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正的企业家从何而来（论文文献综述）
张延,宋嘉楠[1]（2021）在《奥德兹和蒂斯对创新与创业经济学的贡献——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文中研究指明戴维·奥德兹和戴维·蒂斯是率先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维度研究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代表性学者,并在理论上自成体系。两位学者在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物质资本和外生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的框架之外,开创性地提出将创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纳入生产函数解释跨地区和跨国别的产出差异。他们力图将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从价格体系转向具有动态能力的创新企业,为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将初创企业及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本文分别对戴维·奥德兹的创业资本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溢出创业理论及戴维·蒂斯的企业动态能力管理系统理论的诞生背景、理论框架和理论贡献进行介绍,有助于国内学者辩证审视建设创业型社会的必要性及其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黄文武[2]（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杨晓明,葛建新[3]（2021）在《特斯拉的火热与其背后的“黄金圈”法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特拉斯国产Model Y的火爆销售、Clubhouse的一夜爆火,再一次把马斯克这位传奇的创业家推上风口浪尖。3年带火18家企业和产品也让马斯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带货王。在资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马斯克及其创立的特拉斯等多家企业何以能够备受消费者青睐且创造一个个奇迹?马斯克的感召力又是从何而来?
赵轶龙[4]（2020）在《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对体育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文中认为2014年以来,在国家创新创业政策与体育产业政策双重因素激励下,体育创业逐渐成为创业市场中的新热点。当前,体育新创企业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企业生存压力凸显。在我国体育产业处于转型发展的现阶段,市场配置体育资源的能力尚显不足,资源约束是制约个体创业类体育新创企业创建早期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指引下,研究以个体社会网络的资源配置功能入手,采用局部探索性案例研究与实证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网络结构的维度,就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对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问题开展研究。根据案例研究发现,本文构建了包括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个体社会网络资源、个体创业能力以及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等四个研究变量在内的整体理论框架,并在四个局部研究框架中就研究变量作用关系以及四个中介作用关系开展实证量化研究。研究结论如下:以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为自变量,从四个研究变量间相关性关系的研究结果来看:（1）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正相关,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正相关;（2）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规模、网顶与个体社会网络直接、间接资源正相关,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异质性与个体社会网络间接资源正相关,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密度、关系强度与个体社会网络直接资源正相关;（3）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规模、网顶与创业者个体机会能力与战略能力正相关,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创业者个体战略能力正相关;（4）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5）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资源与创业者个体创业能力正相关;（6）创业者个体创业能力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正相关。从四个局部研究框架中的四个中介作用关系的研究结果来看:（1）个体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规模、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个体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异质性与体育新创企业非财务绩效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个体社会网络资源在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规模与体育新创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2）体育创业者个体机会能力在个体社会网络规模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体育创业者个体机会能力在个体社会网络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体育创业者个体战略能力在个体社会网络网顶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3）体育创业者个体机会能力在个体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4）个体社会网络资源在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者个体创业能力间的中介作用不显着。体育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既是“自主”的,又“嵌入”于互动的个体社会网络之中,会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与制约。论文的创新性在于:在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配置体育资源能力尚显不足的创业环境之中,研究从网络“嵌入性”的视角指出:体育新创企业创建早期阶段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创业者个体创业的机会能力与战略能力不足以应对产业发展初期供需两端带来的市场阶段性矛盾的问题,均可以在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的互动之中探寻解决之道。体育创业者有效把握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性问题,在与他人高效的网络互动中获取必要的创业资源,更新与修正自身对于市场环境的认知与判断,改善自身创业行为的能力与效果,这一路径是社会性的,也是体育新创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傅衍[5]（2020）在《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人才竞争的本质是吸引人才跨国流动与集聚,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智力来源之一是高稀缺、高绩效表现的高层次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是2008年中央政府首次推出面向国际的国家级人才战略计划,以往研究揭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是知识技术溢出与促进倍增生产的有效渠道,在自上而下的强政策执行推动下,人才回流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得以重塑。尽管研究者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特征、创新表现及政策效果进行了局部探索,但尚未提出一个系统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来考察政策绩效的全面影响。基于已有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和人才政策绩效测量基础,本研究围绕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予以评估。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双轮评估框架,前者沿用“政策制定者—政策目标—政策绩效”的自上而下路径、经济学框架与事实评价逻辑,以结果测量、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为核心,关注政策效果为中心的客观绩效;后者沿用“政策对象—政策体验—政策绩效”的自下而上路径、行为学框架与政策满意度评价维度,关注政策满意度等相关政策体验为中心的主观绩效。围绕这一框架,研究开展了两条路径下主客观绩效的三个平行评估。研究遵循多重方法主义操作,通过指标法为基础的定量测量,实验设计为基础的项目论证,问卷和访谈为基础的政策对象调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测量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客观绩效。研究遵循“政策目标分解-政策绩效观-指标体系确定”的步骤,构建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对浙江省域内海外高层次人才作系统的分类绩效测量,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因子分析,创业类、企业创新类、高校创新类的分类型指标体系均得到了“原生—派生—溢出”维度对应的因子内涵;第二,从规模绩效和个体绩效的测算结果表明,规模绩效对政策制定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一定实现,个体绩效反映了政策的高层次人才筛选效应发挥;第三,区域聚类的千人绩效方差分析揭示,不同市场水平、政策干预水平下的创业千人与企业创新千人绩效均有显着差异,创业千人绩效中市场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企业创新千人绩效中政策干预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2）论证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干预净效应。研究沿用实验思路和双重差分模型,以高校千人计划入选者为实验组,以经匹配的未入选者为对照组,对高校千人计划出台是否影响了学术生产力的政策效应进行论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倍差法的回归分析和平行趋势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对于核心作者的论文质量、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以及非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三个反映学术产出的指标,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均对其有显着正向作用;第二,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对学术生产力提升有显着的持续效应,并在第三年的激励效应大幅增加,在此后保持相对较高稳定的政策效应攀升速度,尤其在政策实施第八年对核心作者的SCI论文发表质量这一指标的影响达到12%;其他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对学术生产力无显着影响,海外经历时间（长）、海外经历丰富性（跨国多）、博士后经历（国外）、博士毕业学校国别（国外）、博士毕业学校排名（靠前）对学术生产力有显着正向影响。（3）检验了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在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研究围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供给质量、政策期望、期望不一致感知、政策繁文缛节、政策满意度等变量,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逐步回归、拔靴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人才政策对象的政策供给质量感知、期望不一致的正向落差对政策满意度有显着正向作用,政策期望、繁文缛节对政策满意度有显着负向作用;第二,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中介效应量）为18%;第三,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为66%。总体,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得到验证。最后,研究总结了在样本量、绩效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的可改进之处,并提出了“人才政策治理水平”、“人才政策创新实践案例研究”和“政策战略框架构建”三个可拓展主题的未来研究展望。
刘志永[6]（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夏羿[7]（2020）在《平台组织的自发演进与主动构建 ——基于结构化的经济方法》文中提出长期以来,产品平台、产业平台与双边平台的理论研究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不仅不利于对平台组织做系统的经济分析,而且使应用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部分平台研究甚至跳过平台概念等元问题,直接相互借用模型与方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平台”概念的认知混乱。当“网络效应”被简单的扩展为“交叉网络效应”时,产品内分工演化为产品外分工这种经济结构的质的变化就被忽略了。但这种结构变化才是回答平台构建和演化的关键。就此而言,现有研究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本文在结构化分析方法的框架下,利用超边际分析和计算机多主体仿真等技术手段,在融入复杂网络理论与嵌入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平台的概念,平台的演化过程与构建策略等理论问题。本文既是平台理论研究的一次创新和探索,也可为平台应用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亦是利用分工理论对平台经济学的具体实践。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首先,将复杂网络理论、社会嵌入理论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化分析框架;其后,利用计算机多主体仿真程序,动态的展示和研究了平台化进程,给出了平台自发演化的经济规律和构建策略;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平台构建和标准制定的政策建议,且该建议并不拘泥于某个行业或领域,具有一定的一般性。本文主要结论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产品平台、产业平台与双边平台具有内在一致的规定性,本质都是基于共享同一技术架构基础上的分工网络。平台化的物质基础是技术架构的模块化,技术模块专业化生产与相应的分工网络出现,最终形成了平台组织。本文还建立了一个内生网络效应的数理模型,说明了平台的网络效应本质上就是分工的网络效应。二是平台化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不同的演进路径将导致具有不同拓扑结构的平台类型。本文将平台化后的最终产品生产函数视为拼装组件的技术标准。根据分工网络中的技术标准是否被独占,平台分为中心网络平台、生态网络平台。现实中,中心网络平台和生态网络平台往往相互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分工系统。三是平台构建会因临界规模的存在而有“构建陷阱”,尽管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谎报效率信息跳出“陷阱”,但其谎报的效率上限受到真实效率和市场容量的制约。研究发现,潜在的市场容量与平台的真实效率将决定平台企业的决策空间。一旦企业谎报的效率过高,那么平台将因“过载”而瓦解。四是“弱关系”有利于企业的平台化,而“强关系”则对新平台出现有阻碍作用。研究发现,“弱关系”有利于经济主体接受异质信息,即商机,而“强关系”则会导致平台的路径依赖,并将潜在的新技术“驱赶”出市场。此外,当社会关系这种事前的非结构化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后,平台的均衡规模便偏离了最优规模。五是平台构建与技术标准制定的政策建议。对于企业而言,技术架构决定了平台的真实效率,从而构成平台化的基础条件;适当的经营策略则可以帮助平台跳出初创期的“构建陷阱”,但过快扩张的规模也会带来平台瓦解的潜在风险。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根据平台所处市场的不同类型,把握产业规制的时机和举措,规避政府对市场的“挤占”,提高政策效能。受限于研究技术与计算机算力资源,相对于现实经济社会的复杂性,本文的研究仍是初步的,其不足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异质性的假设局限于经济主体的网络位置,对先天的技术禀赋差异考察不足;二是对平台构建的竞争性模型和计算机仿真局限于单归属情形,对多归属等更加复杂条件下的考察不足;三是多主体仿真程序中,淘汰机制的设定还比较简单,与现实市场环境有一定差距。以上不足亦可作为下一步改进和研究的方向。
熊亮[8]（2020）在《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人们既处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也处在机器体系的程式里,更处于现代性的流变中。何谓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如何流变?现代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各家不一。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性逻辑预设、反思与批判以及未来去向,可以深刻地阐释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嬗变的来龙去脉,而四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为探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向度。18世纪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现代性就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里孕育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性、自然范畴、工具理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也正是诸多的特征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流变框架里。因此,一部现代性的流变史,就是一部人与机器的关系史,探究人与机器的关系,既可以追溯现代性的发育生成,也可以反思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更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旨趣。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一部名着谈起,拉美特利的重要着作《人是机器》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西方人从神学转向人学,从中世纪的圣经故事转向近代工业革命的人—机器—自然的故事,在工业革命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告示了一种世界观转化“人是上帝儿子”转化为“人是机器”。“人是机器”现代性起源的解读:一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论本体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建构的图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涵盖了“物”的开发和激活、资本的嬗变和转型、土地要素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式的显现。二是自然是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历史性作用,一种新观念已经进入现代意识,动力这个概念不具有政治意义,它不是控制人们的能力,而是征服自然的能力,“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是改变并利用自然创造新事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事物的能力。三是分工与交换是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关键的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能否普遍应用到社会,英国早期兴盛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人是机器”机器崇拜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展现了人类通过对象化劳动创造的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丰裕的物品,也揭开了被神学所遮蔽的自然界和人,更是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人类逐渐追求理性、崇尚秩序以及构建制度,追求一种确定性、精准性以及因果关系的进步。近代工业革命,在机器崇拜的视域下孕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性,激活人的欲望。二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三是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方案。四是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发展的趋势。五是历史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理工工具的过度膨胀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无穷欲望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患,现代性的忧患也就引发人类对现代性的诊断,开启了一种机器异化的历史哲学沉思。卢梭基于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角度来诊断现代性,提出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是一种历史化进程。人的秉性是自然的、是趋善的,科学技术、理性机器泯灭了人天然的善与爱,给人类带上“伪善的面具”,遮蔽了人类相互之间的猜疑、斗争和奴役,腐化了人的心灵与斗志,给人类带来了惩戒,消解了人类美德的民族性、独特性和魅力性,助长人的闲适与骄逸,给人类带来了惰性,造就了人类时间的多余、多事和多败,科学进步每前进一步,人类道德就堕落一步。科学技术发明的“机器”所打造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带着“伪善的面具”去追求带着“枷锁的自由”,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被对象化的工具所异化,人类失去了道德至善的禀赋,理性工具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之所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两大重要范畴,就是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市民精神与国家精神以及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市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在市民社会里产生的,而扬弃这种背离主要是靠思辨的精神来进行调和。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人性、欲望、财富、机器、劳动以及分工等范畴,在宏观的国家领域中也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普遍精神、普遍利益、自由、必然等范畴,对于现代性的发生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又要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地分析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为深刻的则是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以及内在的规定,通过对资本这一范畴的深刻剖析,认识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性深刻的一对又一对二律背反范畴。从现代性本质的批判来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从货币史、交换史、工业史以及世界交往史来视角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规律,同时也澄明了在现代性过程中资本的内在紧张与外在竞争必然要回答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没有间断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对象化工具—机器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机器的便利同时,机器也在“酸蚀”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对“机器”的现代性批判旨趣:一是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把“机器”作为工具肆意破坏自然,将自然“被宰制”的对象,带来了深刻的自然危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加以量化、价值化,使得人的需求唯一性,导致“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将一切事实纯粹化,导致目的的“无意义”,侵蚀着人的心智。二是“机器”世界观的异化:人生活在流水线上,每天都要从事同一单调的工序,但是又不能造成工序任何一环节的错误,使得人失去了创造性,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压抑的状态。三是消费的异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转向景观拜物教,景观打造的幻象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人们偏离消费本身。“机器”本身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是过于追求“机器”,“机器”权力逐渐主导并限制着人的生活,使得人失去生活的意义目的。“机器”形态、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人与“机器”之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性发生着流变,然而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停止。智能化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论的转换发生了转换,由“人是机器”转向“机器是人”。进入“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的物性、主体性、理性主义、历史整体主义以及历史进步观念在经历着思维方式的转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构建了智能化时代的价值观。由于现代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现代性场域里的唯物史范畴也在面临着质疑:生命、意识以及伦理道德是否只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分工、交换、无人车间是否在改变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继续在被人征服,还是在与人日趋和谐?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是导致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异化理论是继续深化,还是走向终结?“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被筑堤愈加巩固,还是被掘墓走向终结?这有待于人类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地验证,有待于人类在现代性的流变里反思着人类未来的三种抉择: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以及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是人”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机遇,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挑战。“机器是人”时代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机遇:一是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闲暇性。二是交换形式的便捷性、跨时空性以及颠覆性。三是消费方式的瞬时性、多样性以及快捷性。四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五是人类自身的改造。高科技可以把自身作为技术手段,使人类能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我进化的新手段。“机器是人”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鸿沟在缩小。二是机器越来越智能化,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人的依赖性越来愈小。三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将会取代人的脑力劳动,如果人类一旦将全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交给机器,人类将一无是处,并且人的器官都将退化。四是人类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失去了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自然和外部世界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人类失去了对客体的反思。五是人类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时间将智能手机、电脑作为“身体的部件”,越来越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生活,人类失去交往的意义。六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无视道德规则的底线,践踏人类生命,如基因编辑婴儿,是对人类行为规范底线的践踏,在深层次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权力。现代性场域里人、机器、社会以及国家的理论观念在发生着嬗变,也引发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面对现代性的流变,人类未来何处何从?德日进在《人类的未来》里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督教方案,唯有在统一世界内在深处的顶峰上最终出现的一个自主集合中心,才能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在仍然分崩离析的人类群体内部充分激起,维持并释放出期待的促进共识力量,也就是真正的超级爱,要有真正的大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使人类个体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终结的地方隐约地看到集体思考和同情提升到某种状态,使每个个体从参与中得益,就足以激励人类个体并使其确定前进的方向。”在德日进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里,可以看出个人进入到集体的思考和同情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前提下,人类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和机器的体系,但是追求人类的历史进步、历史整体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自由精神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之所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机器是人”所引发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悲观者担忧人类会遭受对象化智能化机器的灭绝,人类会走向终结局面,乐观者认为智能化机器为人类减轻了劳动的负担,人类会实现全面解放。尽管如此,人类生产力还在发展,人类社会还在前进,人类探索自然、外部世界乃至发明创造智能化机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案,不仅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指引了行动的方向,而且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贡献了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人类在现代性前进路上的“明灯”。
李健[9]（2020）在《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和基本单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活跃因素。公司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高级形态,对促进经济发展与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更加重大。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西方世界崛起与扩张的关键,他与公司发展的历程相伴而行。为了维持和巩固当时现有商业规则,近代西方诸国实施公司立法活动,至此西方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营利性法人的“公司”概念。对比西方世界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实践共经历六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1872年具有公司法替代效用的《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第二次变革是190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首部《公司律》颁布;第三次变革是1914年首次邀请商人参与制定的《公司条例》颁布;第四次变革是1929年首次确立公司“营利”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五次变革是1946年确立以公司制发展国营事业目的的《公司法》颁布;第六次变革是1993年确立公司概念重新正式走入中国经济社会规定的《公司法》颁布。由于中国当代公司法的完善建设都得益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所以本文以近代公司法颁布的时序为线索,针对与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所关联的特许公司制度《轮船招商局章程》以及四部公司法,对其公司发展状况、法律制度前提、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以及经济影响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规律。本文依据制度演化理论、演化博弈论进行研究,以公司法演化的时序为线索,从晚清公司制思想产生开始,商人进行公司实践发端,主要分析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的五个阶段过程,包括公司法律制度萌芽阶段商人实践与特许公司制度的替代、特许公司制度向准则公司制度的探索与转化、官商共同参与修律奠定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官商共同兴办工业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再到抗战期间统制经济下官商进行公司产权争夺导致公司法律制度走向异化,以及五个阶段过程中官僚、商人、其他集团多方博弈行为特征,最终得出评述性结论。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提出公司法律制度萌芽、起步、初步发展、规范发展、异化五阶段演化模型。第三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阶段（1840-1872）。主要分析在无公司法的条件下,由于华商进行附股导致原有法律制度框架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官僚制定《轮船招商局章程》的过程。第四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阶段（1872-1904）。主要分析在《轮船招商局章程》的示范下公司治理逐渐显露出官商集团监管经理人缺失问题,导致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中央政府颁布《公司律》的过程。第五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阶段（1904-1914）。主要分析在《公司律》下公司内部道德风险问题与官剥商权情况,以及商人偷懒行为与机会主义,导致《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民主,官僚与商人共同颁布《公司条例》的过程。第六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1914-1929）。主要分析《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家族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公司所承担的非营利性目的过多而影响公司发展,在涉及根本性商办公司改革方面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政府颁布1929年《公司法》的过程。第七章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阶段（1929-1946）。主要分析1929年《公司法》以私企业为规范对象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颁布1946年《公司法》的过程。论文第八章是结论。
张继焦,吴玥[10]（2020）在《中国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0年》文中指出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私营企业发展史。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初创时期,对社会责任概念认识比较笼统;第二阶段（1992-2002）成长时期,对社会责任概念认识有所深化;第三阶段（2002-2012）提高时期,履行社会责任增多;第四阶段（2012-至今）壮大时期,履行社会责任具备国际眼光。我国私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三个主要的特性:民族性、草根性和创新性。到目前为止,一些私营企业在必尽、应尽和愿尽责任的自觉履行方面已经具备大局眼光。
二、真正的企业家从何而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真正的企业家从何而来（论文提纲范文）
（1）奥德兹和蒂斯对创新与创业经济学的贡献——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创业资本与经济增长 |
| (一)奥德兹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正与拓展 |
| (二)创业资本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制 |
| 三、企业如何诞生——知识溢出创业理论 |
| (一)知识溢出的来源 |
| (二)知识溢出创业理论的核心思想与实证研究 |
| (三)知识溢出创业理论的主要贡献与发展方向 |
| 四、企业如何保持竞争优势——蒂斯的企业动态能力系统管理理论 |
| (一)动态能力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二)企业动态能力管理系统框架 |
| 1.感知(sense)。 |
| 2.捕捉(seize)。 |
| 3.转型(transform)。 |
| (三)提升动态能力的途径 |
| 1.校准能力距离。 |
| 2.缩小能力差距。 |
| (四)企业动态能力管理系统理论的贡献与评价 |
| 五、企业家精神及其影响因素 |
| (一)情感、风险承担与企业家精神 |
| (二)文化环境与企业家精神 |
| (三)地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 |
| 六、总结与反思 |
（2）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1. 关于创新创业时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审视 |
| 2. 对高等教育整体改革的再思考 |
| 3. 对“双一流”建设的反思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
| 1.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整体性概述 |
| 2.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内涵和类型研究的述评 |
| (二) 关于大学革新的相关研究 |
| 三、 基本概念 |
| (一)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
| (二) 大学革新 |
| 四、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五、 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基础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大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构建 |
| 二、 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 |
| 三、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中世纪大学 |
| 第二节 现代大学的创立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现代大学的早期发展 |
| 二、 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创建 |
| 三、 后洪堡时代现代大学的持续变革 |
| 第三节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科研的兴盛与研究型大学典型模式的确立 |
| 二、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改革 |
| 三、 走向服务社会的研究型大学 |
| 第四节 创业型大学的繁荣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创业型大学中的商业性企业家精神 |
| 二、 制度性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学革新为什么需要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技术变革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
| 二、 教育技术革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三、 外部技术环境变革与大学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二节 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企业家精神 |
| 二、 大学多重制度逻辑整合中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三节 大学范式革命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范式与大学范式革命 |
| 二、 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
| 三、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范式革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学革新需要何种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哈珀的企业家精神与芝加哥大学的创建 |
| 二、 艾略特的企业家精神与哈佛大学的转型 |
| 三、 蔡元培的企业家精神与北京大学的再造 |
| 四、 特曼的企业家精神与斯坦福大学的崛起 |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
| 二、 香港科技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全球性知识企业”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美国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积聚 |
| 二、 以色列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国度中的大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大学革新 |
| 第一节 以企业家精神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 |
| 一、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建设中“学术创业”的兴起 |
| 二、 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的统筹 |
| 三、 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学科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整合 |
| 第二节 以企业家精神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 |
| 一、 企业家精神助推学科-专业-产业链创建 |
| 二、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协同治理 |
| 三、 大学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以企业家精神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 |
| 一、 大学治理:从正当到绩效 |
| 二、 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
| 三、 为创新创业而治理: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
| 第四节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 一、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内涵及其演进 |
| 二、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
| 三、 以企业家精神协同推进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双一流”建设 |
| 第一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提升政府政策运行效能:政策工具的动态整合 |
| 二、 掌舵而不是划桨:包容性治理理念下的“府-学”关系重塑 |
| 三、 建设创新创业型国家:创建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 四、 重塑高等教育系统: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 五、 塑造企业家式政府角色:从官僚主义行为转向企业家行为 |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
| 二、 以商业性企业家精神塑造新型“产-学”关系,增强大学资源创生能力 |
| 三、 社会性企业家精神助推社会创业实践,突出大学社会责任感意识 |
| 四、 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自我建构与革新,实现组织创新创业范式转型 |
| 第三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以企业家思维代替排名思维,促进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 |
| 二、 整合组织领导中的多重企业家角色,扩展大学社会关系网络 |
| 三、 创建组织特色发展模式,形成大学独特竞争优势 |
| 四、 科学制定组织战略规划,形塑大学未来发展愿景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一、 论文完成的主要工作 |
| 二、 创新之处、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3）特斯拉的火热与其背后的“黄金圈”法则（论文提纲范文）
| 内圈——Why：只因我们是拯救世界的钢铁侠 |
| 中间圈——How：让太阳能代替石油，多星球居住 |
| 外圈——What:Solar City,Tesla,Space X |
| 从“why”开始，是黄金圈法则的唯一途径 |
| 黄金圈法则对于“中国制造”的意义 |
（4）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对体育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2.1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1.2.2 研究方向的聚焦 |
| 1.2.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关键概念的界定 |
| 1.3.1 体育创业 |
| 1.3.2 体育创业者 |
| 1.3.3 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 |
| 1.3.4 体育新创企业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价值与创新性 |
| 1.5.1 研究的价值 |
| 1.5.2 研究的创新性 |
| 1.6 研究的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社会网络研究与新经济社会学发展 |
| 2.1.1 社会网络研究 |
| 2.1.2 新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社会网络研究 |
| 2.2 新经济社会学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架构 |
| 2.2.1 新经济社会学社会网络研究的大型理论 |
| 2.2.2 新经济社会学社会网络研究的中层理论与因果模型 |
| 2.3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研究 |
| 2.3.1 创业网络 |
| 2.3.2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 |
| 2.4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 |
| 2.4.1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的资源配置功能 |
| 2.4.2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与创业资源获取 |
| 2.4.3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案例研究 |
| 3.1 案例研究方法 |
| 3.1.1 案例研究概述 |
| 3.1.2 案例的选择 |
| 3.1.3 案例研究数据的收集 |
| 3.1.4 案例研究数据的分析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理论预设 |
| 3.2.2 案例企业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 |
| 3.2.3 案例企业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资源 |
| 3.2.4 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与个体社会网络资源 |
| 3.2.5 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 |
| 3.3 案例研究结论 |
| 第4章 研究框架的构建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1 研究变量 |
| 4.1.1 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 |
| 4.1.2 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资源 |
| 4.1.3 体育创业者个体创业能力 |
| 4.1.4 体育新创企业绩效 |
| 4.2 研究整体理论框架的构建 |
| 4.3 四个局部研究框架的构建 |
| 4.3.1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 |
| 4.3.2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个体创业能力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 |
| 4.3.3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资源、个体创业能力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 |
| 4.3.4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资源与个体创业能力 |
| 4.4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4.1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的研究框架 |
| 4.4.2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能力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的研究框架 |
| 4.4.3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资源、创业能力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的研究框架 |
| 4.4.4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资源与创业能力的研究框架 |
| 4.4.5 研究假设汇总 |
| 第5章 实证研究 |
| 5.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5.1.1 问卷设计 |
| 5.1.2 变量测量 |
| 5.2 数据的收集与检验 |
| 5.2.1 数据的收集过程 |
| 5.2.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2.3 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分析 |
| 5.3 实证分析结果 |
| 5.3.1 方差分析 |
| 5.3.2 回归分析 |
| 5.4 实证检验结果汇总 |
| 第6章 讨论 |
| 6.1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个体社会网络资源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 |
| 6.1.1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
| 6.1.2 讨论与分析 |
| 6.2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个体创业能力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 |
| 6.2.1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
| 6.2.2 讨论与分析 |
| 6.3 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资源、个体创业能力与体育新创企业绩效 |
| 6.3.1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
| 6.3.2 讨论与分析 |
| 6.4 体育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结构、社会网络资源与个体创业能力 |
| 6.4.1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
| 6.4.2 讨论与分析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管理启示 |
| 7.3 研究的局限性 |
| 7.4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访谈提纲 |
| 附件2:调查问卷 |
| 附件3:科研经历 |
（5）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全球人才流动中的政策干预作用与中国人才竞争力 |
| 1.1.2 我国人才政策主题与聚焦点演变 |
| 1.1.3 研究问题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人才、人才政策研究 |
| 2.1.1 中外对比视域下的人才内涵 |
| 2.1.2 人才理论基础与人才政策实践发展 |
| 2.2 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框架、标准、方法 |
| 2.2.1 公共政策评估框架 |
| 2.2.2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事实标准与价值标准 |
| 2.2.3 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 |
| 2.3 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3.1 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的维度及指标 |
| 2.3.2 政策目标达成评估模式下的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3.3 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的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4 已有研究述评 |
| 3 研究分析框架及内容提出 |
| 3.1 研究分析框架 |
| 3.1.1 政策评估中的政策目标达成模式:绩效测量与干预效应论证 |
| 3.1.2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政策体验评估模式 |
| 3.1.3 基于政策目标达成模式与政策体验的双轮评估框架提出 |
| 3.2 分析内容 |
| 4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绩效测量研究 |
| 4.1 我国人才政策变迁与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缘起 |
| 4.1.1 人才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标志性政策 |
| 4.1.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介绍 |
| 4.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目标分析及绩效观确定 |
| 4.2.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维度及细分指标确定 |
| 4.2.3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
| 4.3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测量 |
| 4.3.1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样本特征 |
| 4.3.2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描述性统计 |
| 4.3.3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规模绩效的区域评价 |
| 4.3.4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平均绩效的区域评价 |
| 4.4 基于区域聚类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分析 |
| 4.4.1 区域创新能力中的政策-市场二元主体影响 |
| 4.4.2 市场因素及政策干预因素形成的区域聚类 |
| 4.4.3 政策绩效方差分析 |
| 4.5 结果讨论 |
| 4.5.1 政策目标的达成评估与政策绩效特征 |
| 4.5.2 区域绩效差异的可能解释 |
| 5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中的政策干预效应论证研究 |
| 5.1 学术生产力影响因素模型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样本 |
| 5.2.2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和变量测量 |
| 5.3 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5.3.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基本回归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结果讨论 |
| 5.4.1 “千人”高绩效从何而来:个体禀赋效应抑或政策激励效应 |
| 5.4.2 个体特征与学术绩效的关联讨论 |
| 6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验: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6.1 期望不一致理论与研究假设 |
| 6.2 变量测量、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
| 6.2.1 变量测量 |
| 6.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
| 6.3 研究结果与假设验证 |
| 6.3.1 问卷信度、效度分析、因子分析 |
| 6.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相关性分析 |
| 6.3.4 基于逐步回归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检验 |
| 6.3.5 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结果讨论 |
| 6.4.1 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检验结果讨论 |
| 6.4.2 提升个体政策满意度的政策启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2 主要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主要创新点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4.1 研究的不足 |
| 7.4.2 研究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7）平台组织的自发演进与主动构建 ——基于结构化的经济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现实背景 |
| 二、理论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主要贡献 |
| 一、理论贡献 |
| 二、政策贡献 |
| 第二章 文献与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平台研究的主流范式 |
| 一、产品平台 |
| 二、产业平台 |
| 三、双边市场 |
| 第二节 网络演化相关理论 |
| 一、网络嵌入理论 |
| 二、复杂网络理论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与研究安排 |
| 一、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二、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三章 从模块化到平台化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架构模块化及交易效率 |
| 第三节 分工与生产迂回度的提高 |
| 第四节 平台与技术标准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平台实质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分工视角下的平台 |
| 一、两种生产函数 |
| 二、平台的本质 |
| 第三节 网络效应的辨析 |
| 一、货币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 |
| 二、间接网络外部性与直接网络外部性 |
| 三、网络效应的内在机理 |
| 第四节 分工与网络效应的内生 |
| 一、超边际分析方法 |
| 二、分工的内生演进 |
| 三、内生的网络效应 |
| 第五章 平台演进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定价机制 |
| 一、双边定价与瓦尔拉斯定价 |
| 二、纳什议价机制的适用性 |
| 第三节 网络类型与演化路径 |
| 一、网络类型 |
| 二、网络演进路径 |
| 第四节 分工协定及平台演进 |
| 一、中心网络平台的形成 |
| 二、生态网络平台的形成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六章 平台构建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分工匹配 |
| 一、稳定匹配 |
| 二、不可能性定理 |
| 三、分工中的谎报行为 |
| 第三节 谎报虚假效率 |
| 一、临界规模 |
| 二、谎报策略 |
| 三、双寡头均衡 |
| 四、后来者策略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社会嵌入与多主体仿真实验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社会嵌入 |
| 一、理性观 |
| 二、关系嵌入 |
| 三、结构嵌入 |
| 第三节 复杂网络 |
| 一、概念与统计特征 |
| 二、社会关系的网络特征 |
| 三、小世界网络 |
| 第四节 多主体仿真 |
| 一、实验思路与目标 |
| 二、实验设计与步骤 |
| 三、实验数据与结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八章 构建策略与产业政策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平台的构建策略 |
| 一、持续优化模块化架构 |
| 二、跳出“构建陷阱” |
| 三、控制平台规模 |
| 第三节 平台的产业政策 |
| 一、规制的目标 |
| 二、规制的边界 |
| 三、启示与建议 |
| 第九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仿真程序代码 |
| A.NetLogo代码片段 |
| B.MatLab代码片段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现代性流变及相关研究的意义 |
| 一、现代性、流变的概念及多维度 |
| (一)现代性的多重涵义及维度 |
| (二)流变的多重涵义及维度 |
| (三)现代性的流变及其相关因素 |
| 二、现代性流变运动与“机器”变革的关系 |
| 三、现代性流变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成果 |
| (一)关于“人是机器”论断研究 |
| (二)现代性与“机器”关系研究 |
| (三)关于“机器是人”论断研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研究 |
| (二)关于人与机器异化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机器是人”的研究及相关理论探讨 |
| (四)简评 |
| 第三节 内容与重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范围、重点和难点 |
| (一)研究的范围 |
| (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人是机器”,近代工业革命时代的一个历史直觉 |
| 第一节 罗吉尔.培根的质疑 |
| 一、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世界观 |
| 二、罗吉尔.培根的质疑 |
| 第二节 英国工业革命发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解读 |
| 一、“物”的开发和激活 |
| 二、资本的嬗变和转型 |
| 三、土地要素的改变 |
| 四、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三节 法国战斗唯物主义思想的投射 |
| 一、“彻底而又坚决”的无神论世界观 |
| 二、“从自然中把握自然”的机械自然观 |
| 第四节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由神学转向人为中心、自然为本 |
| 一、人为中心的属性及地位 |
| 二、自然为本源的法则及规律 |
| 第二章 “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 |
| 第一节 弗朗西斯.培根关于新自然科学四种范畴的诠释 |
| 一、自然:被人改造的质料 |
| 二、自然性:主体把握客体的逻各斯范畴 |
| 三、自然法:统治宇宙万物的规则秩序 |
| 四、新自然科学:知识论的拷问确证 |
| 第二节 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内在逻辑关系 |
| 一、科学技术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 |
| 二、科学技术与创造物质财富的关系 |
| 三、科学技术与生产精神财富的关联 |
| 第三节 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解读:自然 |
| 一、自然范畴的历史嬗变 |
| 二、工具理性范畴的现代性解读 |
| 三、征服自然的理想状态与现代性起源的关联 |
| 第三章 “人是机器”催生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
| 第一节 物化的机器与分工关系 |
| 一、劳动分工的缘由 |
| 二、劳动分工与机器的关系 |
| 三、劳动分工的结果及论断 |
| 第二节 英国早期兴盛: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 |
| 一、早期英国踏上成功之路的秘诀:科学技术与商业的结合 |
| 二、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
| 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要素:机器的发明和应用 |
| 第三节 机器崇拜时代的开始及现代性特征的生成 |
| 一、机器崇拜的缘由 |
| 二、机器崇拜的表现 |
| 三、现代性发育生成的特征原则 |
| 第四章 卢梭:从自然人到文明人——关于历史化的忧患 |
| 第一节 卢梭的忧患意识 |
| 一、忧患历史化的进程:由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 |
| 二、忧患历史化的工具:农业和冶金术的使用 |
| 三、忧患历史化的思维:理性对人的束缚与异化 |
| 四、忧患历史化的终点:自然的“回环闭合”运动 |
| 第二节 科学技术导致人性道德的异化 |
| 一、追问科学技术的溯源 |
| 二、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异化的表现 |
| 三、科学技术导致人类道德异化的结果 |
| 第三节 现代性的本质:二律背反 |
| 第五章 黑格尔的精神异化思想 |
| 第一节 黑格尔哲学中“异化”概念的产生及其内容 |
| 一、黑格尔哲学的自然异化 |
| 二、黑格尔哲学异化的历史过程 |
| 第二节 黑格尔晚期重要着作:《法哲学原理》中的现代性诊断 |
| 一、现代性的起点:市民社会的分析与批判 |
| 二、市民社会的自我超越与意志定在 |
| 三、现代性的诊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背离 |
| 第三节 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 |
| 一、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合理性 |
| 二、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扬弃 |
| 第六章 马克思的人机异化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生成: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到劳动异化 |
| 一、异化的开端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批判精神 |
| 二、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成熟 |
| 第二节 剩余价值理论深刻解剖了人机关系的本质 |
| 一、机器在生产力发展过程的作用 |
| 二、机器与资本范畴的关系 |
| 三、机器、劳动以及人的关系 |
| 四、人机关系的异化问题 |
| 五、人机关系与私有制的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性:《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 一、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 |
| 二、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 |
| 三、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 |
| 四、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 |
| 五、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 |
| 第四节 马克思之后对“机器”的现代性诊断与反思 |
| 第七章 21世纪智能化科技革命 |
| 第一节 20世纪图灵测试一种大胆的设想:“机器是人” |
| 一、人工智能发端的前奏:两大测试实验 |
| 二、人工智能“三阶段说”及其特征 |
| 第二节 21世纪智能化科技革命的经济哲学表征 |
| 一、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的再升级 |
| 二、人工智能与新型的社会分工 |
| 三、人工智能与重新定义世界的思维方式 |
| 第八章 由“机器是人”引发唯物史观的三个重大问题 |
| 第一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一个形上学问题:生命的原理与机器的原理能否重叠? |
| 一、智能化机器具有生命吗? |
| 二、智能化机器会有意识吗? |
| 三、智能化机器要伦理道德吗? |
| 第二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二个形上学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消失了吗? |
| 一、智能化机器取代人劳动的表现与担忧 |
| 二、智能化时代“无人工厂”与劳动价值论 |
| 三、智能化时代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会消失吗? |
| 第三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三个形上学问题: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时了吗? |
| 一、异化理论及其在智能化时代的嬗变 |
| 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时了吗? |
| 第九章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的关系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延异 |
| 一、智能化机器显现人类遗忘缺陷的记忆 |
| 二、智能化机器“检查”一切具体的资源 |
| 三、智能化机器的外化表现得以澄明并被解蔽 |
| 第二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断裂 |
| 一、智能化机器使得主体性人的理性能力完全“短路” |
| 二、智能化机器与人在时空发生断裂的表现 |
| 三、智能化机器与人对真理的认知 |
| 第三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重塑 |
| 第十章 “机器是人”命题背后关于人类的遭遇、人类的命运以及人类的未来忧思 |
| 第一节 智能化时代现代性的转换、遭遇、发展及隐忧 |
| 一、历史进步与历史整体性观念 |
| 二、自然是继续被人征服,还是与人日趋和谐? |
| 三、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造福于人类? |
| 四、工具理性是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 |
| 五、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 |
| 第二节 人类面对智能化机器未来的三种抉择 |
| 一、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 |
| 二、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 |
| 三、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 |
| 第三节 “机器是人”视野中的人类未来 |
| 结语 |
| 一、现代性流变的总体轮廓:概念范畴的反思 |
| 二、现代性流变的核心轴线:人机关系的嬗变 |
| 三、现代性流变的风险危机:终结论的沉思 |
| 四、现代性流变的未来去向:人类面临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演化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
| 2.1.3 演化博弈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2.1 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制定的规则与过程 |
| 2.2.2 公司法律制度演化博弈的参与者行为 |
| 2.2.3 公司法律制度的博弈均衡与演化 |
| 2.2.4 具体分析方法与模型介绍 |
| 第3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840-1872):华商公司实践与《轮船招商局章程》的制定 |
| 3.1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 3.1.1 “公司”语源考察 |
| 3.1.2 公司法律制度缺失的社会根源 |
| 3.2 华商公司的首次实践 |
| 3.2.1 西方公司法律制度的发展评说 |
| 3.2.2 近代华商公司的具体实践路径 |
| 3.3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3.3.1 晚清政府原有法律制度无法容纳新生经济因素 |
| 3.3.2 华商集团与洋商集团的竞争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3.3.3 传统民营企业中的公司制度因素影响 |
| 3.3.4 官僚体制下传统官营制度的路径依赖 |
| 3.4 《轮船招商局章程》制定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1 航运业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3.4.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3.4.3 地方政府洋务派与华商集团、洋商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3.4.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3.5 《轮船招商局章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3.5.1 通过发行股票达到了募集资金的目的 |
| 3.5.2 利用航运业达成了与洋商竞争的效果 |
| 3.5.3 社会上掀起了积极投资兴办公司的热潮 |
| 3.5.4 官督特许公司制度是公司法的初次探索 |
| 3.6 小结 |
| 第4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起步(1872-1904):官督公司没落与《公司律》的颁布 |
| 4.1 《公司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4.1.1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盛行 |
| 4.1.2 特许制度下官督公司的没落 |
| 4.1.3 特许制度下商办公司的崛起 |
| 4.2 《公司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4.2.1 晚清工商业发展急需突破公司法律制度瓶颈 |
| 4.2.2 官督公司模式的缺陷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4.2.3 官督特许公司治理实践推进法制化进程 |
| 4.2.4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扶持工商业法规化 |
| 4.3 《公司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1 晚清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4.3.3 官僚经理与洋务派、股东集团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4 中央政府的立法行为选择 |
| 4.4 《公司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4.4.1 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
| 4.4.2 约束了各级官吏改善官商关系 |
| 4.4.3 终结了官督商办公司模式 |
| 4.4.4 推动了民族工商业发展 |
| 4.5 小结 |
| 第5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初步发展(1904-1914):官商共同修律与《公司条例》的颁布 |
| 5.1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5.1.1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官剥商权局面的改善 |
| 5.1.2 《公司律》颁行后公司治理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
| 5.1.3 家族公司的创建 |
| 5.2 《公司条例》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5.2.1 《公司律》无法使中国建立真正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 |
| 5.2.2 官督公司模式回光返照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5.2.3 《中华民国约法》倡导自由经济政策 |
| 5.2.4 《改定大清商律草案》开创立法调查先河 |
| 5.3 《公司条例》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1 民初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5.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修律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5.4 《公司条例》颁布的经济影响 |
| 5.4.1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形成 |
| 5.4.2 家族公司规模的壮大 |
| 5.4.3 官僚与商人可以均衡博弈 |
| 5.4.4 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
| 5.5 小结 |
| 第6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范发展(1914-1929):官商兴办工业与1929年《公司法》颁布 |
| 6.1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6.1.1 《公司条例》颁行后私人资本投资的扩张发展 |
| 6.1.2 《公司条例》颁行后家族公司企业集团的迅猛发展 |
| 6.1.3 《公司条例》颁行后官僚资本投资公司的热情高涨 |
| 6.2 1929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6.2.1 《公司条例》缺失法人持股制度导致公司对外投资发展滞后 |
| 6.2.2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冲突 |
| 6.2.3 《建设大纲草案》倡导重点发展国有经济政策 |
| 6.2.4 《训政时期经济建设实施纲要方针案》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
| 6.2.5 《公司条例》奠基中国公司法体系 |
| 6.3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1 民国中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6.3.3 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关于立法的演化博弈分析 |
| 6.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6.4 1929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6.4.1 公司法人持股制度的发展 |
| 6.4.2 投资控股公司的产生 |
| 6.4.3 民营经济得到鼓励与支持 |
| 6.4.4 公司营利目的的回归 |
| 6.5 小结 |
| 第7章 公司法律制度的异化(1929-1946):官商产权争夺与1946年《公司法》的颁布 |
| 7.1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发展状况 |
| 7.1.1 1929年《公司法》颁行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
| 7.1.2 统制经济下国营公司向官僚垄断公司的转变 |
| 7.1.3 民营公司生存环境的转折与恶化 |
| 7.2 1946年《公司法》颁布前的法律制度前提 |
| 7.2.1 1929年《公司法》难以适应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需要 |
| 7.2.2 抗战爆发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官商利益的冲突 |
| 7.2.3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主体的合法性 |
| 7.2.4 《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为战后政府与民资合办公司提供依据 |
| 7.3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1 民国后期利益集团博弈系统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3.2 利益集团的认知分析 |
| 7.3.3 商人集团与官僚集团、官僚经理的演化博弈分析 |
| 7.3.4 中央政府立法行为选择的转变 |
| 7.4 1946年《公司法》颁布的经济影响 |
| 7.4.1 公司注册登记数量激增 |
| 7.4.2 国营公司规模空前扩张 |
| 7.4.3 有限公司与外资公司迅速增长 |
| 7.4.4 民营经济产权弱化与衰败 |
| 7.5 小结 |
| 第8章 评述性结论与现实启示 |
| 8.1 评述性结论 |
| 8.1.1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后世公司立法对前世立法制度创新的结果 |
| 8.1.2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持续博弈均衡的结果 |
| 8.1.3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转化的结果 |
| 8.1.4 官商集团谈判能力的差异变化是近代公司法律制度演化成败的关键 |
| 8.1.5 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保障较好的时期是商人集团公司发展的发达时期 |
| 8.2 现实启示 |
| 8.2.1 营业自由立法是激发企业活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关键 |
| 8.2.2 简政放权制度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中国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0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私营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 |
| (一)对私营企业的相关研究 |
| (二)私营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 |
| 三、私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 |
| (一)第一阶段(1978-1991):私营企业初创时期概念笼统 |
| (二)第二阶段(1992-2002):私营企业成长时期认识深化 |
| (三)第三阶段(2002-2012):私营企业提高时期践行增多 |
| (四)第四阶段(2012-至今):私营企业壮大时期具备国际眼光 |
| 四、中国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特性 |
|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民族性” |
|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草根性”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创新性” |
四、真正的企业家从何而来（论文参考文献）
- [1]奥德兹和蒂斯对创新与创业经济学的贡献——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J]. 张延,宋嘉楠. 经济学动态, 2021(10)
- [2]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特斯拉的火热与其背后的“黄金圈”法则[J]. 杨晓明,葛建新. 清华管理评论, 2021(03)
- [4]创业者个体社会网络对体育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D]. 赵轶龙.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5]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D]. 傅衍. 浙江大学, 2020(10)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平台组织的自发演进与主动构建 ——基于结构化的经济方法[D]. 夏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D]. 熊亮.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近代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演化研究[D]. 李健. 辽宁大学, 2020(01)
- [10]中国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0年[J]. 张继焦,吴玥.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