部资源,揭示新企业战略（利用型战略和探索型战略）在创业网络影响竞争优势中的中介作用;并且,结合外部环境特点和新企业内部能力问题,深入探讨了竞争强度和创业学习能力对创业网络和新企业战略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既是对已有创业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同时对新企业创业实践中的决策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具体来说,本文的创新性体现为如下三方面:（1）结合中国情境特点,从网络视角分析不同创业网络与新企业战略间的匹配关系,揭示中国情境下新企业利用创业网络实现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研究弥补了创业网络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深入理解创业网络在新企业成长中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2）基于新企业资源缺乏劣势,从探索型和利用型战略视角分析新企业战略,深入探析新企业通过战略实现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为学者研究新企业是否存在战略以及战略作用与成熟企业或大企业是否存区别提供了理论基础,较好地补充了已有战略研究的成果。（3）新企业能否发挥创业网络作用受权变因素的影响,研究以外部因素竞争强度和内部要素创业学习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创业网络和新企业战略的关系,深入剖析了创业网络的作用边界,较好地弥补了已有关于创业网络情境化研究的不足,为更好地发挥创业网络的作用效果提供了理论支撑。总之,通过本研究发现,创业网络是新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新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充分利用不同的网络关系参与市场竞争,恰当利用网络关系有利于新企业解决资源问题从而实现竞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以中国转型情境背景下的新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创业网络的作用机理。新企业受限于新入劣势,往往不能依赖内部积累解决资源缺乏问题,利用网络关系从外部获取资源成为它们成功创业的关键。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选择合适的网络关系以保证战略顺利执行成为新企业能否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然而,已有研究虽然验证了创业网络的重要性,但是尚未清晰地揭示新企业成长过程中创业网络的作用机理,会对创业网络的效果形成一定制约,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对创业网络的研究为新企业更好地实现生存和成长的目标提供了“希望”,能为高死亡率的新企业走出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于红丽[4]（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认为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王阳[5]（2020）在《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族地区环境生态恶化、人口高速流动、传统文化式微等叠加下,各类复杂性、速变性的社会问题倍增。兼具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的非营利组织逐步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社会秩序形成、公民价值观和社会风气的养成等多领域崭露头角,但公信力不高、透明度不足、“小老树”等问题依然存在,组织战略管理流于形式。然而,国家政府的管理模式正在从“管制”走向“治理”、社会利益诉求多元、跨界合作日趋常态化,品牌逐渐成为非营利组织获得社会认同和组织间竞合的利器,品牌管理趋于战略化的形势已经形成。为解决原有管理理念无法回应民族地区对非营利组织的需求,探究走品牌化道路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试图研究品牌如何成为组织事业运行和彰显使命的重要载体?如何在非营利组织的战略管理中建立品牌战略?如何通过品牌管理避免组织内外危机,提升组织发展的软实力?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决策、系统协调与品牌战略规划密切关联成为核心议题。文章应用非营利组织战略管理、组织生命周期的理论工具,与非营利组织品牌IDEA模型共同构成理论基础框架,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通过案例研究、文献研究、访谈方法的应用,基于对困境的分析和国际经验的借鉴,提出促进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的一般性策略,为品牌管理在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战略管理中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路。文章以在民族地区登记注册并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为研究主体,从顶层设计、资源转化和竞合关系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品牌管理的必要性和发力点,界定品牌管理分析的战略视角。具体内容如下:首先,以纵向的历史视角,选取典型非营利组织——凉山本土第一家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少数民族非营利组织为样本,从组织十五年来在品牌管理中的探索,呈现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的经验以及伴随组织自身发展周期遇到的瓶颈。其次,根据个案,围绕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中战略管理的理念和组织生命周期规律,从意识、能力、政策、资源四个层面,分析品牌管理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体系中长期被工具化的原因。再者,以横向的地域视角,对国际非营利组织典型案例的品牌管理进行梳理,从使命驱动、内外聚力、跨界合作等提出国际经验。最后,基于非营利组织IDEA模型,对品牌管理困境进行解困。从确立品牌管理的战略地位、提升资源转化能力、促进个体利益集体化,试图解决我国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的内驱力和对外关系重塑。提出从组织战略管理层面,创新SWOT分析方法,强化评估体系,优化品牌管理机制。综上,结合非营利组织和民族地区的特性,文章论证了品牌管理战略化在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基于以上研究,依据非营利组织品牌IDEA模型,基于品牌完整性、品牌民主化和品牌亲和力三个原则,从组织生命周期规律和战略管理的视角,提炼出一般性的“指向民族地区实践”的品牌管理策略,研判非营利组织发展健康度,干预组织管理战略方案设计及选择。当然品牌管理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随着非营利组织的成长,品牌将不断延伸,品牌管理随着组织发展周期和管理战略调整将一直处于鲜活的状态。
郑俊圭[6]（2019）在《在华韩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经济学一直假设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企业在盈利活动之外,所承担的伦理、环境保护、改善社会福利等责任,即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形象,而且有助于企业的利润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以在华韩资企业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把CSR行为分为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深入分析影响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同时,本研究还把企业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检验了各类CSR行为对企业绩效具体带来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还验证了本土化在上述关系中产生的调节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首先,分析了市场导向、创业导向、网络导向、利益相关者影响和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动机等影响CSR行为的主要因素和CSR行为的相关关系。其中:市场导向与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均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创业导向对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均没有显着影响;网络导向对反应型CSR行为没有显着影响,但与战略型CSR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利益相关者影响与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以进入内销市场为目的的市场进入动机,与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市场导向和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存在部分正相关关系,但是网络导向对企业绩效没有显着影响。其中:市场导向与非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对财务绩效没有显着影响;创业导向与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对非财务绩效没有显着影响;网络导向对非财务绩效和财务绩效均没有显着影响。再次,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与非财务绩效均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对非财务绩效的战略型CSR行为的影响程度大于反应型CSR行为。而且,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与财务绩效均也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对财务绩效的战略型CSR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大于反应型CSR行为。这与先前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前期的研究结果也适用于在华韩资企业。最后,本土化水平在主要CSR影响因素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部分调节效应:第一,本土化在市场导向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部分调节效应;第二,本土化在创业导向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不存在显着的调节效应;第三,本土化在网络导向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部分调节效应;第四,本土化在利益相关者影响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部分调节效应;第五,在东道国市场进入动机和CSR行为的关系之间,本土化存在部分正向的调节效应;第六,本土化在CSR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正向的调节效应。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第一,将战略导向和CSR研究领域相结合,试图寻找新的CSR影响因素,分析其对CSR行为的关系,不仅丰富了战略导向和CSR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机理,还揭示了战略导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影响CSR行为,为跨国公司的CSR研究和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领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二,通过以将创造共享价值的概念引入CSR研究,将CSR行为分为反应型CSR行为和战略型CSR行为,并将企业绩效分为非财务绩效和财务绩效,进而分析CSR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包括创造共享价值在内的战略型CSR行为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对创造共享价值和战略型CSR研究的实证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首次表明本土化水平在CSR影响因素和CSR行为,CSR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上具有调节效果。将本土化扩大到了CSR研究领域,从新的角度发现了本土化效果。第四,在中国学术界首次对外资企业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分析了外资企业的CSR影响因素和CSR行为之间的关系及CSR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刘雨辰[7]（2017）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三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三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三,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三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冯传禄[8]（2016）在《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探讨当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战略性议题。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本文首先厘清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崛起进程中的世界大国,其“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背景、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运作以及印度洋安全架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尝试在地缘战略研究框架下给出相关学术回应。中国地处亚太,背靠亚欧大陆腹地而东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就其地缘战略或海洋战略而言,过去印度洋方向并不构成中国重要战略方向。鉴于周边安全态势、地理限制以及自身力量局限,中国地缘战略向来以亚太为重心,而以往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关注相对集中于邻近自身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本身有其内在必然性,更也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以巴基斯坦为例,2015年中巴正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然而,锐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西印度洋上经（?）瓜德尔港,这都不过只是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积极进取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体现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不过这却也已经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别有用心者,对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正在进行力量投射、资源掠夺、经济殖民等进行大肆炒作。这一类言论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恶化了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在美、印一些战略家看来,所谓“国强必霸”便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所谓“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对相关国家的港口援建以及民事应用就是中国向西扩展以及围堵印度的战略构件。更殊为严峻的是,近年里“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地区同亚太地区已渐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空间,纳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战略视野和前沿部署。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已向印度洋方向扩展,而美印关系出现明显的战略接近,使印度洋方向的美中印战略三角已形成一种并不利于中国的扁平化趋势。此外,印度洋相关海域以及环印度洋的诸多地区本身交织着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素来被世人普遍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可见,对中国而言,印度洋地区绝非可以轻松自如存在的等闲之地,更不是世外桃源。事实上,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而从中国沿海出发西进印度洋的最近航线也有数千公里,中国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有效存在,显然无法像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存在那般便利（无论如何还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陆权）。与此同时,考察当代印度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玩家,中国显然是后到者——作为后来者和外来者,中国拓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不可避免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会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势必都会造成一定冲击。故而,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西进”印度洋,面对着复杂的战略环境、立场各异的行为主体,而自身又处于相对地理劣势,势必会为自己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相关挑战时面临双线受压的风险。鉴于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按理中国应继续对印度洋敬而远之。然而,如今中国在印度洋却是日益积极进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中国会出于怎样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考量,要把以往并不构成自身重要战略方向的印度洋,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甚至作为中国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生长点呢?这实际上就是本文聚焦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已体现出中国决策层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而“西进”堪称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精髓。于中国“西进”视野之下,南亚和印度洋无疑正是“一带一路”沿陆、海西向进发首当其冲的重要战略地区和主要海洋公域。厘清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根本动因和战略逻辑,不仅是中国谋划自身印度洋战略的前提,更也是破除“珍珠链”之说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综合分析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第一章）,以及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第二章）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鉴于印度洋的地理联通性、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发展潜力以及的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局势等因素,今日印度洋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乃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崛起都有了密切而特殊的战略关联。无论就外部压力或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已经不可忽视印度洋战略方向而单从东亚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现在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中国“西进”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可能性、正当性、机遇性和战略性。本文第三章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对的风险和所迎来的机遇之后,指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新姿态或者说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印度洋之危险又或者因为所谓的印度洋的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地位,事实上反倒是中国当前“西进”印度洋具有了相关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并迎来历史性机遇,因此在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视角下,“西进”印度洋可望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带来巨大战略利益——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的根本性动因,又或者说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知与行的核心逻辑。因此,“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印度洋风险,更不是为了争夺印度洋霸权,而是一种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机遇的地缘战略布局。本文的第三章同时还指出,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进”印度洋构成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以及中国探索和平崛起路径、体现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现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拥有了一些有利主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可盲目乐观。机遇性与战略意义,都并不能成为盲目乐观的理由。事实上,要把握历史机遇和实现“西进”潜在的战略意义,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战略阻力和尽可能地化解潜在风险因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巧妙的地缘政治运作来实现恰当的战略目标。客观而言,现在,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或者说怎样“经略”印度洋的相关问题,已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及区域战略的重要关切,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新注目点,进而也构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大而新兴的战略性议题,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然而,今日印度洋,在许多国外战略学者和相关国家战略决策者眼中,已然被视为21世纪大国战略角逐的新兴舞台,而中国因素已然被视为一个对印度洋地区政治格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不容否认,鉴于中国强劲的崛起势头,现在中国和外界之间,除了有合作共赢、相互依存的一面之外,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已悄然形成。对体系霸权国和地区大国而言,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方向扩散,也是与中国博弈和竞争的重要环节。此外,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在中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成为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正式成文的印度洋战略；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尤其在军事力量前沿存在方面,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还殊为有限。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西进”印度洋稳健而恰当的战略谋划,以维持和拓展自身的有效存在。这已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当务之急。固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不可否认,经济手段始终有相关局限性。在经济上分享由中国因素带来的红利,并不妨碍一些国家在政治、安全上对华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诋毁中国、“要挟”中国。鉴于此前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存在,为把握机会和化解风险,当代中国当需要慎重而深入地考虑在印度洋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和参与地区事务这一类地缘政治运作的问题,更也需要密切关注印度洋安全动态,主动参与和塑造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为此,本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较大精力分析了“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和相关战略挑战（第四章）,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第五章）,巴基斯坦战略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因素（第六章）,并在第七章提出了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的相关主张。本文所主张的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构成了本文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在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层面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支柱,更也是本文对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问题,或者说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问题,所给出的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回应。
刘笑阳[9]（2016）在《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文中研究表明15世纪以后,海洋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人类文明进入了更富开拓性的“海洋时代”。同时,世界海洋强国的历史也呈现出一些普遍性逻辑,即（1）国家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需求决定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地位;（2）国家经略海洋的能力决定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效用;（3）涉海大国都可以超越客观环境而崛起为海洋强国,但海洋强国的衰落也是必然的规律。而这些规律的核心要义便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海洋强国战略,必然能够在海洋时代塑造出一个成功的海洋强国。对于诸如中国一般的崛起大国而言,势必要通过合适的战略走向富强,也势必要走上海洋这条通途大道——它在昔日曾经是一条发展的捷径,而现在却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地区性濒海大国,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皆同海洋息息相关。当前,中国海洋经济总量已连续多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以上,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量的90%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多数原油进口需要依赖海运,中国业已在海洋渔业、海运业以及造船业等领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海洋上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相较于陆地边界局势的基本安定,中国近年来的外部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海洋疆土。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及其军事盟国、有海洋争端的邻国等构筑的战略围堵态势,国家的海上战略空间长期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制。作为全球性贸易大国,尽管中国一直都在参与地区海洋秩序的塑造以及融入全球海洋秩序的进程,然而赢得走向海洋的机会却并不等于“赢得海洋”。可以说,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中国保障国家综合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和塑造新型海洋秩序的必然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无论是在政策和研究领域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设计在战略评估、目标确定和手段选择上多少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将选择“海洋强国战略”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一种创新性的解读模式与设计框架。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对海洋强国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将首先总结并归纳研究所需要涉及的核心概念,并将在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中西互通、古今互鉴”为原则,结合海洋时代的整体性趋势和阶段性变化,综合考虑海洋强国战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尝试在基础研究层面为海洋强国战略构建可行的分析框架:海洋强国战略分析的主体是涉海大国,其核心问题是国家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即国家摄取海洋战略价值的能力与意愿之间的互动。同时,涉海大国的国内基础必然要受到所处客观环境的影响,而客观环境所包含的历史趋势、地缘结构和秩序进程之间的结构,既可能对国内基础形成积极塑造,也可能对其产生消极限制。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家便依据其国内基础,设计并实施相应的海洋强国战略。随后,本文还将就分析框架中的四个核心要素——海洋的战略价值、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海洋强国战略的国内基础以及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框架分别进行专门阐述,进而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设计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创新。本文的第二章主要介绍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本章旨在对新航路开辟以来的西方海洋强国发展进行分阶段的历史梳理,并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海洋战略进行重点分析,从而在追溯西方海洋强国演进逻辑的过程中,寻找到海洋与大国兴衰的内在联系,并发掘出西方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其中,本章节将以1415年的休达之战为时间起点,以刚刚结束的2015年为结点,对西方海洋强国战略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基于全球化的深入程度、国际关系史的阶段分野和西方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笔者拟将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开拓时代（1415-1648年）、殖民时代（1648-1845年）、争霸时代（1845-1945年）和“威慑—合作”时代（1945-2015年）。与此同时,本文将从不同时期中挑选出个别国家作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典型案例,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寻找到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历程。本文认为以全球海洋秩序的运转为基础,通过考察核心主导者和强力挑战者在海洋领域的互动,无疑更有利于归纳出西方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逻辑。本文的第三章主要介绍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与相关实践。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并非新近萌生的国家理念,而是两千年来特定历史逻辑的产物。尽管内陆传统长期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但是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作为两个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不存在有些学者所主张的主导和支配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海洋强国探索的历史也呈现出周期性演进的趋势,而国家意愿和能力的互动关系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对中国而言,由于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逻辑以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层面的特殊性逻辑,因此没有如欧洲一样在能力和意愿相匹配的三次峰值上实现向海洋强国的转型。以上述核心观点作为历史梳理和分析的框架,本文从古代的缘起、近代的萌芽和当代的探索三个阶段对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及其战略实践进行了历史梳理,并总结出其中蕴含的历史特点和演进逻辑,即由浅显认知向系统论述演进、由“重陆轻海”向“陆海统筹”演进、由“趋利”向“避害”再向“趋利避害”演进、由探索海洋强国之“术”向塑造海洋强国之“道”演进。本文的第四章主要介绍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设计。本章将以海洋战略价值及其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和国内基础尝试就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设计提出理念性和框架性的建议:（1）海洋强国战略在海洋实力的巩固与提升、海洋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以及海洋秩序的融入与塑造三个方面的基本目标;（2）海洋强国战略的主导理念,即以和平主义为宗旨、以防御现实主义为核心、以经济主义为首务、以地区主义为重点和以合作主义为通途。（3）海洋强国战略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四个层面上的核心内容;（4）海洋强国战略的四项实施原则,即国内与国际的统筹、陆地与海洋的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合作与竞争的统筹;（5）海洋强国战略在中观层面可以侧重考虑的五种联动模式,即中央与地方的联动、政府与民间的联动、战略与战略的联动、部门与部门的联动、产业与产业的联动
陈水胜[10]（2015）在《冷战后欧盟对非洲政策调整析论》文中研究表明欧洲与非洲不仅地缘相近，还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欧共体成立之初即与非洲建立了联系制度，此后又进一步拓展成以发展援助和贸易优惠为主体的“洛美体制”，用以维系欧非之间的“特殊关系”和服务东西方冷战之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持续发生深刻变革，欧、非地区形势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新形势下，传统的欧非关系模式面临多重挑战，越发难以为继。因应新变化、新情况，欧盟开始对非洲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既从总体上对欧非关系模式和欧非合作机制进行综合改革，又有针对性地对重点领域实施分项调整，同时注重各种改革、各项调整之间的有机衔接与协调配合，使之逐渐汇集形成新的、统一的、长期的欧盟对非战略。客观上看，冷战后的欧盟对非政策在思维、框架、举措和手段等各个方面，都较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更具开创性，有了明显的进步。短短的二十年多时间，欧非关系正在由“援助-受援”的传统依附模式向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转型升级。基于冷战后欧非关系的深刻变化，本文以欧盟对非政策调整为主线，围绕“为什么调”、“怎么样调”、“效果如何”、“有何影响”等核心问题，史论结合，分阶段、分领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梳理和研究分析。纵观其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欧盟的对非政策调整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对形势发展变化的一种被动反应，旨在新形势下继续维系欧非之间的“特殊关系”，谋求对非关系新优势，以此维护欧盟的非洲利益；同时，欧盟对非政策调整又是一种主动作为，与其冷战后成长壮大息息相关，反映出了欧盟作为特殊的全球行为体的目标定位与理想抱负。当然，无论是被动反应还是主动作为，欧盟对非洲政策的结构性调整都将对欧非关系、其他行为体同非洲的关系，乃至整个国际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值得持续加以关注。对中国而言，非洲同样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础。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以便能妥善应对，更好地发展中非关系，加快打造“3.0版”的中非合作。
二、以进取性战略应对新挑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进取性战略应对新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1）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 |
| （二）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 |
| （三）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 |
| （四）高管团队的平均性别。 |
| 三、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
| 1. 战略变革（SC）。 |
| 2.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 |
| 3. 控制变量。 |
| 四、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检验结果与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结论和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1. 企业应关注高管团队的年龄构成，避免形成过于高龄化的高管团队。 |
| 2. 企业应注重高管团队学历水平和专业背景的提升。 |
| 3. 企业应注意任期的调换，避免高管团队固化。 |
| 4. 企业应逐渐消除性别歧视，女性高管对企业战略转型升级也有独到的优势。 |
（2）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创业网络、新企业战略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创业网络理论 |
| 2.1.2 资源依赖理论 |
| 2.1.3 战略选择理论 |
| 2.2 创业网络相关研究 |
| 2.2.1 创业网络的内涵 |
| 2.2.2 创业网络研究的主要问题 |
| 2.2.3 创业网络与战略选择 |
| 2.2.4 创业网络研究存在的不足 |
| 2.3 新企业战略相关研究 |
| 2.3.1 新企业战略的内涵和构成 |
| 2.3.2 新企业战略的分类 |
| 2.3.3 新企业战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 |
| 2.4 竞争强度相关研究 |
| 2.5 创业学习能力相关研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构建与案例验证 |
| 3.1 变量的内涵及维度 |
| 3.1.1 创业网络 |
| 3.1.2 新企业战略 |
| 3.1.3 竞争强度 |
| 3.1.4 创业学习能力 |
| 3.1.5 竞争优势 |
| 3.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案例验证 |
| 3.3.1 研究设计 |
| 3.3.2 案例企业介绍 |
| 3.3.3 案例分析和模型验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 创业网络与竞争优势 |
| 4.1.1 商业关系与竞争优势 |
| 4.1.2 政治关系与竞争优势 |
| 4.2 新企业战略与竞争优势 |
| 4.2.1 探索型战略与竞争优势 |
| 4.2.2 利用型战略与竞争优势 |
| 4.3 创业网络与新企业战略关系 |
| 4.3.1 商业关系与新企业战略 |
| 4.3.2 政治关系与新企业战略 |
| 4.4 新企业战略的中介作用 |
| 4.4.1 利用型战略的中介作用 |
| 4.4.2 探索型战略的中介作用 |
| 4.5 竞争强度和创业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 |
| 4.5.1 竞争强度对创业网络与新企业战略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5.2 创业学习能力对创业网络与新企业战略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5.2.1 数据收集 |
| 5.2.2 样本特征 |
| 5.3 变量测量 |
| 5.4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
| 5.5 信效度与信度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实证分析 |
| 6.1.1 创业网络与竞争优势关系检验 |
| 6.1.2 新企业战略与竞争优势关系检验 |
| 6.1.3 创业网络与新企业战略关系检验 |
| 6.1.4 新企业战略的中介作用 |
| 6.1.5 竞争强度和创业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2.1 创业网络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
| 6.2.2 新企业战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
| 6.2.3 创业网络对新企业战略的影响 |
| 6.2.4 新企业战略的中介作用分析 |
| 6.2.5 竞争强度、创业学习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3 对创业实践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本研究的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 (一)综合国力 |
| (二)同盟体系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 |
| 第五节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发展取得的成绩 |
| 一、缓冲民族地区社会矛盾 |
| 二、有效补充弱势群体社会需求 |
| 三、支持地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第二节 非营利组织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政社间缺位与越位 |
| 二、组织间发展不平衡 |
| 三、专业化瓶颈明显 |
| 四、跨民族公益实践障碍 |
| 第二章 品牌管理在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功能 |
| 第一节 非营利组织内在发展的客观需要 |
| 一、塑造组织形象,吸纳优质资源 |
| 二、激发民族责任感,有效传递组织价值 |
| 三、提供综合预判,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非营利组织外部战略的现实需求 |
| 一、处理竞合关系 |
| 二、对外问题管理 |
| 三、参与社会治理 |
| 第三章 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个案选取缘由与基本情况 |
| 一、玛薇中心的使命与组织架构 |
| 二、玛薇中心发展历程及品牌管理阶段 |
| 第二节 玛薇中心品牌管理的实践情况 |
| 一、确立机构使命,开展品牌行动 |
| 二、汇聚民族伙伴,开发彝族文化项目 |
| 三、力促区域联合,提升组织影响 |
| 第三节 玛薇中心品牌管理制约因素 |
| 一、品牌战略与组织发展不适应 |
| 二、资源匹配与组织发展不协调 |
| 三、公共关系与组织发展波折和蜜月并存 |
| 第四章 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困境与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面临的困境 |
| 一、战略重视不足,品牌完整性被破坏 |
| 二、资源转化乏力,品牌建设参与低 |
| 三、利益相关方沟通僵化,潜在恶性竞争 |
| 第二节 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
| 一、战略意识滞后,影响决策制定 |
| 二、培养体系不健全,影响能力提升 |
| 三、政策贯彻不力,影响落实成效 |
| 四、经济与智力支持薄弱,影响资源保障 |
| 第五章 国际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际非营利组织的品牌管理经验 |
| 一、绿色和平组织品牌理念 |
| 二、绿色和平组织的品牌管理架构 |
| 三、绿色和平品牌管理战略的周期迭代 |
| 第二节 国际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的启示 |
| 一、使命驱动品牌周期管理 |
| 二、由内向外聚合品牌倡导者 |
| 三、开源姿态接纳外部嵌入 |
| 第六章 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品牌完整性,确立品牌管理的战略地位 |
| 一、建立以使命为核心的品牌价值体系 |
| 二、深化切合组织特征的品牌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发挥品牌民主化,提升资源转化能力 |
| 一、整合组织品牌,强化内外参与 |
| 二、激活民族责任感,打造竞合软实力 |
| 第三节 塑造品牌亲和力,促进个体利益集体化 |
| 一、建立外部和谐,形成联盟战略 |
| 二、运用传播平台,建立长效协作 |
| 三、激发集体影响力,改善政策环境 |
| 第四节 建构品牌评估体系,提升管理效能 |
|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
| 二、定期检查品牌管理战略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在华韩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 |
| 1.1.2 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本土化战略之间关系 |
| 1.1.3 在华韩资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本土化战略之间关系 |
| 1.1.4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 |
| 1.3.2 市场导向的概念界定 |
| 1.3.3 创业导向的概念界定 |
| 1.3.4 网络导向的概念界定 |
| 1.3.5 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界定 |
| 1.3.6 东道国市场进入动机的概念界定 |
| 1.3.7 本土化的概念界定 |
| 1.3.8 企业绩效的概念界定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步骤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步骤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
| 2.1.1 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 |
| 2.1.2 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 |
| 2.1.3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4 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类型研究 |
| 2.1.5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2.1.6 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2.1.7 小结 |
| 2.2 市场导向研究综述 |
| 2.2.1 市场导向的维度 |
| 2.2.2 市场导向的相关研究 |
| 2.2.3 小结 |
| 2.3 创业导向研究综述 |
| 2.3.1 创业导向的维度 |
| 2.3.2 创业导向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网络导向研究综述 |
| 2.4.1 网络导向的维度 |
| 2.4.2 网络导向的相关研究 |
| 2.4.3 小结 |
| 2.5 利益相关者研究综述 |
| 2.5.1 利益相关者的维度 |
| 2.5.2 利益相关者的相关研究 |
| 2.5.3 小结 |
| 2.6 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综述 |
| 2.7 本土化研究综述 |
| 2.7.1 本土化的维度 |
| 2.7.2 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
| 2.7.3 小结 |
| 2.8 现有研究局限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模型与假设提出 |
| 3.1 研究模型 |
| 3.1.1 研究模型的框架 |
| 3.1.2 研究模型的建立 |
| 3.2 假设提出 |
| 3.2.1 市场导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2 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3.2.3 创业导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4 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3.2.5 网络导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6 网络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3.2.7 利益相关者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8 东道国市场进入动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影响 |
| 3.2.9 CSR行为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
| 3.2.10 本土化水平的调节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对象与调研过程 |
| 4.1.1 研究对象 |
| 4.1.2 研究设计 |
| 4.1.3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4.1.4 数据分析 |
| 4.2 变量操作化定义与测量 |
| 4.2.1 因变量 |
| 4.2.2 自变量 |
| 4.2.3 调节变量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果 |
| 5.1 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地区及产业的分布 |
| 5.1.2 投资时期的分布 |
| 5.1.3 投资形态的分布 |
| 5.1.4 销售市场的分布 |
| 5.1.5 雇佣员工的现状 |
| 5.1.6 CSR行为的类型 |
| 5.2 量表质量验证 |
| 5.2.1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的验证结果 |
| 5.2.2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Test)的验证结果 |
| 5.2.3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验证结果 |
| 5.3 测量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
| 5.4 测量模型的效度检验结果 |
| 5.4.1 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 |
| 5.4.2 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 |
| 5.5 同源误差检验 |
| 5.6 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
| 5.7 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研究启示 |
| 6.3.1 理论启示 |
| 6.3.2 实践启示 |
| 6.3.3 政策启示 |
| 6.4 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6.4.1 研究的局限 |
| 6.4.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7）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基本内容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边界限定 |
| 一、海权 |
| 二、东亚海权战略 |
| 第二节 战略行为归因: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理论构建 |
| 一、行为发生的一般机理 |
| 二、国家战略行为:理论解释的多元视角 |
| 三、国家战略行为:一个新的归因框架 |
| 第三节 权力、身份与不确定性:国家战略行为变量的研究假设 |
| 一、自变量的选择 |
| 二、主要变量的相互关系 |
| 三、战略调整的基本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权成长轨迹: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冷战前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创建大陆海军:美国海权的源起 |
| 二、角逐西太平洋:美国东亚海权的建立 |
| 三、打赢太平洋战争:美国东亚海权的发展 |
| 第二节 冷战期间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海洋遏制: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指南 |
| 二、海洋威慑: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路标 |
| 三、海洋干涉: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导向 |
| 四、海洋缓和: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构想 |
| 五、重振海洋: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新思维 |
| 第三节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海权战略 |
| 一、海洋防务收缩: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调整 |
| 二、海洋新型战争: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转型 |
| 三、海洋反恐倡议: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发展 |
| 四、亚太再平衡: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再布局 |
| 第四节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特征与逻辑 |
| 一、全方位转型: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主要特征 |
| 二、制衡新兴大国: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基本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权力结构变动: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力 |
| 第一节 权力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权力的内涵 |
| 二、权力的来源 |
| 三、霸权国战略调适的权力逻辑 |
| 第二节 全球权力中心迁移: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
| 一、新场域:全球权力转移的时空条件 |
| 二、多维度:全球权力转移的表现 |
| 第三节 东亚权力结构变动:从单中心转向双中心 |
| 一、中美国际权力的重构 |
| 二、东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双中心结构的形成 |
| 第四节 东亚海权生态变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 |
| 一、海军现代化:东北亚海权发展的新态势 |
| 二、海军新战略:东南亚海权发展的新蓝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身份需求扩张: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内驱力 |
| 第一节 身份需求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身份需求的内涵 |
| 二、身份需求的逻辑 |
| 三、身份需求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 |
| 第二节 海洋主导国的身份构建:美国东亚海权的生成基础 |
| 一、禀赋与机遇:海洋主导国建立的双翼 |
| 二、海权论: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理论指南 |
| 三、经济支持: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物质基础 |
| 四、海军实力:海洋主导国建立的硬道理 |
| 第三节身份需求: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原动力 |
| 一、角色身份:美国利益的东亚路标 |
| 二、战略价值:美国身份的东亚认知 |
| 三、霸权身份需求:美国的东亚海洋利益分布 |
| 第四节 身份依赖: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霸权逻辑 |
| 一、身份利益: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的指南针 |
| 二、战略意图: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的本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确定性搅动: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干扰力 |
| 第一节 不确定性与霸权国的战略调适 |
| 一、不确定性的内涵 |
| 二、不确定性的来源 |
| 三、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调适的影响 |
| 第二节 海权结构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安全困境 |
| 一、海洋军备竞赛:东亚海洋安全的基本趋势 |
| 二、防务开支增长:东亚国家的海洋安全政策 |
| 第三节 海洋政治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争端 |
| 一、海洋领土争端:东亚国家战略互信的障碍 |
| 二、渔业资源争端:东亚国家海洋冲突的诱因 |
| 三、海洋能源开发争端:东亚国家海洋合作的难题 |
| 四、地区冲突热点:东亚国家海洋纷争的现实隐患 |
| 第四节 海洋环境的不确定性:东亚海洋非传统威胁 |
| 一、海洋恐怖主义:东亚海洋安全的新挑战 |
| 二、海上有组织犯罪:东亚海洋安全的新热点 |
| 三、海盗问题:东亚海洋安全的新难题 |
| 四、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东亚海洋安全的新博弈 |
| 五、海洋环境恶化:东亚海洋安全的新议程 |
| 第五节 海洋秩序的不确定性:东亚国家的海洋战略 |
| 一、海洋秩序挑战:新兴大国的海洋崛起 |
| 二、海洋安全挑战:非民主国家的海洋威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能力与策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支持路径 |
| 第一节 海权资源重配:权力竞争压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技术资源:保持海洋军事技术领先 |
| 二、人力资源:加强海军人才开发与利用 |
| 三、经济资源:加快海洋产业经济发展 |
| 四、财政资源:加大海军财政经费投入 |
| 五、制度资源:完善海军体制机制建设 |
| 第二节 海权能力提升:身份需求动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能力目标:未来海权的方向 |
| 二、海上打击能力:全域机动作战 |
| 三、海上防御能力:打造海上盾牌 |
| 四、海上保障能力:提升海洋后勤供给 |
| 五、网络安全能力:扩大海上虚拟作战空间 |
| 第三节 海洋外交优化:不确定性张力下的战略调适 |
| 一、合作策略 |
| 二、制衡策略 |
| 三、孤立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研究限度 |
| 三、后续研究 |
| 四、未来发展趋势 |
| 五、中国海权发展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缩略词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战略环境 |
| 第一节 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特性 |
| 一、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 |
| 二、突兀的南亚次大陆 |
| 三、规律性的印度洋季风和洋流 |
| 四、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
| 第二节 环印度洋的全球地缘政治“破碎地带” |
| 一、印度洋地区的范围和国家组成 |
| 二、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生态 |
| 第三节 印度洋地区国际战略地位步入快速上升通道 |
| 一、“印太”概念勃兴 |
| 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及当前战略新姿态 |
| 一、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 |
| 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战略新姿态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中国国家大战略的顶层设计 |
|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重心的调整 |
|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战略新布局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错误知觉” |
| 一、“错误知觉”相关表征 |
| 二、“错误知觉”的现实背景 |
| 三、“错误知觉”之批判 |
| 四、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 |
| 一、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利益 |
| 二、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环境 |
| 三、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机遇 |
| 四、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能力和理念 |
| 第二节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义 |
| 一、“西进”印度洋：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
| 二、“西进”印度洋：中国海洋战略(海权战略)的生长点 |
| 三、“西进”印度洋：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经济转型的新布局 |
| 四、“西进”印度洋：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及大国作为的“试验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及相关挑战 |
| 第一节 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特征 |
| 一、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 |
| 二、“一家独大”的地区政治经济格局 |
| 三、一种复杂的地区安全局面 |
| 四、相对低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及一条明显的区域裂痕 |
| 第二节 南亚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
| 一、南亚是“一带一路”战略图景中的海陆交汇地带 |
| 二、南亚是中国构建和谐周边的重点地区和难点地区 |
| 三、南亚是中国大西部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地缘依托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在南亚周边面临的相关挑战 |
| 一、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
| 二、印度相关博弈动态令中国承压 |
| 三、美国对华“再平衡”在“印太”空间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战略对接：有效政策选项抑或伪命题 |
| 一、相关动态与学者策论 |
| 二、研究评析和相关问题 |
| 三、“季风计划”及其内在局限性 |
| 四、印度的“门罗主义”和地缘政治焦虑 |
| 五、印度的“对冲策略”和“战略模糊”手段 |
| 六、印度的“制衡者”和“监管者”角色 |
| 第二节 现阶段中印新型强邻关系的定位 |
| 一、中印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
| 二、在中印关系多重属性中居支配地位的是互为强邻的地缘政治属性 |
| 三、对印政策应有的整体性战略思维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进”视野下的巴基斯坦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巴基斯坦 |
| 一、巴基斯坦国家概况 |
| 二、“一带一路”视野下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 |
| 第二节 “中巴经济走廊”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
| 第三节 对瓜达尔港的相关思考 |
| 一、中国与瓜达尔港的历史渊源 |
| 二、对中国而言,瓜达尔港具有十分重要的潜在的战略价值 |
| 三、对瓜达尔港的几点看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进”视野下中国“陆海相撑共进”战略路径探讨 |
| 第一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合小稳大”的南亚融合战略 |
| 一、促进地缘意义上中国与南亚的多个维度融合 |
| 二、中国的南亚战略诉求应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 |
| 三、中国的南亚战略取向不应“合小攻大”却要“合小稳大” |
| 第二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 |
| 一、对印度洋战略环境两种认知误区 |
| 二、当前中国在印度洋安全合作局面及其成因 |
| 三、印度洋安全架构新构想：协治安全 |
| 四、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讨论 |
| 五、中国促成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初步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9）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 |
| 一、中文文献的总体定量分析 |
| 二、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评析 |
| 三、国外代表性研究成果略析 |
| 四、既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路径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第四节 论文的结构内容 |
| 第一章 海洋强国战略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相关概念 |
| 一、战略的内涵 |
| 二、海洋强国的概念 |
| 三、海洋（强国）战略的界定 |
| 第二节 海洋的战略价值 |
| 一、本体性价值 |
| 二、载体性价值 |
| 三、观念性价值 |
| 第三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 |
| 一、历史趋势 |
| 二、地缘结构 |
| 三、秩序进程 |
| 第四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国内基础 |
| 一、国家的海洋定位 |
| 二、国家的海洋实力 |
| 三、国家的海洋利益 |
| 四、国家的海洋观念 |
| 第五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框架 |
| 一、海洋强国的战略观念（思想） |
| 二、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 |
| 三、海洋强国的战略手段 |
| 四、海洋强国的战略评估 |
| 第六节 海洋强国战略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历史逻辑 （1415-2015年） |
| 第一节 扩张时代（1415-1648年） |
| 一、葡萄牙——“大航海时代”的先锋 |
| 二、西班牙——“无敌战舰”与“新世界” |
| 三、荷兰——飞翔的“海上马车夫” |
| 第二节 殖民时代（1648-1845年） |
| 一、英国——“日不落”的荣光 |
| 二、法国——扎根大陆的“蓝百合” |
| 三、俄国——“为出海口而战” |
| 第三节 争霸时代（1845-1945年） |
| 一、美国——鹰，从海上腾飞 |
| 二、英国——帝国的余辉 |
| 三、日本——“脱亚入欧”的武士 |
| 四、德国——“剑与犁” |
| 第四节“威慑—合作”时代（1945-2015年） |
| 一、美国——飘扬七海的星条旗 |
| 二、苏联/俄罗斯——“红色海军”的兴衰 |
| 第五节 西方海洋强国战略的历史逻辑 |
| 一、西方海洋强国战略历史的普遍性逻辑 |
| 二、西方海洋强国战略历史的特殊性逻辑 |
| 第三章 中国海洋强国思想的历史逻辑 |
| 第一节 中国海洋强国历史的逻辑线索 |
| 一、中国海洋强国的历史线索 |
| 二、中国海洋强国历史的普遍性逻辑 |
| 三、中国海洋强国历史的特殊性逻辑 |
| 第二节 缘起：古代中国的海洋思想 |
| 一、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一周期 |
| 二、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二周期 |
| 三、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三周期 |
| 第三节 萌芽：近代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 |
| 一、地主阶级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海洋强国思想 |
| 三、民国时期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第四节 探索：当代中国的海洋强国思想 |
|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四、2002-2012年中国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五、十八大以来的海洋强国思想与实践 |
| 第五节 中国海洋强国思想的演进与启示 |
| 第四章 中国海洋强国的战略评估与框架设计 |
| 第一节 海洋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价值 |
| 一、本体性价值 |
| 二、载体性价值 |
| 三、观念性价值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环境 |
| 一、历史趋势 |
| 二、地缘结构 |
| 三、秩序进程 |
| 第三节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国家基础 |
| 一、中国的国家海洋定位 |
| 二、中国的国家海洋实力 |
| 三、中国的国家海洋利益 |
| 第四节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框架设计 |
| 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目标 |
| 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主导理念 |
| 三、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 |
| 四、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原则 |
| 五、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联动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冷战后欧盟对非洲政策调整析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后欧盟调整对非洲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冷战时期的欧共体对非政策回顾 |
| 第二节 冷战后非洲地区形势变化与战略地位变迁 |
| 第三节 冷战后欧盟对非政策新思维与新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欧盟谋求与非洲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 第一节 关系定位由依附趋向平等 |
| 第二节 政策机制由分散趋向统一 |
| 第三节 合作内涵由单一趋向综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盟对非洲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欧盟发展援助政策的改革 |
| 第二节 对非发展援助政策由中立转向干预 |
| 第三节 对非发展援助政策调整的个案考察 |
| 第四节 发展援助体制下的对非贸易政策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对非洲的危机干预政策 |
| 第一节 欧盟安全战略与对非危机干预政策 |
| 第二节 欧盟对非危机干预行动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欧盟对非危机干预行动的个案考察 |
| 第四节 从军事干预利比亚看欧盟危机干预行动的新动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欧盟对非洲政策调整的第三方因素 |
| 第一节 欧美在非洲竞合关系“新常态” |
| 第二节 欧非关系转型中的“中国因素” |
| 第三节 其他新兴大国逐鹿非洲对欧非关系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四、以进取性战略应对新挑战（论文参考文献）
- [1]高管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J]. 叶秋彤,李雅婷. 商业会计, 2021(15)
- [2]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3]创业网络、新企业战略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D]. 温超. 吉林大学, 2020(03)
- [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5]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品牌管理研究[D]. 王阳.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6]在华韩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D]. 郑俊圭.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08)
- [8]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D]. 冯传禄. 武汉大学, 2016(01)
- [9]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理论探索、历史逻辑和中国路径[D]. 刘笑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冷战后欧盟对非洲政策调整析论[D]. 陈水胜. 外交学院,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