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与中土唐、宋相始终的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国,历经500余年(738年—1253年)。因其佛化程度深厚,一直享有“佛之齐鲁”、“妙香古国”、“佛国”的盛誉,观音信仰作为云南佛教的重要表征之一,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本文以南诏大理的观音造像作为考察云南佛教艺术的重要标本,探究观音造像及其相关佛教造像艺术的流衍、发展脉路,继而探讨其流变缘由与蕴涵的文化信息。南诏大理虽处于中国西南边陲,但位于“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具有得天独厚而又四通八达的地缘优势,其佛教艺术与中原、印度、西藏、四川、东南亚等地区关联紧密、错综交融。鉴于此,本文的论述始于云南本土的“建国梵僧”(观世音所显化)造像,聚焦云南剑川作为重点考察区域,考察梵僧造像的流布特点及其在王室与村社间的不同演变际遇;“阿嵯耶观音”,堪称云南佛教艺术的重要标志,其造像特色、样式来源、与及其流行缘由、南诏王室的推崇等都是饶有兴趣的问题。如果讨论置于东南亚观音佛王信仰传统这个大的文化板块之中,则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的深厕渊源讨论就有了一个粘结的重要接口同时,在东南亚观音佛王信仰的视角下,重新审视阿嵯耶观音造像。提出内道场崇圣寺的“易长观音像”、依照大理写经的灌顶仪轨、石钟山石窟的王者造像等即是南诏大理观音佛王信仰的证明与构成要件;南诏与大理国的宗教信仰有一个承继与认同关系,这种关系里中原的示范效应和影响不可忽视。在宋朝“收内虚外”大政冷遇下,毗邻的西蜀成为与大理国联通的主要渠道,所以以成都大圣慈寺壁画的影响为线索,关注在大理国屡屡示好于宋的和平环境中,云南观音造像所体现出来的鲜明汉系特征。大理国权相高氏一门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亦是本文的论述重心。南诏大理的佛教艺术研究资料零散、文献缺失,所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其造像面貌的《南诏图传》、《张胜温画梵像卷》和剑川石钟山石窟造像等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前述论证的基础上,三者之间进行的相互印证则贯穿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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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引言一 仿效天竺的"妙香国"——兼谈选题缘起二 学术史回溯三 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程序第一章 梵僧:从"乞地传说"到"建国圣源"一 梵僧显化的垂迹萍踪二 王室与村社:"梵僧"造像的分向流衍(一)梵僧造像的流布特点(二)一个可靠的梵僧形象(三)本主——元明以后梵僧造像的民间生成三 《南诏图传》中关于梵僧的几个疑点辨析:(一)赤莲冠(二)羌髯丰颐(三)峺鼓(四)象马、鱼螺的隐寓四 聚焦剑川:梵僧的虚实与石钟山石窟的异域信息(一)追捧"托言天竺"之僧(二)剑川石钟山石窟的异域信息第二章 阿嵯耶观音——标准像与王室意志的标举一 "阿嵯耶"观音的称谓与传入二 "混血的艺术":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渊源再探讨(一)阿嵯耶观音造像的特异因素(二)与东南亚造像的深厚渊源(三)一个来源佐证:崇圣寺千寻塔的水晶佛像考释三 "嵯耶"、"摩诃罗嵯耶"与阿嵯耶观音(一)孑然不群的民族装束(二)与唐交恶(三)自号"大封民国"的分庭抗礼(四)"摩诃罗嵯耶"与"土轮王"(五)造像样式的王室掌控四 经略西南边远诸国小结第三章 "易长真身"——观音佛王信仰视角下的观音造像一 观音佛王信仰:一个问题的提出二 "内道场"崇圣寺的易长观音造像(一)内道场崇圣寺与雨铜观音的悬疑(二)"圣驾淋盆"的灌顶仪轨(三)"易长真身":易长观音与阿嵯耶观音造像三 王者造像——佛王信仰的一个解读(一)王者像非本主造像(二)王者窟非供养人窟第四章 大圣慈寺的余温:后理国观音造像的汉系特征一 由《梵像卷》观音造像看大理国信仰结构(一)《梵像卷》的整体架构与阿嵯耶观音地位的跌落(二)法源正脉:护国神祗的悄然置换二 巍山:早期观音造像看由来已久的中土文化浸染(一)南诏寺庙遗址出土观音造像的几个细节(二)巍山双圈河大理早期遗址的杨枝观音造像三 成都大圣慈寺的余温:蜀地对大理观音造像的示范效应(一)"数珠手观音"和"平顶冠"的启示(二)关于川滇联通的史迹梳理(三)成都大圣慈寺壁画和《梵像卷》(四)大圣慈寺藏川的"十王"信仰弘布与观音、地藏的组合四 祥云水目山禅系的崛起与大理国佛教造像汉系特征(一)祥云水目山禅系的崛起(二)佛教造像的汉系特征五 权相高氏当国下的大理国历史景深(一)王者出走:在和平的阳光下(二)"在家僧制":释儒阶层的形成(三)维摩诘大士传达的默契——示好于宋结语附录参考文献图版说明与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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