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引论部分概括地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是20世纪至今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前沿意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接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理论话语的的强势影响,对西方反讽诗学也有所借鉴、吸收和运用,而且有些作家即使没有直接阅读或接触过反讽的理论著作,但是他们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浓郁的反讽氛围的熏染下也具有了反讽的生命意识和世界视角。可以说,正是西方文学反讽诗学的深刻影响为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建构起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意义维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一种突出的标志。第一章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总结了反讽诗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译介、研究和运用的历史状况。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反讽诗学开始被中国文学界翻译介绍,许多作家从不同的资源接受了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80年代后,我国学界对反讽诗学的译介在理论上有所提升,注意到了新批评派反讽、浪漫主义反讽和后现代主义反讽这三大体系的辨析,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对反讽理论运用的兴趣大为增加,但在反讽诗学对现代作家影响的研究方面大多仍然停留在反讽诗学的修辞意义上,很少有人对现代作家与反讽诗学的关系进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探讨。因而关于反讽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理论空间期待研究者去开拓。第二章探讨鲁迅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研究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视域进行,反讽诗学的探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的学术视角。鲁迅主要是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吸取了反讽式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鲁迅作为反讽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讽者也是世界发展所要求的牺牲品”的意义,并且把这种“牺牲”视为自己无可回避的历史宿命,最终以“历史中间物”的姿态肩起黑暗的闸门。悖论思维成为鲁迅反讽思维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思想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在被鲁迅称之为自己的哲学的《野草》中,而且在鲁迅的思想历史上也贯以始终。鲁迅无疑是一个“长着看得见反讽的眼睛的人”。不仅看得见反讽,而且看得见自身的反讽,不仅虚无世界的一切,而且虚无这虚无本身,从而成就为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界战士。第三章、第四章分别探讨钱钟书、张爱玲两位小说家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钱钟书和张爱玲都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浸染,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来达到精妙的讽刺作用,但他们小说中的反讽性并不止于反话正说、正话反说、悖谬、戏拟、佯装无知等修辞意义。钱钟书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影响,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的生命感受,所以无论是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是《围城》中的三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的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布下的反讽象征。张爱玲出身没落的封建世家,天生就具有反讽的气质,张爱玲的反讽意识来之于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也来之于她对于生命存在的颖悟。她是运用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精神,徐徐展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种种真实的历史情境和人性状态,表现了存在所具有的荒谬境况,矛盾情境,虚无感受,她的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其实就是一种最为绝妙的对于存在的反讽表达。所以,钱钟书和张爱玲都具有反讽者的锐利目光,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这种思考中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们的反讽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反讽,也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他们的作品中所揭示出的生存悖论,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地的,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某一类型人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共有的,永存的,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生存悖论的怪圈中脱逃出去,正是这些基本的悖论,构成了人类生存本质的反讽性特征。第五章探讨九叶诗人同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九叶诗人对于西方反讽诗学的传播和译介,是在一种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知识结构比较系统、个人境遇比较契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他们在介绍西方反讽诗学的现代意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诗歌创作上,九叶诗人借鉴和吸收20世纪30年代英国新批评派的反讽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率先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重要原则,这个诗学原则的中心观念即悖论与反讽的运用,即强调矛盾、冲突的因素,并在诗歌内部使矛盾的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最终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正是九叶诗人对反讽这种现代诗语形式的借鉴、融化与创造,一方面,从反讽的修辞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反讽性对比的手法在诗歌内部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张力,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从反讽的哲学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悖论式的思维方式,质疑存在,思考存在中的价值解体问题。所以,九叶诗人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第六章以韩少功与王小波为例,探讨了昆德拉式的反讽精神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用反讽构建思与笑的张力方面,正是在游戏的狂欢和语言的嬉戏之中,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在严肃和玩笑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之中,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富有丰富性和暧昧性的反讽意义场。在这个意义场之中,反讽用笑声的力量在表象与事实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正是在这种裂缝中,读者看到了世界的本质,看到了存在的真相。其次是表现在用反讽来批判人们习以为常的媚俗方面,也就是说对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清醒的、睿智的距离,运用质疑批判的反讽目光,层层剥离媚俗的抒情表象,还原生存的丰富性和暖昧性。这样,不仅使人们在大地上保持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主题深刻性和美学丰富性。第七章以当代先锋诗歌为例,探讨了西方反讽诗学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先锋诗歌是在一种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来接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因而它的反讽精神本质上是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类型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语言反词、游戏、狂欢、和歧义来解构工具理性,以开放的姿态和非确实性本真存在来质疑历史理性,以精神实体的自我分裂来形成异已的力量,达到独立诗意的自由存在。正是这种反讽诗学的展现,使得当代先锋诗歌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批评的只是一种解构和破坏的力量,而是在解构和破毁之外同时蕴含着一种新鲜的世界诗意的创造。总而言之,本文认为反讽诗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立体含义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质素是指向否定与颠覆的,应该说,正是这种否定性与颠覆性的艺术思维与观物方式应合了近百年中国作家在解构传统礼教文化与极左权力话语方面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元主体性的建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反讽运用的基本范畴是语言,通过对语境的扭曲来达到讽喻的效果,给人一种新鲜而突如其来的审美感受。在当代大众文化和视像文化正在演变为社会文化的霸主,大众趣味、媒体语言与广告方式正使人类的审美能力与语言表述日益粗鄙和俗滥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藉助反讽诗学这种充满灵性、机智的思维方式,通过审美间距与陌生化,通过揭示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异质性、自律性、批判性来解构媚俗和单向度的总体化观念,确实显示出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精英性与言说方式的独异性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