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分为六大部分。第一章首先探讨《孟子》文本中“良知”的逻辑演进。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他通过与告子论辩等一系列方法来说明人人皆具的本善之性是天生固有的。性由心显,本善之性通过仁义礼智之心显现出来,是为“良心”。人生来即有对“良心”的直觉与肯认,是为“良知”。孟子通过对“见孺子将入于井”、“齐宣王不忍之心”情境的描述,让人亲身体证这种“良知”的存在,它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就在人的当下“不忍”之中。第二章主要阐述孟子学说及其“良知”思想在汉唐的境遇。汉代,孟子学受到冷落。在孔孟之学不传的千年之后的唐代,韩愈、李翱通过吸收佛老之学,在儒家原始经典之中寻找安身立命的依据,尤以李翱的“性善情恶”论最为著名。这是宋代理学家们探讨的心、性、情问题之先声。第三、四、五章主要探讨“良知”思想在宋代发展的两种端向。在《孟子》中的“知”,是一种天生的道德直觉,是“尽心知性知天”的“知”。这一点,明道、五峰、象山都是承继孟子而来的。朱子则异于此,他将《大学》“格物致知”的“知”与《孟子》“良知”之“知”混同起来,并用“以此知彼”的主客对待模式来理解“知”。很明显,这是与《孟子》原意不相合的,也与明道、象山之大宗相异,它是对“良知”理解的歧出。朱子从理性思维出发,“心具众理而应万物”,心是认知主体,理是认知客体。这样,“良知”就包含了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德性与知识等之间的关系,正是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紧张,才推动了“良知”思想向理论深处发展。其中,第三章讨论明道“仁体一本论”对孟子“良知”思想的发展,仁体包括三种内涵：仁体本性是生生不息的、仁体可以自觉、识仁是一种“本体即功夫”的方式。第四章着重讨论朱子对“良知”理解的歧出。分别表现在对“知觉”的理解、对心性情关系的理解、对已发未发与察识涵养的理解上,明显地表现出与明道、上蔡、五峰等人的不同。第五章主要讨论象山对孟子“良知”思想的继承,并探讨了他和朱子对“良知”理解不同的根本原因：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良知”思想正是通过以上几个时代思想家的精彩诠释,才显现出其本有的发展路向。这些理论阐释的深入与细化,为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提出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石。因此,结语部分则简略地讨论了王阳明对“良知”两种发展端向的总结,并将良知作为本体,涵摄人的自然质性一切的表现形式。它同时为牟宗三“良知坎陷”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