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已进入“后危机”时期
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走出低谷，步入复苏轨道。第二、三季度的各项经济指针的同比增长速度显示出强劲的“VV'，复苏轨迹，全年GDP增长可能会超过8.5%。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也已触底并呈现出复苏的迹象。基于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已率先进入“后危机”时期，当下和今后一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从危机应对转入复苏进程的管理。
二、+V裂”复苏的喜与忧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而此次被称为是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何认识、评价危机的应对？它对“后危机”时期的复苏会产生什么影响？
此次危机应对的主角是政府。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去年第四季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向，从防止过热到保增长，并相应改变了财政、货币、税收政策。地方政府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投资冲动得以释放，银行业在解除了信贷额度管制后，为了弥补息差收窄的损失信贷规模急剧膨胀。2009年头三个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4%，达15万亿；新增贷款总额增加8.7万亿，同比增长149%;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5%，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5个百分点。与这一组数字相比，经济的基本面，包括：居民消费、非政府部门资本性开支、外部需求、企业盈利、新增就业等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仍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中。
这表明，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为期一年的“v型”复苏是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主导的、庞大信贷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结果．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还缺乏基本面的支持。复苏将会是一个缓慢的、伴随波动的、需要持续关注和把握的过程。
政府在危机来临时果断出手，用信用和资金提振市场信心、扼制经济急剧下滑，使中国经济在短短的一年中走出低谷，步入复苏，对此应予充分肯定。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一剂猛药是有代价的．从短期看，它增加了“后危机”管理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最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造成的通缩压力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并存；从中长期看，长期失衡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恶化了。
三、稳固复苏的基础“后危机”时期
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首先是稳固复苏的基础。．在复苏进程管理中应特别关注如下一组指标：
1．同比与环比增长
同比以年为基础，可以避免季节性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主要是同比指标。但以季为基础的环比，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时可以提前显示拐点，更及时准确地反映走势。以GDP增长率为例，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1%，第二季度对第一季度的环比增长（经过季节调整后）年化率则已经达17-18%，第三季度由于新增贷款收缩等原因，同比增长8.9%，但环比增长年化已经降为9%，和同比差距收窄。第四季度如能进一步控制货币投放量则同比和环比年化的GDP增长率有望重迭，收敛在8.5%。以上表明，同比与环比年化重迭收敛在目标值上是观察、把握复苏进程的一个重要指针，而这个目标值在很大程度与货币投放量相关。只关注同比，忽视环比会导致对形势的误判。
2.非政府部f’3资本性开支与居民消费
此轮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外需下滑，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由正转负，这个缺口需投资和消费补充。前三个季度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为7.3个百分点；消费稳中有增，对GDP增长贡献为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拖累GDP增幅3.6个百分点。政府反危机刺激经济计划使“三驾马车”呈现出投资“一马当先”的失衡结构。尽管今年“保八”的目标已无悬念，但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可能常态化，在复苏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三驾马车”构成的均衡化，即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和投资贡献的下降。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下应将政府部门的投资性支出和非政府部门的资本性开支分列，只有当非政府部门的投资呈现增长并逐渐替代政府部门投资时才表明复苏基础的稳固性。同样，在反映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项下应区分政府部门的经常性业务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因为后者更为真实地反映了消费者的信心和消费需求的状况。
3．企业产能利用丰、岸存变动、资本性开支和盈利企业经营状况是经济的基本面，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效果。企业经营状况的指标主要是产能利用率、库存变动、资本性开支和盈利。这四者是相关联的，产能利用率和库存变动反映了市场需求，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盈利，有了市场需求和盈利，企业就会启动或增加资本性开支，继而增加雇员。近期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资料表明工业企业利润环比增长，同比降幅减缓（下降10.6%)，因去年同期基数偏低，企业盈利状况改善尚不容乐观。企业产能利用率、库存变动的资料政府未正式公布，只能通过取样测算。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能利用率依然处于低位，库存有恢复性增长。资本性开支则主要集中在政府平台和政府刺激经济计划中的基础设施项目，非政府部门的资本性开支未见起色。
4.CPI,PPI与资产价格
步入复苏进程后，尽管GDP同比增长率呈“V型”反弹，但反映消费品需求和生产品需求的CPI和PPI同比仍处于负增长区域，这两个指针由负转正估计要到今年年底。在最终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的拖累下，明年这两个指标只能是温和增长。与此同时，由于信用膨胀，利率处于低位，流动性过剩已经十分明显。通胀预期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增加，过剩的流动性涌向股市和房产，资产泡沫已开始形成。资产泡沫经过一定的时滞会传导到商品价格，这会给经济复苏带来新的变量，也会增加宏观经济调控的复杂性。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应调整，否则有可能打击市场信心，中断复苏的进程，造成烂尾工程和银行的不良资产。我认为‘4y型”复苏表明以刺激经济计划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用力过猛之嫌，货币投放量也大大超出了“保八”的需求。目前要做的不是持续财政刺激的力度和继续放松信贷，而是向市场发出控制信贷增速的信号，将政策目标从单纯保增长转到保增长和管理通胀预期，并逐步向后者倾斜。在10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总理提出，将通胀预期管理作为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我认为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如果忽视资产价格上升，坐等资产泡沫积累和通胀预期积蓄是对形势的误判，留下隐患其后果要么会中断复苏的进程，要么会给复苏后的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就业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指标。进入“后危机”时期，应密切关注经济复苏与新增就业和城镇化进程的关联性。
5.出口和可贸易产业
出口和可贸易产业是受到此次危机重创的部门，也是最后复苏的部门。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最终复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全球的复苏。到第三季度末外贸出口同比下降21.3%，月度环比已恢复正增长。港口集装箱量前三季度同比为7.8%负增长，环比开始转正（有季节因素存在）；航运仍处低位。最新的预测认为，明年初外贸出口增长将由负转正，明年全年可望获得10%的正增长，我以为这个预测偏乐观，但趋势是企稳回升。出口一旦由负转正，即可对GDP增长做出正贡献，并带动可贸易产业的增长。由此，“三驾马车”的构成会趋于均衡，复苏的预期会更为明朗。
6．新增就业和农村城镇亿进程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珠三角、长三角约2000万从事出口加工业的农民工离职返乡。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这一庞大失业资料未能反映，就业问题的严重性也因之被淡化。
就一般经济复苏轨迹看，就业是最为滞后的指标。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就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更大，其主要表现为：老龄化社会尚未来临每年新增就业压力大；社保不健全、低保水平低，失业对社会稳定敏感度高；需要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满足农村城镇化。可贸易产业（tradableindustry）的含义是在国际市场上定价的行业，即贸易相关产业，从广义上讲包括：出口加工业、远洋运输和外贸港口等。
以上许多指针在当下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没有披露，其原因，一是统计指标还有待完善；二是中国GDP统计依据的是“生产法”，而不是国际通用的“支出法”。在“支出法”GDP核算中，“三驾马车”分别用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化）、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个指标表示。我们目前公布的月度资料采用的则是三个替代性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贸易差额。但这两组指标在内涵和覆盖范围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未计居民服务消费（教育、医疗、自用住房、文化娱乐等）；固定资产投资将不属于生产性活动的土地和旧建筑、旧设备购置费计入，而未计企业库存变化；贸易差额中未计服务贸易。这些替代指标在解读时需作做调整和处理，未统计的指标需估算。在危机应对和复苏的时期，统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产生误导。因此，统计制度的转型和改进正亚待推进。
四、管理流动性和政府择机“退市”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二个重点是管理流动性和政府择机“退市”。
现在许多人一说到政策调整就“谈虎色变”，股市也跟着变脸，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被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绑架之嫌，结果是往往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再突然转向。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预期管理而非事后纠正，所以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性。有了前瞻性，调整就可以是渐进的、可控的，而不是急刹车。
中国经济2009年‘`V型”复苏是政府主导的、信贷和投资驱动的结果，经济的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但货币投放、信贷规模、投资总额已远远超出8%GDP增速的水准。M2的增速已近30%。在正常情况下，M2增速应该比名义GDP增速仅高出4~5个百分点。新增贷款总额今年将达到10万亿，是2008年底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三分之一。由于基数很大，即使单月新增贷款已经下降，巨额货币投放量所形成的总体流动性过剩问题在短期内也很难解决。以股市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脱钩，一路攀升的趋势很可能继续下去。随着中国资产价格的快速攀升，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再现，国际热钱势必涌入国内市场。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政策调整和政府“退市”不容回避，只是时机和工具选择的问题。我认为加息不应迟于明年第二季度，在加息以前可以先采取行政手段和运用一些其他政策工具，如：控件目审批、延缓项目开工和延长建设周期、发行央行票据、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比率、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等。
中国政府在危机来临时救市的果断决策和实施力度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但一个完整的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表现为救市的决心和能力，还应表现在当经济企稳、资产泡沫出现、通胀预期产生时政府调整政策的灵活度和“退市”的安排。中国救市的财政投资和银行贷款大多投放到周期长、流动性差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这就大大增加了“退市”和回收流动性的难度。如果说，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2009年是全球政府救市的一年，那么10年则是全球政府开始“退市”的一年。中国经济复苏领先全球6个月，人们期望中国政府在控制流动性、“退市”方面也能给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而不是像2008年第四季度那样再来一次180度的急转弯。五、调ME结构、转换模式使经济发展可持续“后危机”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三个重点是调整结构，转换增长模式，将复苏的进程引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美国自由放任的金融监管政策的批评，对全球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的质疑，但究其根源，在近十几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过分依赖消费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分依赖出口的失衡结构是更为墓础性的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的结构失衡就其本质而言不是经济活力衰退的结果，而是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活力过度释放的结果，或者说是对冷战时期形成的低水平的平衡的突破。从低水平的平衡走向高水平的平衡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振荡。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再平衡”相对于危机前是“收缩”，但不是回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启动前的平衡点上，而是走向新的平衡过程中的一次调整。
调整包括供、求两个方面。从供给方面讲，最突出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危机前一些产业已形成过剩产能，在政府反危机的产业振兴政策中这些产业不仅未伤元气还得到输血。危机后外部需求结构性的下调和中国经济增长率适度回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严峻。进入“后危机”时期，经济已企稳回升，政策的重点应从振兴转向调整。首先要严格控制这些行业新项目上马，其次，提供破产、兼并的相关政策和服务。发达经济体在此次危机中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去杆杠化”过程，对中国来讲“去过剩产能”势在必行，应及早谋划启动。供给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产业结构优化，这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以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报酬；二是推进产业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三是强化节能、减排的力度，以使经济增长可持续。
以上两点势必影响中国GDP增长的速度，一个经济体GDP总量和增长速度主要受制于市场需求和“潜在生产能力”这两个方面。在调整的过程中外部需求的减少是结构性的，而中国的“潜在生产能力”还应充分考虑要素价格（包括汇率）的扭曲、环境承受水平、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的约束。综上，从中期来讲中国GDP增长率的合理范围应在7.5~8.5，即使不对过剩产能作出调整，也不可能或不应该再回到10%~12％的水平。
需求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两个方面。国家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但城乡的差别却仍然在扩大。我以为其中的关键，一是“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民转为城市居民设置了制度上的障碍，进城打工的农民及其家属不能同等地享受政府向城市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住房等；二是农民不能合理分享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产生的收益。应改变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社会身份的制度，制定农民分享农村土地转让和开发收益的②“潜在生产能力”代表的是在现有的资源、技术和生产能力下，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经济最大限度的产出水平，也就是“潜在的总供。构失衡日益加剧，最终在此次危机中得以爆发。
危机是改革的产婆，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都是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有理由期望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走出“改革疲劳期”不仅需要动力，还要有一个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改革议程”。这个议程应包括：对问题的认定、诊断和解决问题的出路。所谓“出路”，其实质就是要不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底色”，社会主义是“特色”，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和和谐的市场经济，偏离这个基本认识只能将中国引向倒退和歧途。
我认为，“改革议程”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1．转变政府职能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包括：（1）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2）通过转移支付实施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3）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4）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政府还要承担经济振兴和体制改革的任务，但随着市场发育和转轨的进展，政府这一角色也应相应调整。
三十年前，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时，对市场机制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或者说未能得到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模式。这是由于：（1）当时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不够；（2）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需要一个强势的、全功能的政府；（3）误读了日本“通产省”、韩国“青瓦台”的模式。由于路径依赖，中国由此走上了一条“发展主义政府”的道路，即政府主导经济并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经济活动。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导致了腐败和大量寻租活动；庞大的官僚机器和过度干预、管制大大增加了市场运行的交易费用，压抑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造成了效率和效益的损失；政府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市场交易混淆了政府与企业的两个不同功能的角色，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工作重点的偏离和资源错配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这种现象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质疑，批评的声音也愈来愈大，政府的改革已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课题。在近20年的时间里，政府也做了几次重大的改革，但改革的重点不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而是行政效率的改进。改革之所以推动不下去，除了认识问题外，也有利益集团的阻碍。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神话”和“中国模式”成为“新左派”学者们热衷的话题。他们对中国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大加赞赏，对主流的经济学和发达市场的模式进行了批判。金融危机来临后，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得到了全球的好评，中国政府也以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自豪。中国“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似乎不仅不要改革，反而成了发达市场国家应学习、效仿的榜样。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不应被解读为“发展主义政府”模式的。
成功，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做出重大调整，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从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为中心的政府④。此次金融危机，政府出手救市是应急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不能被解读为“大政府”的时代又到来了。当然，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国情不同、文化存有差异、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它们的模式和经验不能照搬，对其存在的问题也应持批判的态度。但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是共同的，只有依照这些要素和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方能使中国走出市场化进程中的“闭锁”状态，进入通向更加成熟、更加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机制之路。
2.适时解除要素价格管制，推进奋用事业价格市场化
中国市场化改革遗留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素和公用事业价格的管制。
这些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能源（原油）、资本（汇率和利率）和原材料（矿产品）。
（1）土地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大量征地（指农村建设用地，下同）并获取巨额收益。由于土地征收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交易活动，征收价格只是一种补偿，不能真实反映土地的市场价值。对于公益性项目，这种方式尚具法律依据，对于商业性项目则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当然，土地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规划的影响，由此所获得的增值应由有关方分享。在土地转让环节，对于商业性项目采用的是“招、拍、挂”。这看起来是市场方式，但由于政府是唯一的卖方，每年投放市场的量是由政府控制的，因而价格也是可以控制的。只有彼此独立的多方买家和多方卖家频繁的交易才能称之为市场，才能发现价格的均衡点。
现行土地制度造成地方财政对土地和房产相关收入的依赖。房价高居不下，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和改善，农民失去应得的收益。
我认为解决的思路一是制订相关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公布当年土地存量、批出量和计划新增的量。土地转让所得应以转移支付的方式部分返还农民，土地开发中政府获取的税费应主要用于“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思路二是将公益性项目和非公益性项目分开，前者可由政府向农民征收，后者由开发商和农民直接交易，政府可以从因规划变更而增值的部分中征收税费。
（2）能源
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已超过50%。目前政府对原油、成品油价格实行管制，主要是担心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计民生。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其原因：一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造成暂时的供求失衡；二是原油作为交易的商品期货，吸引大量资金炒作、投机；三是美元疲软,促使以美元定价的原油价格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对原油价格实施某种程度的管制是必要的，但价格管制势必扭曲供求关系造成资源错配，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与廉价的能源也是相关的。
关于改革能源价格管制的讨论从未停息，当经济过热时有人担心这一改革会以成本推进的方式形成通胀；当经济衰退时有人则顾虑这一改革会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打击投资和消费。因而，这个问题也就被长期搁置起来。我认为，在重新启动的“改革议程”中应包括能源价格政策的改革，明确改革的目标是解除管制，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改革的路径可以是渐进的。确定这一改革目标会使市场有一个比较确定的预期，有利于改革的实施。
（3）资本
在这二十年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两次重大的改革，一次是1996年开放经常项下（主要是贸易项下）账户，一次是2005年松动了与美元挂钩的制度，转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也相应作了调整。到2008年年底，在这一机制下，人民币以每年约6％的速度升值。进入2009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停止升值，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名存实亡，人民币汇率20年改革前与美元挂钩的状况。这一变化的产生，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因素，但2005年的改革未取得预期效果则是更为基础的原因。
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依照余永定的解释实际上就是BBC方式，即浮动幅度（Band)、货币篮子（Basket）和爬行（Crawling)a这一新的汇率制度实行后，实际浮动幅度未有显着变化，仍是重在“管理”，而不是“浮动”；货币篮子没有正式形成；能够看到的就是每年6％左右的升值。不可否认，这一机制的采用对刺激内需、缩小顺差、提高企业竞争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作用都非常有限，不能对国际收支失衡、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的改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更多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市场。由于“爬行”的升值速度是由“管理”确定的，而管理者不能代替市场去发现价格，“爬行”的目标值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走到今天，回到与美元“挂钩”等于宣告2005年改革的失败，继续“爬行”又难以为继。全球在复苏的过程中贸易摩擦会加剧，人民币汇率制度将会受到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双重的压力。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开放资本账户，长期目标是成为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目前在四十多项资本账户中，未开放的主要是：外债、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三项。我认为未来改革的路径应是先放开前两项，通过QFI等方式逐步放开第三项，使汇率逐渐由市场定价，最终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同时，加快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促进在香港建立人民币贸易离岸中心和相配套的人民币固定收益（债券）离岸中心。按照这样一个目标和路径制定出相应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未来5~10年的时期完成这一重大改革。
（4）原材料
应逐步加大矿产品的资源税的税率，使之能够真正反映稀缺资源的价格，减少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公用事业主要包括：水、电、汽、交通等。公用事业具有公益性和商业性双重特征，长期价格管制会扭曲资源配置，造成浪费并增加一些不完全具备商业价值的领域，如早期的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二是各种类型的“主权基金”，其目的是获取国际收支盈余的增值。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多是通过准入、竞标、颁发牌照、监管的方式由私营部门经营。
其次，要国企来承担国家战略安全和国计民生保障的使命，这实际上是列宁“控制制高点”的思想。国家战略安全和国计民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法律、制度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不应靠所有权的控制。这种观念和政策一方面模糊了国企作为一个企业的商业性属性，使之带上了某种公益性特征，另一方面又使垄断行业的国企具备了某种合理性。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通过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下岗减员、改善激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资人到位、进入资本市场，国企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国企体制的改革却不仅未能推进，反而还倒退了。国企改革是一个微观层面如何搞好的问题，国企体制改革则是一个宏观制度和政策层面要不要搞的问题。我认为国企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国家资本的社会化，即通过划拨社保、资本市场上股份减持、转让等多种形式把政府持有的财富转移到广大民众手中。当然，这一过程应逐步实施，并保证有序、公平和有效。
4.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
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诸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需要在政治体制上做出相应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对现代社会价值体系和民主政体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寻求自己的政体模式，推进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这个政体应充分体现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应在宪法的框架内对各种观念和主张有更大的包容性，应从制度上保障人民对公权的监督和制约，从而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