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任昉出身清顯，祖上是山東樂安郡博昌縣的世族。晉東渡以後，在南兗州僑置了博昌縣，即今天的揚州，任家世代居住在這裡。任昉的母親為聞喜縣裴氏，也是山東巨族，他與文惠太子蕭長懋、竟陵王蕭子良、裴子野等是從中表。任姓門第較高，跟他們交流的都是高門貴族，任昉從小就受到貴族們的賞識，有很高的聲譽。任昉字彥昇。“昉”是齊語，暗寓了任昉是山東高門。“昇”是“升”的俗語，表明了與南方俗族融合之意。“昉”和“昇”都是開始的意思，窮極其源，這與任家信奉佛教有關。名和字意義相同，是當時士大夫命名的通例。“彥”是美貌的男士。六朝的時候，文士們十分講究風流倜儻，有許人都取字為“彥”。任昉的小名“阿堆”，“堆”是“阜”的俗字，這裡面暗寓了一飛沖天、一鳴驚人的典故，寄托了家人對任昉的期望。任昉由於門第很高，加之從小孝敬長輩，十分好學，容貌偉岸，得到鄉親故舊的稱讚，十六歲被舉為本州的小官，舉了秀才，當了太常博士。整個宋代，任昉的職位都很低，俸祿也很少。到了齊代，任昉得到王儉和蕭子良的賞識，屢屢得到提拔。王儉和蕭子良由於政治鬥爭失敗，先後早早死去。任昉沒有了依靠，還遭到齊明帝的猜忌、長期得不到重用，萬般無奈之際，只得忍辱投靠了梅蟲兒。直到梁武帝王建國，作為梁武帝在蕭子良幕府的老朋友，任昉才得到了重用。任昉從南朝宋就開始了交遊活動，他的結交十分廣泛，幾乎參與了齊梁時代所有有影響的文人集團。在任昉的交往圈子中，有北方的高門，也有南方的素族；有顯宦，也有隱士。最為難得的是，任昉利用自己的影響，提拔和培養了大批出身低微的後進文士，這些文士對梁代的政治革新和文學革新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作為齊梁文士交遊的典型代表，任昉受到時人的褒貶。劉孝標甚至還為此寫了一篇十分出名的《廣絕交論》。我們認為，任昉一生的交遊，至少產生了以下效果：其一，促進了南北家族的融和；其二，加強了名教與隱倫間的溝通；其三，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其四，推動了詩體的革新。任昉是齊梁時期的歷史學家，曾做過梁武帝的史官，但沒有任昉寫過正史的記錄。我們只知道任昉寫過地理書和雜傳。雜傳的詳情不可考，地理書卻能知道一些眉目。我們從隋唐的目錄中把任昉地理書書目一一考錄出來。任昉的地理學大體屬於方志一類，直接受到王儉與陸澄二人的影響，集漢、晉、宋、齊，南方與北方地理學之大成。任昉還是很有成就的目錄學家。他家裹十分貧困，但他從十六歲就做了學官，開始鈔錄書籍，直到他死在新安任上，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他蒐集了一萬多冊書籍。他還鑽研了目錄，包括四部目錄和七部目錄。在當時，鑽研書目是一種風氣。由於他在書籍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梁國建國初期，他受命搜羅書籍，並編寫了《天監五年秘閣四部書目》。這是梁代的首部書目，對後代有開創之功，產生了重大影響。任昉是梁代的文章家，有《文章緣起》傳世。清人認為它是一部偽作，但所舉的四條证據都不能成立，我們卻能舉出六條證據來說明今本《文章緣起》大抵是任昉當年所作的原貌。我們考察了“文章”、“緣起”、“始”的含義，知道這部書是在南朝文章學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寫成的，總結了漢代以來文章別集和總集的编篡學成果，吸收了佛教的缘起思想，歸納了八十四種文體，並一一道出其本原。《文章緣起》認為，大部分文體都產生於漢代，這是一種很先進的文體學思想，比起那些源於六經或戰國的文原論來，更加接近文體發生的事實。在當時，文章與經術尖銳對立的情況標舉文原學，是文章學獨立的表現。《文章緣起》在著述上沿用了南朝文章學的慣例，保留了別集和名稱，為我們深入研究漢以來別集提供了可貴的線索，完全可以和《詩品》、《文心雕龍》互相發明。由於《文章緣起》的分類主要是從編纂學的角度來考慮，所以分類注重於文體的形式而不在内容，加之使用的一級目錄分類法，所收的文體達八十四種之多。儘管後人認為《文章緣起》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它確實代表了當時文體學的最高成就，為蕭統的《文選》確立了文體分類的基礎，也啟發了劉勰的文原思想。更為深遠的是，任昉的文原思想，一直影響到清代，我們完全可以梳理出一條文原學的發展脈絡。如果我們將文體學細分為四種：一是釋名學，一是文原學，一是文選學，一是文品學。那麼，任昉在文章學上的地位十分明顯，他是文原學的祖師。作為齊梁詩壇一個代表性的詩人，任昉詩的顯著特征是用事。我們很難從現存的任昉詩中發現這一特點，只能從與任昉同時的評論中知道這一情況，在《述異記》中，我們略微可以看到一些痕跡。任昉用事和沈約完全不同。沈約提出三易說，其中一條是易見事，即詩中典故要常見，容易被人理解。任昉作詩，典故來自很生僻的方志與小說。順著《詩品》和《南齊書·文學傳序》提供的線索，我們還可以考出齊梁時期任昉身後的一個詩派，包括謝超宗、丘靈鞠、劉祥、檀超、鍾憲、顏則、顧則心、王融、劉繪、丘遲、劉苞、劉孝綽、王僧孺等人。原來，詩中指事，早在建安時期就開始了。但那時的指事，只是為了更清楚地敘述和抒情。晉代傅咸和應璩，發展到直接引經典入詩。宋代的顏延之、謝莊等人，用事更為典密，越來越學術化了。齊梁時期，任昉一系詩人，由於長期蒐集鑽研雜史類書，受經學影響不深，就在詩中引入一些經史以外的典故。再進一步比照，任昉詩派在回歸歷史傳統中尋找詩歌革新的道路，沈約詩派在學習世俗、接收外來聲律中突破舊體詩歌的樊籬。沈約和任昉所代表的，是自宋以來五言詩革新的兩種思潮，和整個世界中世紀文學革新的兩種趋勢遙相呼應。到了梁代後期，這兩股思潮合二為一，終於引發了宫體詩從内容到形式的嶄新革命。研究任昉詩派在今天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任筆知名度很高。在南朝，筆這個概念用得很廣，但意義卻含混不清。我們將筆放到言筆、刀筆、詩筆和文筆中加以厘辨，知道筆是指書面語言、歷史與公文、詩以外的一切文字。只有文筆一詞最飄忽不定，原來，這個筆只是一種習慣叫法，根本沒有什麼固定的意義。通過這些考察，我們知道，任筆是與任詩相對的概念，它涵括了任昉作品中除詩歌以外的所有文體。任筆的敘事和說理功能很強，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使事用典形式豐富、恰當自然，行文縝密、委婉自如。任筆的風格受到傅咸、王儉的直接影響，並對北齊魏收、陳代的庾信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從駢文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任筆是由宋代過分追求對偶用典的駢文發展到陳代的徐庾體的轉折點，對推動駢文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從世界中世紀文學的宏觀視野來看，任筆恰好體現了中心文體和邊緣文體相融和的趨勢。以上是《任昉研究》正文的全部内容，共八卷二十九節。每節至少解決一個問題每個結果都是本文的創新點，決不抄襲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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