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里的生存 ——从主体与革命和体制之间的关系论丁玲的转向

论文摘要

本文以丁玲30年代和讲话后两次转向为切入点,探寻丁玲主体与革命和体制建构之间融合与冲突的对话性关联,彰显压迫＼反抗、强制＼屈服的分析模式所掩盖着的问题,更深层地关联起“五四”话语和“左翼”话语,“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换的历史线索。在三十年代的时代境遇中,个体缠绕在自我分裂的内心世界,革命作为想象的幻觉成为克服困惑的拯救性因素。丁玲在革命和体制内挣扎于日常＼理念、个人＼集体、女性＼革命、主体＼体制等多重话语之间,不断地自我否定,又勾连起原有的体验,拒绝任何理念的抽象化,寻找可感觉到的信念。在一次次自我形成的紧张瞬间,丁玲呈现出了一种主体成长最为动人的魅力。“讲话”后,体制紧缩了主体的空间,但又为知识分子走进大众提供了契机,由此,大众的喜怒哀乐展开了。丁玲在自我经验与历史叙述之间进行紧张衔接,呈现出了农民主体意识的成长,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现实政治,但并未创造出丰富的感性形象。复出后的丁玲,将政治问题道德化、伦理化和情感化,并坚守理想的主体形象,不断地抹杀曾有的摩擦,清除异质,对抗性的逻辑使得丁玲无法应对现实的变动,更丧失了反思历史的可能。

论文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位置的悬隔—“左右说丁玲”
• 二、三十年代个人的困境与转向的可能
• 1. 个人主义内在分裂的困境:以《莎菲女士日记》为例
• 2. 革命:一种拯救的因素—“革命+恋爱”小说
• 三、主体转向的自觉
• 1. 走进革命:斑驳的心情
• 2. 女性与革命之间的游移
• 3. 集体中的个人:《夜》文本分析
• 4. 一种主体成长的寻找:《在医院中》文本分析
• 四、缠绕在一起的主体与体制
• 1. “讲话”:政治激情与新\旧的断裂
• 2. 申辩的艰难:丁玲习得“讲话”
• 3. 矛盾的呈现: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五、转向的艰难:以《杜晚香》为例
• 六、结论
•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