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物质产品的“短缺”,正在向服务类产品,特别是精神文化的消费服务类产品的“短缺”转移。我国经过20多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后,文化市场日益扩展,正在从计划向市场转移。成功加入WTO后,在经济领域我国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文化领域市场开放的时间表也已经被WTO协议所设定。正是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目前谈论以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这类话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十七大报告中,“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创造活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权益”、“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群”等新名词频频闪现。这些新名词体现了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专家们认为,十七大报告关于文化的论述新意迭出,许多提法的首次出现令人耳目一新,而其中“文化软实力”一词更是成为讨论的焦点。“‘文化软实力’是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体现了党中央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文化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说,“可以看出来,在国家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文化的地位越来越高。”他认为,这既是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人民文化需求日益强烈的要求。在我国文化产业面临转型契机之时,社会生活中一些衍生现象悄然而生。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传媒,在文化改制的口号中,不加区别的大肆商业化,以娱乐的名义,为求争夺大众市场份额,节目质量日益同质化,庸俗化。由此,一个新的名词诞生——“泛娱乐化”。它的出现标志了中国文化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变。在这种娱乐文化中,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快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描述,“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纪,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着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急弯’。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一代乾隆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小生,楚汉的金戈铁马被写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秦始皇登基成了现代人跨越时空后的阴差阳错。文化文本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就是一种游戏文本。在这种封闭的游戏文本中,一切现实矛盾都被转化为一种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验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矛盾。在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中,当那个早就为观众预备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以后,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有志者事竟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偏偏而至,随着永恒正义的恢复,叙事游戏也就吹响了暂停的哨声。受众失去了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对文化产品的观看已经不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仅仅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行为。在大众传媒极力的配合“炒作”下,人们开始在媒体的娱乐狂潮中投射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实现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在那些虚幻故事的生与死,情与爱,沉与浮之中释放着他们被抑制的潜意识,满足着与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的弗洛伊德所谓的“快乐原则”。“开心就好”,“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成为了现在娱乐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目的。与此同时,大众的娱乐文化正从一种审美文化向文化工业转变。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传统媒介结合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愈加熟练,在依赖于高技术条件下的工业产品,像电影拷贝,CD盘,激光视盘、电脑光盘等,以一种无限的摹本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这意味着文化产品不再是个体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工业生产的结果,从策划、投资、制作宣传、发行,进入实际消费,文化产品都被作为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进入了文化市场。电影厂、出版社率先从事业化转向了企业化。接着,许多报纸、刊物和新闻业也开始自负盈亏,电视台的广告收入逐渐成为支持其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于是,经济效益、利润成了衡量文化产品的重要参数。因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现象不再把作品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作为理想,而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作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目的。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文化业受到商业投机行为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者韵味性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大众传媒及其文化的消极影响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传播领域,对于教育,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教育已经发出了严峻的挑战,它们对现实的歪曲反映影响到青少年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它们表现方式的模式化影响了青少年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它们平庸的通俗性降低了青少年的艺术鉴赏力和审美能力。总之,无论是接受“泛娱乐化”,为它的存在辩护,或是拒绝它,反对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个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当代文化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它泥沙俱下,扑面而来,冲击着我们的传统,向我们过去所坚信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向我们的教育、艺术乃至整个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到依附于高科技媒介力量的大众文化居然有如此之强大的力量,它可以颠倒众生,造成巨大挑战;那么它是否也具有固本培元的神奇功效,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呢?大众传媒的工具性意义已不言而喻,它既可以在追求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迎合低俗;也可以在各方监管下作为大众教育的一条新路径,服务大众。当然,我们不是把对高雅文化,精英艺术的要求强加于大众文化,也不是要求大众传媒忽视自身特点和竞争环境全部献身公益,拒绝盈利。而是希望大众传媒能强化和提升精神动力,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意味着价值目标的重组与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影响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提升精神动力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的受众变得越来越相似。全球传播的结果,往往会消解原先文化价值判断的差别,甚至改变或是取代原有的文化价值判断。大众传播的全球化也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以光速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并可能辐射到世界每个角落。这是一个传媒的契机,这是一个文化的契机,这是一个国家的契机。本文将在全球视野下结合我国“文化战略性缺失”的现状,探讨我国文化改制的实质意义和未来方向以及我国传媒在文化转型期的困惑,着重对大众传媒“泛娱乐化”现象以及它对我国青少年各方面的影响等加以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关于将大众传播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等问题加以综合研究,目前在国内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文化改制方面的问题更多显见于一些政策性的报告文件,而近来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文化衍生现象——泛娱乐化,尚为研究冷点,仅有一些杂谈,点评类的文章鲜见于各类报刊杂志或网络。相关的文章,观点更加少有将其与教育层面的理论研究相联系,或者分析得不全面、不透彻,不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本文在总结和借鉴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传媒泛娱乐化现象对我国青少年教育的影响及对策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和实践上的把握,结合社会热点事件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努力探求文化、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适应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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