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杜拉斯在她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三部“爱情自传写作”中，对法国女孩与中国男人的爱情故事、中国情人的书写呈现出了不同的面目、不同的形象，作者/叙述者对“中国情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本文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对这三个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认为“中国情人”是上述三个小说文本中共同塑造的重要的他者形象，在三部小说的人物体系中，“中国情人”处于主要甚至核心的地位。杜拉斯在不同的时期创作出的这三部小说中，“中国情人”呈现了不同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中国情人”形象的创造也并非杜拉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通过她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社会集体想象物”描绘出来的，“中国情人”形象负载了法国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杜拉斯在对“中国情人”形象的塑造中，必然导致对自我民族的观照和透视，“中国情人”形象形成的同时伴随着创作主体自我形象的形成。而且，他者形象也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杜拉斯在对“中国情人”形象的反复重构中也映现出了创作主体自我认知轨迹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