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随着农村工业污染日益严重,农民与污染企业的矛盾不断升级,引起当地农民的反抗,甚至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本文选取了有“工业重镇”美誉的X镇作为研究地点,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X镇周边居民进行个案访谈,通过对当地农民与污染企业的抗争过程及特征分析,得出农民的环境抗争是有限的抗争,并进一步分析影响环境抗争结果的内部因素和制约环境抗争的外部因素,以弥补社会学在环境抗争研究方面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当地农民与污染企业的抗争过程中,农民经常采用的抗争手段是上访、利用媒体和“闹事”三种方式,并具体表现出以经济补偿型的环境抗争为主,缺乏一定的组织性和连贯性,在手段的运用上也保持着理性的克制等特点。可以说,农民的环境抗争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借势”和“造势”的抗争策略,在“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之间寻求抗争的生存空间。不过,从抗争目标的设定、抗争手段的运用及抗争的结果和影响上来看,农民的环境抗争是有限的,只能获得局部的经济补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环境。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外部缺乏建构环境问题的土壤造成了农民有限环境抗争的结果。农民抗争主体的局限性、受益人与受苦人的双重身份、众多选择沉默的农民是制约农民环境抗争的内部因素；技术专家独立性的缺乏、媒体监督功能的失调、污染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共谋”、缺乏农村环境知识的普及者、没有形象的词汇关注和形容农村环境问题、缺乏制度化的赞助者这一系列的因素使得农村环境问题没有被成功建构出来,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环境抗争结果的有限。所以,自身水平有限的农民在有限的场域内发挥的作用和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