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的参数估计（论文文献综述）
郭向东[1]（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董雪[2]（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吴媛媛[3]（2020）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变化的一个复合过程,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层面、多个尺度和多种途径,具有中介性、动态性、开放性、空间性和反馈性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逐渐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持续推进,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面临着未富先老、劳动力成本上升、城乡关系矛盾升级以及养老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对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以人口结构性迁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地域差异和城乡分异为主要切入点,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经济相关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以中介效应分析、非参数估计、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检验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阐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和“城乡倒置”特征。这与大规模具有年龄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人口迁移直接相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这种人口大规模结构性迁移的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会进一步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一系列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正效应）”与“减速（负效应）”效应并存。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减速效应”,这种减速效应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加强,长期看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愈加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水平、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加速效应”,但这种“加速效应”是短期的和特定的。（3）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系数的提高,超过特定的门槛值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二是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和空间依赖性,进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即人口老龄化在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显着,老龄化越严重的区域,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的下降幅度越大,越容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东、中和东北地区的下降趋势较为突出,负向溢出效应显着,尤其是东北地区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对地区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的加速阶段,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正向影响下降幅度较城镇地区更加明显,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强。（5）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具有正反馈效应。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地区转移,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地区老龄化、为城镇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愈发显着,进而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减速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二是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三是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四是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五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高复阳[4]（2020）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后,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以粗放型为主,追求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也极大地破坏了生态自然环境。近年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例如雾霾灾害、水资源重金属化、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和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金融作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环境保护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先,致力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扭转现阶段面临的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因此,探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具体影响效果对于遏制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写作脉络,为了探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需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二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具有显着的相关性?三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基于理论框架建构和实证分析检验等多层面的综合论证,本文探析了我国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力求作出更为准确的描述和解释。本研究在IPAT和STIRPAT模型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博弈分析方法对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并选取了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参数面板、平滑转化面板模型以及空间面板等方法从直接、间接以及空间外溢性的角度对环境污染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来解释环境污染的区域性差异,探寻其中的变化规律和可能的策略选择,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论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包括:第一,企业是主要的环境污染者,也是环境污染防治的重要负责人。通过积极的技术创新活动,包括生产系统、能源系统、减排系统等多领域的创新,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减少单位产出污染排放成本,从污染源头降低污染排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第二,在社会监督下,金融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金融企业的投资偏好。当金融投资侧重于利润最大化时,金融发展将导致企业投机行为的发生,加重了企业污染排放的程度。当金融投资更倾向于环保型企业时,金融发展则有利于激励企业选择环保策略,从而有利于环境污染的防治。第三,金融发展对环境压力的影响受到区域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干扰,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随着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的环境压力影响为先提高后降低。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性,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压力。第四,技术创新与当地环境污染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存在显着的遏制作用。但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该遏制作用的效果也在降低。此外,当地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压力。第五,我国环境污染具有显着的空间相依性,高（低）污染地区常常与高（低）污染地区相邻。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压力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方面:第一、基于博弈理论,从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研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企业减排行为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群体的行为策略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此外,在企业与社会群体的博弈中,利用模拟仿真,提高了博弈模型的解释和分析能力。第二、不再单纯地依赖面板门槛模型来捕捉变量的非线性关系,而是构建平滑转换面板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与以往将经济增长作为转换变量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传递作用出发,将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作为转换变量,分析他们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第三、从空间的视角出发,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仅讨论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的空间集聚情况,还分析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周边地区所造成怎样的影响。
刘震[5]（2020）在《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文中提出高杠杆陷阱描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政策选择困境。如果放任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继续上升便是埋藏了未来发生债务危机的定时炸弹,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如果对杠杆率的上升加以政策干预,则有可能因为信贷供给紧缩或者融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短期经济稳定,一定程度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似乎陷入了高杠杆陷阱（黄益平,2016）。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我国非金融部门为对冲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进入加杠杆阶段,其中家庭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均在危机后显着提高。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以较快的速度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引发社会各界和政府决策部门重视高杠杆问题的原因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以来不断阶段性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当经济增长速度经历持续下行区间时,对于杠杆率较高的非金融企业来说,其产生的利润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所以企业可能会选择借新债还旧债,这样会导致经济中庞氏债务人的比重不断提高,宏观经济运行风险不断上升。如果处置不恰当则可能会产生2007至2009年美国“大衰退”式的经济衰退,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式的长期经济增长停滞。从实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入手,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递进有序的研究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相关问题。本文研究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其二,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会有何种影响?其三,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是否可以有效地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解答上述—系列问题对于实现结构性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中长期目标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本文第二章关注的是我国是否存在非金融部门债务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利用横向跨国比较和纵向历史比较等方法分析我国杠杆率的发展演变以及分布特征。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发现,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已经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并且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家庭、非金融企业和政府等实体经济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在不断缩小。然后,在假设长期均衡杠杆率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包含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而测度我国各个实体部门和整个非金融部门的长期均衡杠杆率,利用该长期均衡杠杆率判断是否存在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主要结论有:首先,通过对比三个实体经济部门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长期均衡方程和短期均衡方程可知,收入水平、政府规模和实际汇率是影响三个实体经济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共同因素,人口因素、房地产价格和贷款利率是仅影响家庭部门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杠杆率的结构因素。其次,将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与各部门实际杠杆率进行比较后发现: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幅度高于长期均衡值,说明非金融企业由于“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等问题积累了较多的债务风险和潜在隐患;政府实际杠杆率接近长期均衡值,说明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家庭杠杆率持续向长期均衡水平收敛,所以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越来越小。无论是从加杠杆速度还是债务存量等角度来说,导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快速增加的杠杆率。第二章通过相关统计数据的初步分析说明不同部门杠杆率的变化都与宏观经济运行息息相关,而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各部门的均衡杠杆率。但是,尚未说明杠杆率变动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强度。所以,第三章关注的问题是我国非金融部门及单个部门杠杆率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和强度,也希望能够揭示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对我国非金融部门和各个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影响。为了分析该问题,本章利用我国1996年1季度至2018年2季度的宏观数据构造TVP-SV-SVAR模型分析了各部门杠杆率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冲击,通过第三章的实证分析发现杠杆率的外生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典型的总需求冲击特征,即刺激经济增长加速的同时也带来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但是,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杠杆行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影响力将逐步减弱。实证分析也说明单纯依靠紧缩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实现降低杠杆率的目的,反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可能途径。第二章通过长期均衡杠杆的概念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第三章又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杠杆率的上升会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导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但是,加杠杆行为具有不可持续性,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所积累的金融风险终会通过各种形式暴露出来。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宏观现象与微观基础”的研究理念,本章选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从微观个体层面的经济行为出发,构造宏观总量层面上的动态经济学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研究高杠杆下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和面临不利冲击干扰时高杠杆经济体自我调整和自我稳定的能力。通过第四章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高杠杆稳态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标准差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除了要重视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危害,也要重视家庭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危害。主要原因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以后资金可用于生产也可用于投机,但是家庭部门加杠杆更多是投资房地产而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泡沫资产并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只会引发投机浪潮,所以给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高杠杆稳态下基于家庭效用函数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小于低杠杆的情况,进一步说明在高杠杆情况下宏观经济波动总体大于低杠杆的情况。另外,通过外生冲击模拟对经济活动的各种扰动可以说明高杠杆稳态的经济体总产出水平波动性显着大于低杠杆稳态的情况,并且低杠杆稳态下价格和名义汇率等名义变量灵活调整可以吸收部分外生冲击对实际变量的影响。当经济体的债务杠杆水平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时,遭遇不利因素冲击后,高杠杆经济体表现出抗风险能力差、自我稳定能力弱的特征。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经济结构本身极易发展成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成为悬在稳定经济增长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前文分析说明了中国经济高杠杆问题的存在性、杠杆率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高杠杆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的潜在风险之后,本文的第五章关注是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政策在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效果和途径。基于前三章的研究可知,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而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所有制经济结构特征。本章构造了一个包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两部门开放经济DSGE模型分析如何利用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有针对性的抑制上游国有企业继续快速加杠杆,从而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通过DSGE模型的模拟发现,杠杆率贷款税作为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高杠杆高债务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债务融资结构不均衡现象。在稳态层面上,在杠杆率贷款税的干预下,贷款资金由生产率相对偏低的上游国有企业部门转移到了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下游民营企业,贷款资金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再分配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阶梯型上升趋势。在动态转移的情况下,杠杆率贷款税的资金再分配作用—方面通过“看不见的手”筛选投资项目质量,另—方面抑制国有企业部门新增贷款速度,从引导贷款资金从国有企业部门流向民营企业部门,即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困境,也可以改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并提高资本金的积累。此外,以杠杆率贷款税作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工具,在该政策工具的干预下由家庭效用函数为基础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明显增进,说明该项政策干预可以起到稳定经济波动与金融波动的作用。同时,第五章也涉及了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协调问题,主要结论为:在供给侧冲击的干扰下,应该优先选择“松货帀+严监管”的中性稳健的政策组合。另外,在宏观经济政策锚定变量选择问题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国企新增贷款和资产价格增长率作为锚定变量）,而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锚定变量）。通过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定和调整有三点启示:第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单纯依靠紧缩性货币政策无法完成去杠杆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反而会引起经济活动紧缩导致杠杆率不降反升。原因是紧缩货币政策会抑制总需求,从而降低总产出水平使得作为杠杆率分母的名义GDP缩小,同时由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下行使得企业利润降低从而难以覆盖债务的本金或利息,因此企业会倾向于借新债还旧债。根据我国当前债务分布和组成结构情况,应当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即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杠杆贷款税可以作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使用。同时,应重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合作,应避免出现政策效应叠加的情况出现。在货币政策应盯住经济稳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该盯住金融稳定条件下,有效的方法是构造“松货币+严监管”的中性稳健政策组合模式,从而取代“紧货帀+严监管”的双重紧缩政策组合,从而能够实现稳定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波动的双重目的。第二,治理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问题时,应该同时加强对政府部门负债行为的约束,体现在规范化和制度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手段。就目前来说,政府债务虽然没有爆发债务违约的风险,但是也要注意公共部门债务扩张对私人部门资金的挤占。除此之外,应该重视改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锦标赛制度和以GDP为纲的官员政绩评价标准是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依靠举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主要原因。所以,应该制定更加科学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降低GDP等指标的贡献权重,同时将地方政府杠杆率作为考评标准纳入考评体系,从而抑制地方政府官员依靠债务融资短期快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逐利动机。第三,警惕家庭加杠杆。根据本文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传导机制分析可知,家庭部门加杠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力不亚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进入房地产市场投资的行为将会推动房价上升并且挤出消费。房地产具有泡沫资产的属性容易引发投机行为引起金融波动,而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挤占家庭的现金流,从而挤出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紧缩从而容易导致总产出下降。在家庭继续加杠杆的空间日趋饱和的今天,房地产市场过热是引起家庭加杠杆的动因,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建模思路,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经过变换得到关于杠杆率的短期均衡方程和长期均衡方程。在给定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条件下,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方程测度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利用杠杆率的长期均衡值判断当前实际杠杆率是否存在偏低或者偏高的问题。从数量上讲,2012年以后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上涨主要是由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导致的。经测算可知,非金融企业部门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杠杆率可能是由“脱实向虚”或者“资金空转”等问题导致的。第二,在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释放的潜在债务风险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本文构造的DSGE模型包含信贷市场的金融摩擦又包含国际经济部门的外部冲击。在构造金融摩擦方面,同时刻画了信贷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面临的金融摩擦。特别是针对资金需求方,分别考虑了家庭负债和企业负债、国有企业负债和民营企业负债的区别与联系。在国际经济部门方面,刻画了来自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世界利率波动）和外部需求的变化（进出口贸易）给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外部冲击。第三,本文通过包含微观基础的定量宏观经济学模型,在刻画了非金融企业部门所有制二元经济特征的情况下,研究了杠杆贷款税做为资金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传导机制以及杠杆贷款税与货币政策利率之间的政策协调和政策叠加问题。本文认为向产业链上游的非金融企业中的高杠杆运行的国有经济成分征收额外的杠杆贷款税,通过增加高杠杆运行的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可以抑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借债的动机,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结构性去杠杆的目的。
童昀[6]（2020）在《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研究：机理、事实与特征》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式和动力。旅游业不仅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更是践行“两山理论”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旅游经济规模持续扩张,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不断增强,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的综合贡献率均已超过10%,综合带动性明显,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愈发显着。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旅游业发展,显然具有特殊蕴意和使命——旅游业能够有效助推中国绿色发展吗?长久以来,针对这一问题,既有研究多停留于旅游发展本身是否绿色这一层面,包括旅游碳排放在内的旅游非期望产出研究,以及基于微观目的地实地调研测量的旅游业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已经对理性认知旅游业的绿色属性奠定了充实基础和经验证据。然而,上述研究忽视了“旅游业发展能否促进区域整体绿色发展”这一更加宏观的研究视角。鉴于旅游业良好的综合带动性以及产业融合性、示范性,考察这一命题,将推动我们形成对旅游业绿色溢出效应的理性认识,也将实现中国旅游发展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国家战略的必要呼应。对于绿色发展理论完善和中国绿色发展路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这一核心命题,本研究按照机理、事实和特征三个过程进行推进。通过全面梳理和评述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区域绿色发展测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针对现有研究空白和不足,在选题、视角与数据等方面加以创新和完善。具体而言:首先,通过文献计量研究,确定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其次,依托遥感影像（PM2.5气溶胶反演遥感数据、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在内的多源数据,构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体系,并利用EBM-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测度和分解了2005—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区域差异、时序变化、空间集聚等方面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接着,对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机理进行理论阐释,并构建以旅游业为核心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虑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等问题的初步估计,并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与实施稳健性检验。同时,分别以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识别旅游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在证实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空间视角构建面板杜宾模型揭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空间溢出特征。从非线性视角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考察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而且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将研究话题进一步拓展,探讨旅游业发展质量影响目的地城市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关系。通过上述研究,获得以下主要结论:（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面:全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688%,绿色技术效率年均增长0.639%,绿色技术进步年均增长2.037%,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单一源泉”特征明显,即增长源泉为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源于绿色技术效率。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都位列东部、西部之后,均呈现“中部塌陷”格局,但2013年后中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改善速度明显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变化率与绿色技术效率变化率之间存在明显此消彼长的“相互嵌入”特征。（2）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基本分析:研究证实了旅游业能够显着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考虑内生性情况下,旅游业发展每提升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189%-0.0285%。克服内生性之后,工具变量稳健固定效应2SLS估计的旅游业发展系数达0.174且在0.01水平显着,远高于不考虑内生性的估计结果。这一事实得到了四种稳健性检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动态面板估计、滞后效应、剔除样本异常值）的验证。旅游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综合实现的,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呈现“双轮驱动”特征,但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以促进绿色技术效率为主。（3）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空间视角分析:旅游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特征但不显着。但旅游业对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本地旅游业发展每提高1%,分别促使邻近城市绿色技术效率提高0.0433%和0.0604%。考虑空间因素后,对于旅游目的地本地,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仍然表现为同时提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双轮驱动”特征,但对于邻近城市,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则表现为促进绿色技术效率的“单轮驱动”特征。（4）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非线性分析:城市经济异质性视角下,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呈现显着的平滑转换特征,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放大器”。随着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旅游业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由0.0264升至0.0523,对绿色技术效率的估计系数由0.0150升至0.0282,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由0.0093升至0.0279,且显着性逐渐增强。对应的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系数和显着性变化趋势与面板平滑回归估计结果吻合,验证了旅游业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平滑转换特征的稳健性。（5）旅游业发展质量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分析: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显示旅游业发展质量提高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系数为0.0418）、绿色技术效率（估计系数为0.0220）、绿色技术进步（估计系数为0.0198）均表现促进作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估计显示,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向影响加强但其平滑转换机制不显着,旅游业发展质量对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均加强且平滑转换机制显着。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将发展旅游业作为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2）强化旅游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机制;（3）推动“城旅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4）综合促进旅游业“增量”“提质”与目的地自身发展。
赵如波[7]（2020）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及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保增长和控风险视角》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加之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原因,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增长压力。若地方政府继续借助扩大债务规模推动经济发展,地方债务规模会在短期内迅速膨胀,聚集债务违约风险,影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地方债务规模选择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2019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增长”与“控风险”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地方债务能够改善基础设施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风险危机;另一方面也会由于规模过大而引发债务危机,抑制经济增长。由此可见,选择合理地方债务规模关键在于处理好“增长”与“风险”关系。若仅仅关注于地方债务风险而忽视其经济增长效应,将无法达到控制风险与促进增长目标。在此背景下,融合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与债务风险,选择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保增长”与“控风险”现实背景下,深入研究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与债务风险关系,厘清其内在机制,在地方债务风险可控条件下,科学选择地方债务规模,优化地方债务规模配置,提高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已有地方债务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经济增长效或者地方债务风险单一视角出发,选择最优地方债务规模,并未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债务风险,可能使选择的地方债务规模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同时也无法实现保增长与控风险目标。除此之外,在地方债务实证研究中使用的计量模型常常忽略了地方债务与区域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空间效应,这也可能使得实证结果也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所以,如何考虑不同区域地方债务空间相关性与溢出效应,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尽可能合理测度区域空间关联结构,融合地方债务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因素,建立地方债务规模选择模型是当前地方债务规模选择的关键问题。地方债务在适度规模下能促进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风险危机。而规模过度又会引发债务风险危机,抑制经济增长。地方债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经济增长效应与债务风险相互作用且彼此影响。因此在地方债务规模选择中考虑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地方债务运行本质。基于此,本论文以地方债务经济增长与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础,首先利用效率评估理论中的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与Bootstrap统计方法相结合对传统地方债务使用效率模型进行改进,构建Bootstrap-三阶段DEA模型,以对地方债务使用效率进行测度,进而得到地方债务使用效率差异引起不同区域地方债务经济增长能力差异。然后在地方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基础上,将空间计量方法应用于地方债务非线性关系刻画,利用构建的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挖掘地方债务规模的经济增长临界值。之后基于得到的临界值,本文构建地方债务理论与空间计量模型,以对地方债务风险跨区域溢出效应、地方债务经济增长对债务风险化解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地方债务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因素构建地方债务规模选择DSGE模型对地方债务促进经济增长,产生地方债务风险机制与路径进行分析,并挖掘地方债务的最优规模,对地方债务规模进行优化配置以放大经济增长效应。总的来说,本论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利用空间计量与半参数等统计方法的优势,引入区域经济与地理距离信息值构建空间矩阵,以对地方债务使用效率DEA、地方债务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模型进行改进,进而构建Bootstrap-三阶段DEA模型和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基于此模型对“保增长”任务下,我国地方债务使用效率、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改进后DEA模型和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效测度地方债务效率与非线性关系。进而说明空间计量模型和半参数方法在地方债务规模临界值选取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捕捉地方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震荡曲线关系,提高临界值选取的准确性。（2）通过分解偿债能力,改进偿债能力预测方法对债务风险测度KMV模型进行改进,以提高地方债务风险测度的准确性,将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引入地方债务风险研究中,检验经济增长化解债务风险能力,提高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基于当前地方债务运行模式,从流量和存量视角分解偿债能力,通过引入GM（1,1）预测模型,改进地方债务风险KMV模型。以我国省级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对省级地方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引入地方债务经济增长因素,通过构建面板门限等计量模型对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化解债务风险能力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传统风险测度模型相比,基于改进后地方债务风险测度模型表现出了更高的精度。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处于可控状态,但是部分中西部地区债务风险相对比较突出。在适度地方债务规模下表现为正向经济增长效应,此时地方债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3）地方债务扩张在一定的规模内存在显着经济增长效应,当突破某一临界值可能诱发地方债务风险危机,为合理选择地方债务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地方债务经济增长与风险管理理论,建立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DSGE选择模型,以期能够有效分析地方债务内在运行机制,权衡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与债务规模临界值。并结合契约理论与结构化模型的优势,构建了基于经济增长和债务风险目标的地方债务规模优化模型,在一定地方债务规模下,充分利用地方债务促进经济效应,达到促增长、控风险的目标。本文在建模过程中从经济增长和债务风险双重视角下选择地方债务规模,避免单一从经济增长或债务风险视角考虑下选择地方债务规模的缺陷。通过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地方债务在一定的规模内的确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降低地方债务风险。且与经典地方债务规模选择模型相比,本文构建的地方债务规模选择模型的规模选择准确度与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构建的地方债务规模优化模型,以保增长、控风险为目标对地方债务规模进行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经济总收益,降低了地方债务违约概率。
曹张龙[8]（2020）在《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要素收入份额保持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滑明显,直到2007年达到39.7%的最低水平,虽然自2007年之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但到2017为止只有大约47%,这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劳动收入份额55%—65%的水平要低很多。根据投入产出理论,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主要取决于生产结构,生产结构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有密切关系,然而,在要素禀赋既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以相同的速度来提高每一种要素的效率,当技术进步对不同要素的效率产生非对称性影响时,技术进步便呈现出一定的偏向性,故其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有重要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多角度、系统分析我国技术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为:（1）本文首先分析了技术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理论机制,然后根据1978-2017年我国整体数据和省际数据,用三方程供给面系统估计了全国及省际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并以此测算了技术偏向指数,最后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分解法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偏向因素的作用和要素投入变动的作用。结果表明:（1）对于要素替代弹性,我国资本与劳动要素总体呈现互补关系;省际数据的估算结果表明,只有个别省份的资本劳动呈现替代关系。（2）对于技术偏向,从变化趋势看,1984年之前中国技术进步呈现劳动偏向特征,1984年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国技术进步呈现资本偏向特征,2008年之后技术进步呈现较弱的劳动偏向特征;从分地区特征来看,东部地区偏向资本的程度较小,中西部地区偏向资本的程度较大。（3）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分解看,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受要素投入变动因素和技术进步偏向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技术进步偏向因素是主导因素。（2）由于技术偏向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要改善劳动收入份额,必须要明确技术偏向的来源。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偏向的影响,然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与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这一影响。结果表明:要素相对价格扭曲对技术偏向存在显着的影响,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影响最小,中部地区影响较大,而西部地区影响最大;进一步通过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要素相对价格扭曲对技术偏向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要素与技术匹配度的双重门限效应,这种双重门限构成了要素与技术匹配度的合理区间,在要素与技术匹配度的合理区间内,要素相对价格扭曲的影响效应较弱,而在低于或高于要素匹配度合理范围,要素相对价格扭曲的影响效应较强。（3）除了要素价格扭曲之外,技术进步偏向有可能随着技术的扩散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产生空间扩散现象,故本文首先对技术偏向的空间扩散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然后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迁移模型（PSTR）对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如果要素禀赋不发生改变,技术进步偏向会随技术的空间扩散而产生扩散现象。但由于引进地区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这导致原有技术的要素偏向性在扩散过程中发生改变,故技术进步偏向的空间扩散呈现出显着的非线性特征。而且,当技术创新模式为适宜性创新模式时,引进地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较强,引进技术原有偏向性会发生较大改变,这时,其空间扩散效应较小;反之较大。（4）在人们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入的今天,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掌握情况和工作经验等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力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本文利用199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技术偏向对异质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通过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偏向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进一步通过联立方程组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整体上是负向,但是其最终主要不利于非技能劳动收入份额,而对技能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作用。产生这种非对称性影响的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偏向资本,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对增大,企业一方面更多地使用资本以替代非技能劳动,另一方面,为了让资本与技能劳动通过有效组合来安排生产,企业在更多使用资本的同时也更多地使用技能劳动,与此同时企业提高了技能劳动工资溢价,从而技术偏向对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非对称性影响。（5）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差异明显,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对解决中国要素收入分配失衡十分关键。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1996-2017年省际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了技术偏向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发现,从全国层面看,其不仅对本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分地区研究结果表明,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直接效应看,东、中部地区的负向效应明显大于西部地区;从间接效应看,中、西部地区的负向效应明显大于东部地区;从总效应看,东、中部地区的负向效应明显大于西部地区。
石凯[9]（2020）在《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许多研究文献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经济的过度虚拟化,2010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重塑美国工业的辉煌,然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2.8%进一步下滑至2016、2017年的11.74%和11.6%,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已恢复到危机爆发前水平。同样,中国也面临日益突出的“脱实向虚”、“重虚轻实”的窘迫局面,在实体经济增速低迷的同时虚拟经济却呈现出过度繁荣。2019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一次提到,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者“脱实向虚”。因此,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衡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2014年,在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中,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教授认为,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有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虚拟与实体的定义与统计刻画,二是两者的运行机制,三是两者良性互动的数量标准,四是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或者不足的理论模型检测。有鉴于此,本文以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分析为中心目标开展研究工作,拟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揭示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然后建立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系统核算指标体系,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实证探析两者之间的良性合理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做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第一,回顾和梳理了研究文献,把握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与发展,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关的理论,并归纳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为后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提出了将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纳入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拉姆齐（Ramsey）模型之中,在微观个体优化和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通过推导演绎和数值模拟,分析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为后文的测度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第三,以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MFS（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准则为指导,在科学性、统一性、层次性和可行性要求下,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三个层面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然后,依据公开数据资料和调研文献,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测算实践,并对虚拟经济核算的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第四,以机理分析得出的推论为指导,以指标体系的测算数据为基础,采用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统计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各构成成分的影响规律。第五,探寻和归纳了我国经济近些年来表现出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并选取成因的代理指标为自变量,经济虚拟化程度数据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第六,根据全文研究分析,对过度虚拟化发展问题的有效调控和治理,以及促进我国虚拟化进程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启示。本文的研究开展结合了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计量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分析到统计测度,再到实证研究,形成对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较为详细、系统的分析。创新之处重点体现在:首先,拓展并优化了现有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把虚拟化因素有效融合其中,取得了符合现实经济意义的解释效果;其次,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测度不是以单一、替代指标进行刻画,而是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实践测算;第三,将理论机理、统计测度数据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计量模型的设计和选择,探寻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作用规律,以及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合理界限。综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虚拟经济一词最初由我国学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为虚拟经济,迄今在涵义和范畴上仍存有许多分歧。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有,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特征,心理预期在虚拟经济价格决定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虚拟经济发展不足或者经济过度虚拟化发展,都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第二,通过纳入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的拉姆齐（Ramsey）模型,分析结论显示:在其它外生参数给定的条件下,资金转化实体投资效率提高,或者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降低,产出水平也会随之而上升;资金转化效率的改变,对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短期会受到虚拟经济“财富效应”的影响,但最终消费水平由产出水平决定。第三,虚拟经济的概念还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虚拟经济有关内容的准确测度还有很多困难。但是虚拟经济的核算可以在现行SNA、MF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等体系下进行融入归并,它可以对现行核算体系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完善和补充。本文设计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核算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践测算,结果显示,相比于一些代理度量指标,测度指标体系与相关概念、范畴更贴近,对经济现象的反映更详尽、系统。第四,通过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范围,数据测算来看,大致在者虚实规模之比1.4:1的位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才具有良性互动关系。其次,从资金流向角度来看,资金的“脱实向虚”程度提高对实体产出和实体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对消费的影响路径是一种近似先升后降的关系。实证结果有效验证了理论机理分析中得出的相关推论,从而使本文的结构体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五,就我国经济而言,近些年呈现的问题是虚拟化快速发展而导致虚实背离加剧的不均衡局面,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虚拟经济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支撑,金融和实体之间结构性的不匹配。实证结果表明,实体投资回报率下滑,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上升和结构性问题的恶化,将促进经济虚拟化发展和虚实偏离程度的加剧。虚拟经济有着与实体经济不同的运行规律,脱离实体需求的自我循环特征极易导致过度虚拟化的产生,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自其概念一提出以来就和危机联系紧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虚拟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危机的重复性发生,告诫我们离认清经济规律的本质还有很长的距离。通过本文研究,带来的建议和启示是:要正确认识经济虚拟化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充分完善相关理论研究,建立健全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深入探析“脱实向虚”的经济根源,从而才能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一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后续的研究是关注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建立监测指标体系,为经济虚拟化的过度膨胀导致危机产生的可能提供预警参考。
孙晔[10]（2019）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1.9%。按照国际通行的判断准则,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行列。不同于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背景,“未富先老”的经济特征和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迫使我国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时面临重大的挑战。其中,收入不平等势必也会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逐渐增加而有所改变。现有考察我国收入不平等成因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大多将其归咎于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政策造成的影响,但却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由于经济人口的异质性构成,在不同群体的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有所不同。由此可以推断,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领域中的收入不平等结构发生改变。一方面,老龄化意味着不同年龄群体的相对人口规模构成发生变化,这势必会改变不同年龄组的收入差异程度,从而影响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经济年龄组获取收入的渠道,老年群体获取收入的渠道主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而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备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也会影响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甚至加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如果忽略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变迁现实,则很有可能高估体制或制度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同时也忽略了人口结构转变对收入结构影响的政策含义。本文根据人口转变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收入分配相关理论,沿着“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检验趋势特征→构建机制模型→验证作用机制→得出论文结论”这一基本研究思路。在梳理了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后,基于年龄结构因素和行为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路径进行分析;其次,选取WIND数据库的基尼系数原数据和老龄化数据,构造时变协整模型来考察人口老龄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长期关系是否稳定,第三,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微观数据对收入不平等进行方程分解,以期考察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在组内和组间效应。最后,在充分考虑微观家庭的异质性基础上,采用门限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一步分析老龄化对收入差距的传导路径,检验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并分别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检验经济行为要素和非经济行为要素在其中的传导效应。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采用面板模型、时变协整检验、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和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最终得出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时变的协整关系,且发现具体的时间断点是1999年。这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长期稳定关联机制在1999年前后发生了显着变化。尽管协整向量在样本区间内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但无论是顶部老龄化,还是底部老龄化均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显着的影响。此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影响特征。进一步而言,在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的群体中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均小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影响效果。在利用统计工具发现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着显着的相关关系后,通过方差分解结果发现,年龄越大和出生组越靠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越大。这主要是因为年龄组累积不平等、累积行为差异,以及家庭初始资本的异质性。人口结构、出生组效应、年龄效应对收入不平等变化具有重要解释能力。其中,老龄化仍然是促使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回报的时变差异对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在剔除教育因素地对收入的影响后,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仍有近20%的贡献率。家庭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无论是从劳动力市场还是资本市场的角度,老龄化都通过作用微观家庭的储蓄、借贷等经济行为对家庭收入产生影响。老年家庭和青年家庭的不同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差异同样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首先,应充分重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次,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要兼顾当前人口老龄化社会背景,经济环境以及地区差异;再次,应在教育上设计更为均衡的发展策略;最后,继续营造“孝文化”氛围,减少“资历歧视”,构建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
二、关于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的参数估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的参数估计（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6.1 概念界定 |
| 1.6.2 相关说明 |
| 2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 5.3 本章小结 |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 2.1.3 AK模型 |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 致谢 |
（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 一、人口经济相关理论 |
| 二、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三、其它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人口老龄化空间问题及影响因素研究 |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内涵 |
| 一、人口老龄化 |
| 二、区域经济增长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
|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三、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 |
| 一、门槛效应 |
| 二、空间溢出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经济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的演变特征 |
| 一、经济增长阶段性明显 |
| 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显着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演变特征 |
| 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 |
| 二、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明显 |
| 三、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显着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现实依据 |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分析流程与模型构建 |
| 一、中介效应分析流程 |
| 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一、变量解释与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一、劳动力供给 |
| 二、居民消费水平 |
| 三、居民储蓄水平 |
| 四、人力资本积累 |
| 五、科技创新能力 |
| 六、产业结构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非线性关系拟合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第一节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 二、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 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一、全国层面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层面结果分析 |
| 三、城乡层面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特征分析 |
| 一、中介性 |
| 二、动态性 |
| 三、开放性 |
| 四、空间性 |
| 五、反馈性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剖析 |
| 一、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减速效应” |
| 二、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加速效应”不稳定 |
| 三、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 |
| 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地区差异明显 |
| 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一、调节劳动力供给和消费水平,缓解老龄化的“减速效应” |
| 二、加大科教和老龄产业支持力度,稳定老龄化的“加速效应” |
| 三、搭建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激发老龄化的“正向溢出” |
| 四、实施差异化的人口和经济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
| 五、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地区均衡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环境污染 |
| 1.2.2 金融发展 |
| 1.2.3 技术创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研究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1.1 环境污染的理论研究 |
| 2.1.2 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金融发展影响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2.1 计量分析视角的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 |
| 2.2.2 环境监管视角的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 |
| 2.2.3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 |
| 2.2.4 绿色金融与环境污染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3.1 计量分析视角的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 |
| 2.3.2 环境规制视角的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 |
| 2.3.3 低碳技术与环境污染 |
| 2.3.4 文献评述 |
| 2.4 现有文献研究不足 |
| 第三章 微观视角的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污染的博弈分析 |
| 3.1 模型设立 |
| 3.2 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对企业环保策略的影响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策略的影响分析 |
| 3.2.2 技术创新对企业环保策略的影响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宏观视角的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污染的博弈分析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演化博弈的定义 |
| 4.1.2 概念关系分析 |
| 4.2 模型设立 |
| 4.3 企业和社会的演化路径及稳定策略 |
| 4.3.1 企业的演化趋势分析 |
| 4.3.2 社会的演化博弈趋势分析 |
| 4.3.3 企业和社会的演化稳定分析 |
| 4.4 影响仿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 |
| 5.1 影响机制 |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环境污染指数的构建 |
| 5.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回归结果分析 |
| 5.3.2 分地区的回归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间接影响 |
| 6.1 模型与方法 |
| 6.1.1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 |
| 6.1.2 非线性检验与模型参数估计 |
| 6.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非线性检验 |
| 6.3.2 模型回归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影响 |
| 7.1 模型与方法 |
| 7.1.1 空间相关性的检验 |
| 7.1.2 静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
| 7.2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构建 |
| 7.3 模型回归结果 |
| 7.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2 实证结果 |
| 7.3.3 拓展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文献回顾 |
| 1.3.1 杠杆率阈值 |
| 1.3.2 信贷市场中的金融摩擦 |
| 1.3.3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
| 1.3.4 关于三个方面文献的总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1.6 论文结构 |
| 2. 中国经济杠杆率的比较与评估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发展演变 |
| 2.2.1 非金融部门杠杆率 |
| 2.2.2 家庭部门杠杆率 |
| 2.2.3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 |
| 2.2.4 政府部门杠杆率 |
| 2.3 中国债务和杠杆率的国际比较分析 |
| 2.3.1 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2.3.2 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2.4 中国经济长期均衡杠杆率的测度与评估 |
| 2.4.1 杠杆率阈值的经济含义与作用 |
| 2.4.2 宏观杠杆率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
| 2.4.3 描述性统计、参数估计与相关检验 |
| 2.4.4 长期均衡杠杆率测度 |
| 2.5 本章小结 |
| 3. 债务杠杆率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基于TVP-SV-SVAR模型的分析 |
| 3.1 引言 |
| 3.2 变量选择、数据处理和模型构造 |
| 3.2.1 变量选择和指标说明 |
| 3.2.2 数据处理与单位根检验 |
| 3.2.3 模型设定、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 |
| 3.3 不同时点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 3.3.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 3.3.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 3.3.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 3.4 不同滞后期债务杠杆冲击的非线性和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宏观杠杆率的情况 |
| 3.4.2 政府杠杆率的情况 |
| 3.4.3 家庭杠杆率的情况 |
| 3.4.4 企业杠杆率的情况 |
| 3.5 本章小结 |
| 4. 高杠杆经济运行模式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 |
| 4.2.1 家庭部门 |
| 4.2.2 非金融企业部门 |
| 4.2.3 金融部门 |
| 4.2.4 国际贸易部门 |
| 4.2.5 政府部门 |
| 4.2.6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 4.2.7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 4.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 4.3.1 稳态值 |
| 4.3.2 参数校准 |
| 4.4 高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波动性和社会福利的比较分析 |
| 4.5 高杠杆与低杠杆稳态下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 4.5.1 来自家庭部门的冲击 |
| 4.5.2 来自企业部门的冲击 |
| 4.5.3 来自政府部门的冲击 |
| 4.5.4 来自国际部门的冲击 |
| 4.6 本章小结 |
| 5.破解高杠杆陷阱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基于DSGE模型的政策模拟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DSGE模型 |
| 5.2.1 家庭部门 |
| 5.2.2 非金融企业部门:上游国有企业 |
| 5.2.3 非金融企业部门:下游民营企业 |
| 5.2.4 金融部门 |
| 5.2.5 国际贸易部门 |
| 5.2.6 投资和零售 |
| 5.2.7 政府部门 |
| 5.2.8 市场出清与外生冲击 |
| 5.2.9 均衡条件与模型求解 |
| 5.3 稳态值求解与参数校准 |
| 5.3.1 稳态值与杠杆率税的稳态含义 |
| 5.3.2 参数校准 |
| 5.4 主要变量波动性与福利水平的比较分析 |
| 5.5 主要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的比较分析 |
| 5.5.1 生产率冲击 |
| 5.5.2 通货膨胀冲击 |
| 5.6 货币政策与需求端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研究 |
| 5.7 本章小结 |
| 6. 全文总结、建议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附录2 参数估计值 |
| 附录3 稳态和稳态值 |
| 附录4 滚动窗口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研究：机理、事实与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特色 |
| 1.4.1 研究选题创新 |
| 1.4.2 研究视角创新 |
| 1.4.3 数据应用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
| 2.1.2 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 2.2.1 旅游业 |
| 2.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 2.2.3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算: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 3.1 测算方法设计 |
| 3.1.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体系:基于多源数据 |
| 3.1.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 |
| 3.2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3.2.1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
| 3.2.2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分析 |
| 3.2.3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
| 3.3 本章主要结论 |
| 第4章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基本分析 |
| 4.1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机理分析 |
| 4.1.1 旅游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 |
| 4.1.2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空间溢出的机理 |
| 4.1.3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非线性的机理 |
| 4.2 旅游业与绿色发展关系的探索性分析 |
| 4.2.1 一个直观感性认识 |
| 4.2.2 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3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相关分析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3.3 估计结果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旅游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分析 |
| 4.4.1 旅游业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 |
| 4.4.2 旅游业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5 本章主要结论 |
| 第5章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空间视角 |
| 5.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1.1 空间权重矩阵设置 |
| 5.1.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2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空间溢出 |
| 5.2.1 面板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与选择 |
| 5.2.2 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
| 5.2.3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5.3 本章主要结论 |
| 第6章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非线性视角 |
| 6.1 变量选取与非线性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变量选取 |
| 6.1.3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构建 |
| 6.2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平滑转换机制 |
| 6.2.1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估计前测 |
| 6.2.2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
| 6.2.3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非线性特征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稳健性检验Ⅰ:基于面板门槛模型 |
| 6.3.2 稳健性检验Ⅱ:一个拓展性研究 |
| 6.4 本章主要结论 |
| 第7章 主要结论和研究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1.1 中国GTFP增长呈现“单一源泉”和“中部塌陷”特征 |
| 7.1.2 中国旅游业能够显着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
| 7.1.3 旅游业对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特征 |
| 7.1.4 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放大器” |
| 7.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7.2.1 将旅游业作为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
| 7.2.2 强化旅游业对区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机制 |
| 7.2.3 推动“城旅融合”充分释放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 |
| 7.2.4 促进旅游业“增量”“提质”与目的地自身发展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机制路径的检验 |
| 7.3.2 多种异质性下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考察 |
| 7.3.3 丰富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的适用情景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绿色技术效率与绿色技术进步测算结果 |
| 附录2:绿色技术效率与绿色技术进步空间自相关检验 |
| 附录3:绿色技术效率、绿色技术进步与旅游业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 |
| 附录4:多源遥感影像处理过程 |
| 附录5: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及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保增长和控风险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5.1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评价 |
| 1.5.2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 |
| 1.5.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
| 1.5.4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与配置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理论和方法 |
| 2.1 地方政府债务基本概念 |
| 2.2 本论文理论基础 |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路径依赖理论 |
| 2.2.3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理论 |
| 2.3 本论文相关方法 |
| 2.3.1 DEA效率评估方法 |
| 2.3.2 空间计量方法 |
| 2.3.3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3.1 引言 |
| 3.2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
| 3.2.1 三阶段DEA- Bootstrap模型构建 |
| 3.2.2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面板门限模型构建 |
| 3.3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评价实证分析 |
| 3.3.1 地方政府债务效率评价指标选取 |
| 3.3.2 数据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3 地方债务使用效率评价结果分析 |
| 3.3.4 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面板门限模型结果分析 |
| 3.4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构建 |
| 3.4.1 地方政府债务动态博弈模型建立 |
| 3.4.2 地方政府债务博弈数值模拟分析 |
| 3.4.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3.5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
| 3.5.1 数据选取及变量处理 |
| 3.5.2 地方政府债务空间效应检验 |
| 3.5.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增长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计量模型构建 |
| 4.2.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度修正KMV模型构建 |
| 4.2.2 地方债务风险空间溢出计量模型构建 |
| 4.2.3 考虑经济增长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计量模型构建 |
| 4.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度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地方债务风险测度数据来源和指标预处理 |
| 4.3.2 地方政府债务偿债能力预测 |
| 4.3.3 地方政府债务KMV模型参数估计 |
| 4.3.4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测度 |
| 4.3.5 地方政府债务安全规模测度 |
| 4.3.6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4 地方债务经济增长效应化解债务风险能力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作用检验 |
| 4.4.3 经济增长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门限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增长与风险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与优化配置研究 |
| 5.1 引言 |
| 5.2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基于DSGE模型分析 |
| 5.2.1 地方政府债务DSGE模型构建 |
| 5.2.2 DSGE模型参数校准 |
| 5.2.3 数值模拟分析与地方债务规模选择 |
| 5.3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配置与优化分析 |
| 5.3.1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配置与优化模型构建 |
| 5.3.2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配置与优化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8）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与度量 |
| 2.2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及测算 |
| 2.3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相关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测度及其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 |
| 3.1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分解 |
| 3.2 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 |
| 3.3 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及其门限效应研究 |
| 4.1 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进步偏向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 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及要素价格扭曲测算 |
| 4.3 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
| 4.4 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技术进步偏向影响的门限效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 5.1 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理论分析 |
| 5.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 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异质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
| 6.1 技术进步偏向对异质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 |
| 6.2 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构建 |
| 6.3 技术进步偏向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回归分析 |
| 6.4 技术进步偏向对异质性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
| 7.1 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价值 |
| 1.2.1 学术价值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目标、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难点问题与可能的创新 |
| 1.5.1 难点问题 |
| 1.5.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虚拟经济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 2.1.1 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
| 2.1.2 虚拟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
| 2.1.3 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研究 |
| 2.1.4 虚拟经济测度的相关研究 |
| 2.2 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实体经济理论回顾 |
| 2.2.2 实体经济测度综述 |
| 2.3 经济虚拟化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1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基础 |
| 2.3.2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 |
| 2.3.3 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发展,经济呈现虚拟化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3.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经济循环系统中虚拟化现象的描述 |
| 3.3 宏观理论模型下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3.1 宏观模型的选择与基本设计 |
| 3.3.2 模型的求解 |
| 3.3.3 均衡状态分析 |
| 3.3.4 虚拟化程度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 |
| 3.3.5 关于机理分析的几点启示 |
| 3.4 数值估算与模拟分析 |
| 3.4.1 生产、消费函数的选择与动态方程的具体形式 |
| 3.4.2 参数取值与说明 |
| 3.4.3 数值估算与模拟 |
| 3.5 本章小结 |
| 4.经济虚拟化统计测度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文献中虚拟化度量的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
| 4.1.1 单一指标 |
| 4.1.2 多指标 |
| 4.1.3 虚拟变量 |
| 4.1.4 建立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想 |
| 4.2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理论探讨 |
| 4.2.1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再到虚拟化 |
| 4.2.2 从国民经济核算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
| 4.2.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要点概念归纳 |
| 4.3 虚拟化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构成分析 |
| 4.3.1 虚拟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2 实体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5.虚拟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
| 5.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1.1 准则依据 |
| 5.1.2 测度体系构建和统计指标选取的原则 |
| 5.2 测度指标体系的设立 |
| 5.2.1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虚拟经济测度体系 |
| 5.2.3 实体经济测度体系 |
| 5.2.4 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测度体系 |
| 5.3 指标体系的测算实践 |
| 5.3.1 测算实践的难点说明 |
| 5.3.2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3 实体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4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实践 |
| 5.3.5 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的测度实践 |
| 5.4 本章小结与展望 |
| 5.4.1 本章小结 |
| 5.4.2 关于虚拟经济核算研究的展望与探索 |
| 6.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与阻碍论 |
| 6.1.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 |
| 6.1.2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论 |
| 6.2 实证研究综述与存在问题分析 |
| 6.2.1 现有实证研究综述 |
| 6.2.2 现有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
| 6.3 实证模型选择与设计 |
| 6.3.1 非参数和半参数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3.2 门限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4 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证分析所要论证的主要结论归纳 |
| 6.4.2 数据整理与基本描述 |
| 6.4.3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4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5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消费的影响 |
| 6.4.6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投资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思考 |
| 7.1 我国经济虚拟化与实体非均衡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 |
| 7.1.1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 |
| 7.1.2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
| 7.1.3 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结构性问题 |
| 7.2 虚实发展失衡与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验证 |
| 7.2.1 对各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
| 7.2.2 对残差项的进一步拟合 |
| 7.3 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
| 7.4 本章小结 |
| 8.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全文主要结论归纳 |
| 8.2 建议与启示 |
| 8.3 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3.1 存在的不足 |
| 8.3.2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人口老龄化及界定标准 |
| 二、收入不平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人口转变理论 |
| 二、生命周期假说 |
| 三、收入分配理论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现状及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发展现状 |
|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
| 二、收入不平等现状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时变特征 |
| 一、时变特征 |
| 二、时变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城乡差异 |
| 一、城乡差异特征 |
| 二、城乡差异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理论机制构建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结构性分析 |
| 一、组间效应分析 |
| 二、组内效应分析 |
| 三、年龄效应分析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行为因素分析 |
| 一、家庭经济行为 |
| 二、社会非经济行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检验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时变效应 |
|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
| 二、我国收入不平等与老龄化的时变协整检验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因果关系检验 |
| 一、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的构建 |
| 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与收入不平等的脉冲响应分析 |
| 一、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STVAR)的构建 |
| 二、非线性关联机制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分析 |
| 第四节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面板数据分析 |
| 一、模型选择与数据处理 |
| 二、总体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三、空间效应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性影响 |
| 第一节 收入不平等的组群效应分解 |
| 一、分组样本统计 |
|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预处理 |
| 三、收入不平等程度度量及效应分解 |
| 第二节 收入不平等组群效应的方差分解 |
| 一、O-S分解介绍与改进 |
| 二、改进后的O-S分解结果 |
| 第三节 剔除教育因素的方差分解 |
| 一、教育因素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性识别 |
| 二、方差分解 |
| 第四节 剔除非线性教育因素的方差分解 |
| 一、教育因素与收入非线性关系判别 |
| 二、方差分解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行为因素影响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因素分析 |
| 一、变量与数据选择 |
| 二、基于门限模型的经济行为因素分析 |
| 三、城乡经济行为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非经济行为因素分析 |
| 一、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测度非经济行为因素 |
| 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测度非经济行为因素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四、关于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的参数估计（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吴媛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D]. 高复阳.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3)
- [5]高杠杆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D]. 刘震.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应研究：机理、事实与特征[D]. 童昀. 湖北大学, 2020(02)
- [7]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选择及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保增长和控风险视角[D]. 赵如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20(10)
- [8]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D]. 曹张龙. 吉林大学, 2020(08)
- [9]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D]. 石凯.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D]. 孙晔.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