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在华传教活动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毕德辉,知识精英,公共卫生运动,卫生传教
在华传教活动论文文献综述
牛桂晓[1]（2019）在《美国传教士毕德辉在华卫生传教活动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美国传教士毕德辉是近代中国着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他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为进一步拓展传教的途径,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公共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毕德辉以公共卫生为媒介,与知识精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不仅引起了官绅对公共卫生的注意,也为传教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但是,毕德辉的卫生传教策略,也受到了外界的质疑,这使得毕德辉的传教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本文来源于《宗教学研究》期刊2019年02期）
张大兴[2]（2019）在《试论日本天理教及其在华传教活动》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天理教是由中山美伎于1838年创立的一个新兴宗教,与同一时期的黑住教、金光教并称为“幕末叁大新宗教”。在“幕末维新”的社会剧烈动荡、变革时期,中山美伎所创立的天理教打破了日本以往的宗教——神道、佛教的思想束缚,反对来世信仰,倡导人们追求现世利益;反对权力与压迫,倡导平等与博爱。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天理教将“拯救世界一列众生”作为其终极目标,为实现“生机勃勃的康乐生活”而积极地开展传教活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为了树立起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维护天皇的统制,将神道教确立为国教,树立起“尊皇、爱国、敬神”的国民道德准则,加大了对民众生活、思想的控制与教化,对“非国家主义”展开了严厉地打击与压迫。1896年,内务省发布了针对天理教会的取缔训令,其在日本本土的发展一时陷入停滞。为了摆脱这一颓势,天理教开始尝试开辟海外传教地,并陆续在中国的台湾、东北地区建立教会,就此拉开了天理教海外传教的序幕。在其教祖中山美伎过世后,教团放弃了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对立,经过对教义的多次修改,获得了“教派神道”的独立资格,成为了合法宗教,最终融入了日本政府的“国民教化”路线。一战以后,亚洲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主义”思想在教内勃发,通过“原典解读运动”将日本粉饰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拯救者”,为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其自身的殖民地传教提供了宗教上的思想依据。另一方面,日本在华利益的扩大,也为天理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保障,天理教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形成,在华传教成为了天理教主要“事业”,传教对象也有在华日本人转变为面向中国人传教。为此,天理教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语言学校以培养海外传教人才。但是,在对中国人进行传教的过程中,虽然天理教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中日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天理教在华的传教活动还是极为困难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天理教为进一步的得到日本军方及政府的支持,权力配合其在中国所推行的侵略政策,其在华传教的方式也有了进一步扩展。在日军的占领区域,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教团创办了大量的日语学校,意图借助日本在中国的“宣抚工作”吸收信徒。在东北地区,天理教则进行了“满洲天理村”的建设,计划将天理教徒移民至中国东北地区,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传教活动。(本文来源于《苏州科技大学》期刊2019-06-01）
傅政[3]（2018）在《19—20世纪英国伦敦会在华传教活动》一文中研究指出19世纪,英国基督教布道会是新教在全球传教的主力,伦敦会是其中之一。伦敦会是教徒发起的组织,不分教派,经费自筹,管理严格。伦敦会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间,以办教育和医疗,从事文化活动为先导,传播基督教义,大量雇佣中国教职人员,影响广泛。伦敦会赞成基督教本土化,支持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国力衰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教传播的主角。(本文来源于《经济社会史评论》期刊2018年01期）
栾晓光[4]（2011）在《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1840-1900）》一文中研究指出基督教,在中国单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时由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派,故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教来华传教的擎端;但较之植根于中国已达二个半世纪之久的天主教来说,当时的新教毕竟是初来者,由于恰逢晚清政府的闭关和禁教政策,其影响力及活动范围仅限于澳门、广州等地。但自此开始直至20世纪初新教在华活动明显北移,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早其200多年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会。史学界有些学者将此称为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现象,笔者谨围绕北移问题作一探析。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研。首先,对“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这一问题的提出”的科学性进行探讨。其次,对新教在华活动出现北移现象的原因从基础性原因、深层次原因、历史性原因和一般性原因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再次,重点研究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的两个重要阶段。北移现象主要表现在1840——1900年时段,就其特点而言可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至为1840——1860年,特点是新教凭借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签订的《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条款,将活动由澳门、广州一隅扩展到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并形成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格局。第二阶段大至为1860——1900年,特点是新教凭借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条款,进一步北移蔓延至全中国。同时更深地涉足晚清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成了以上海为活动中心,以北京为工作重心的格局。至于1807——1840年这一阶段新教在华的活动,由于基本囿于澳门、广州一隅,尚无法北移,至多只能称为北移的前期。而1900年以后,因新教在之前已取得在中国各地传教的权力,因而不再明显表现北移的特征。最后,探讨新教在华活动北移的活动中心与活动重心问题(本文来源于《江西师范大学》期刊2011-06-01）
李浩,栾晓光[5]（2010）在《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基督教,在中国单指新教,又称耶稣教,它是16世纪时由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派,故称新教,以示与天主教旧教的区别。①"新教的创始人是德国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启了新教来华传(本文来源于《南方文物》期刊2010年03期）
范小梅[6]（2008）在《对晚清时期西方在华传教活动的教育学解读》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西方来华传教活动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即明末清初基督教进入中国传教,其影响是最为深远的。由于这次传教活动与西方侵华势力基本上是同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学界对此褒贬不一,文章仅从教育学的视角解读这一活动在我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意义及其价值。(本文来源于《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08年10期）
韩清波[7]（2008）在《传教医生雒魏林在华活动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雒魏林(1811-1896)是鸦片战争前较早到达中国的传教医生,1838年奉伦敦传教会之命前来中国。在华期间,他主要在澳门、上海等地活动,时间长达20年。一开始在澳门、广州传教施医,从事医务传教活动。鸦片战争期间,在舟山开设医院。1844年,在上海创立第一家西医医院,1857年底回国。1861年以英使馆医师名义再度来华,在北京活动了叁年。医务传教是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进行宗教传播的重要方式,传教医生是当时来华传教士中的重要群体。论文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雒魏林在华活动的论述,对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进行评价。论文主要分为叁部分。首先对近代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形成的背景和初步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接着介绍了雒魏林在华的医务传教活动及一些政治活动,又分析了他对当时中医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在华活动的二十多年中,雒魏林在从事医务传教的同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他在早期来华传教医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08-06-01）
张硕[8]（2007）在《花之安在华传教活动及其思想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是德国传教士,19世纪着名的汉学家。他于1864年来华,1899年病逝于山东青岛。他在中国的主要活动是研究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古籍及风俗习惯等。其一生撰写了十多部重要的中文着作,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人物之一。但目前关于他的研究大多仅停留在介绍层面,尚无专着问世。本文试图在研究花之安几部主要着作的基础上,考察、分析、解释近代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尽可能对花之安的传教思想做较全面、深入的探究。厘为四章:第一章:介绍花之安的生平及着述。包括叁个主要时期。一是东莞时期:其来华之初,在虎门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在神学院教书。其间研究中国古籍和《圣经》并着书,并在东莞以门诊行医的方式接触当地人。为帮助解决中国落后的问题,他提出以教育发展中国的建议,撰写了《德国学校论略》、《教化议》和《自西徂东》,在当时影响甚巨。二是上海时期:受1890年于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委托,他计划用中文撰写一部评论中国经书的着作,计划成书五卷。第一、二卷是对中国经书伦理的评论;第叁卷是对中国文学的评论;第四卷是有关中国与西方历史之对比;第五卷讲述中国今日之要务。但直到他离世,本书仍未终稿。此书取名《经学不厌精》,其中第一、二卷为《十叁经考证》(完成于1896年)。主要对象是中国“经典”的初学者,是外国来华初学中国“经典”者的入门书。颇类似于中国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叁是青岛时期:花之安自上海起开始研究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但因其过世而未能全部完成。后由安保罗和顾仲涵整理并出版,名为《经学不厌精遗编》。第二章:“求新声于异邦”,谈的是花之安的世界观。本章从天、地、人叁个角度展开,即花之安的天伦观、地伦观和人伦观。在所着《天伦》中他谈到了上帝是谁;论述《地伦》时,在与人相关的立场上提到地宝的问题;在《人伦》里,他谈到了人当如何管理万物。与一般人的观点不同,花之安的世界观注重于经世致用方面。为了更好地传教,避免发生教案,他极力倡导“孔子加耶稣”的策略。其较深的汉学素养,使其在传教活动以及对中国诸多问题的思考方面显得较为深刻,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叁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要论述了花之安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识及对儒释道、风水等的看法。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中国古典作品、哲学思想、音乐理论和中国植物学等方面。本文以《十叁经考证》为代表,通过疏证分析,客观评价了作为汉学家的花之安。第四章:“聊尽友直之心”。着重介绍了花之安面对当时中国面临和存在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其有关中国富强等社会制度的构想,即花之安之政治、经济、教育思想。他有复古,即封建的政治思想,冀望通过教育来发展经济。结论:花之安的“孔子加耶稣”,是对基督教普世化的早期努力,也是儒学文化“全球化”的最初尝试。他为西方了解中国及中国学习西方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汉学家花之安”的名字。(本文来源于《北京大学》期刊2007-11-01）
杨佳智[9]（2006）在《郭实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在19世纪进入中国的诸多传教士当中,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郭实腊是被作为先驱者相提并论的。与其他传教士相比,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是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考量,他都不可被忽略。各种差会、各个国家传教士、各种形态的传教活动,如办报、翻译、着述、办学、军事,他全部(本文来源于《“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期刊2006-11-01）
赵玉华,刘凌霄[10]（2003）在《清末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异同》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以法国和美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例,选取几个不同角度考察了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异同,认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所导致的不同属性是二者在华活动特点的最深刻导因。(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03年01期）
在华传教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日本天理教是由中山美伎于1838年创立的一个新兴宗教,与同一时期的黑住教、金光教并称为“幕末叁大新宗教”。在“幕末维新”的社会剧烈动荡、变革时期,中山美伎所创立的天理教打破了日本以往的宗教——神道、佛教的思想束缚,反对来世信仰,倡导人们追求现世利益;反对权力与压迫,倡导平等与博爱。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天理教将“拯救世界一列众生”作为其终极目标,为实现“生机勃勃的康乐生活”而积极地开展传教活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为了树立起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维护天皇的统制,将神道教确立为国教,树立起“尊皇、爱国、敬神”的国民道德准则,加大了对民众生活、思想的控制与教化,对“非国家主义”展开了严厉地打击与压迫。1896年,内务省发布了针对天理教会的取缔训令,其在日本本土的发展一时陷入停滞。为了摆脱这一颓势,天理教开始尝试开辟海外传教地,并陆续在中国的台湾、东北地区建立教会,就此拉开了天理教海外传教的序幕。在其教祖中山美伎过世后,教团放弃了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对立,经过对教义的多次修改,获得了“教派神道”的独立资格,成为了合法宗教,最终融入了日本政府的“国民教化”路线。一战以后,亚洲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主义”思想在教内勃发,通过“原典解读运动”将日本粉饰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拯救者”,为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其自身的殖民地传教提供了宗教上的思想依据。另一方面,日本在华利益的扩大,也为天理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保障,天理教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形成,在华传教成为了天理教主要“事业”,传教对象也有在华日本人转变为面向中国人传教。为此,天理教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语言学校以培养海外传教人才。但是,在对中国人进行传教的过程中,虽然天理教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中日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天理教在华的传教活动还是极为困难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天理教为进一步的得到日本军方及政府的支持,权力配合其在中国所推行的侵略政策,其在华传教的方式也有了进一步扩展。在日军的占领区域,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教团创办了大量的日语学校,意图借助日本在中国的“宣抚工作”吸收信徒。在东北地区,天理教则进行了“满洲天理村”的建设,计划将天理教徒移民至中国东北地区,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传教活动。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在华传教活动论文参考文献
[1].牛桂晓.美国传教士毕德辉在华卫生传教活动探析[J].宗教学研究.2019
[2].张大兴.试论日本天理教及其在华传教活动[D].苏州科技大学.2019
[3].傅政.19—20世纪英国伦敦会在华传教活动[J].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
[4].栾晓光.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1840-1900）[D].江西师范大学.2011
[5].李浩,栾晓光.新教在华传教活动北移探析[J].南方文物.2010
[6].范小梅.对晚清时期西方在华传教活动的教育学解读[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7].韩清波.传教医生雒魏林在华活动研究[D].浙江大学.2008
[8].张硕.花之安在华传教活动及其思想研究[D].北京大学.2007
[9].杨佳智.郭实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C].“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
[10].赵玉华,刘凌霄.清末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异同[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